前引
建安四年六月（199年），官拜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军政的袁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攻许都，讨伐曹操。
汉末三国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官渡之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战役的结果无需赘言，曹操以少胜多赢得胜利，奠定了一统北方的基础，军阀混战的天下局势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曹操俨然成为最有可能结束乱世的一代雄杰。
而从十常侍之乱起，就在东汉政坛极其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明星人物袁绍，却随着着这一战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成就曹操功业的垫脚石。
对军事战略得失，笔者实属懵然，即便强行上手分析，也不过是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罢了。
因此本文旨在从袁绍本人及其势力内部入手，试论这个坐拥河北王业之基的庞大军事集团，如何在军阀争霸中轰然倒塌。
毕竟如列宁所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
袁绍的王图霸业
汝南袁氏在东汉可是个豪门巨族，自袁安以下四世中，有五人位列三公。
当初董卓乱政，废立皇帝，袁绍敢公然出言反对，之后出奔冀州时，董卓本想要悬赏捉拿，校尉伍琼劝道：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瞧瞧，袁氏家族的势力太大，即便反对董卓，董卓也不敢贸然缉拿，反而要笼络他，免得袁绍利用家族影响力召集豪杰起兵。
袁绍官宦世家出身，自身又「姿貌威容，爱士养名」，起点当然就高，曾深受大将军何进信任，共谋诛除宦官势力，只是在召董卓进京这件事上太过想当然，以致于让董卓攫取了胜利果实。
不过出奔冀州后，还是因家族及声望的缘故，袁绍被授渤海太守（属冀州辖下），也算为一方实权诸侯，可视为其基业之始。
估计有人要问了，家世在当时真得很吃香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儒学昌盛的东汉时期，豪门大族以自身的社会、经济优势，形成了一个个经学世家。寻常士子想要靠儒学入仕，最好的途径就是拜入这些经学世家的门下习儒。
无论察举还是征辟，儒家的经义都是考察的重点，如此，以经学世家为依托，便发展出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朋党」关系网，这便是文中所说的门生故吏。
那么想想看，以践行儒家道德高行为自我标榜的士大夫们，会对他们的恩师、举主何种态度？相对的对其家族又会是何种态度？
当然会是一种报恩的推崇心理。
所以说，还是钱穆先生总结的精辟：「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恩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广也。」
因此，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一是出于袁绍本人在诛除宦官集团所积攒的巨大声望，以及其家族「四世三公」的光环，其二就是这种「移忠作孝」的人望推举。
【后汉书·袁绍传】就如是道：是时，豪杰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祸（太傅袁隗被董卓所杀），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
但尽管袁绍被推举为关东联军盟主，可联军毕竟是由独立的地方实力派组成的，这就注定了其内部组织的松散，不易形成合力，一旦涉及相关利益，势必分崩离析。比如战国时期的六国联军，看似声势浩大，但却在合纵分化下未对秦国造成实际威胁，道理是一样的。
当董卓势力退出洛阳，逃往长安后，关东联军彼此间为了保存实力，鲜有人率兵追赶，讨伐董卓之事也在军粮耗尽后不了了之。
而经此一事，回到冀州渤海郡的袁绍，积攒起来了的巨大声望，以及众多依附的豪杰。这时局促一郡之地，显然不符合袁绍如今地位，和他「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争天下」的政治野心。
因此冀州这个「天下之重资」，就成了袁绍争天下的首要目标。在谋士逢纪的筹划下，袁绍终于被迫性格「恇怯」的韩馥让出了冀州。
绍客逢纪谓绍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瓚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后汉书·袁绍传】
当然促使韩馥让位的原因，可不仅是袁绍借外力的逼迫，还有其内部颍川士人和冀州本土人士的共同抛弃。
韩馥是颍川人，在他出任冀州牧时，招揽了以荀谌、辛评、郭图为主的一大批颍川士子，协助治理冀州。而韩馥对冀州本土士子，如沮授、审配、田丰等却是极其疏远，乃至不信任。当袁绍想要谋夺冀州时，颍川士子们都认为韩馥怯懦不足辅佐，都纷纷转投袁绍账下，荀谌还特地劝说韩馥让出冀州。没冀州士人支持，颍川心腹又转投他人，事实上韩馥已经没有了统治冀州的基础，将大好基业拱手相让也是无奈之举。
但也是韩馥执政冀州时期，种下了河南、河北两大士人集团相互仇视、倾轧的种子。
袁绍势力的内部倾轧
东汉开国前，刘秀据河北才建立帝业，袁绍也是存了效仿的心思。只是初据冀州的袁绍根基未稳，又面临公孙瓒势力的咄咄逼人，为此袁绍大力笼络冀州士人，沮授、审配、田丰等都得到重用。
尤其是沮授，袁绍拜其为奋武将军，监护诸将，权柄很大，此举无疑激励了冀州士人报效之心。这样一来，冀州内部士人归心，袁绍才能在界桥一战，大败公孙瓒，站稳了脚跟，为将来扫平河北打下基础。
在袁绍的统治核心内部，大致分了两股政治势力，一是冀州本土士人圈，他们土生土长对掌控冀州军政有着天然优势；其二就是袁绍继承韩馥的那些颍川士人，以及后来征辟来的汝州士人团体，所共同形成的汝颍乡党，因地理关系，他们多与袁绍同乡，更受信任。
这种因地域关系形成的士人团体，在汉末三国时期极其普遍，一方州牧很少是本地人所任，那么他为了掌管地方势力，自然要受到地方豪强的影响。若一味信任重用本土派，自身很有可能被架空，但同样的，如果完全依靠外来乡党，则会出现根基不稳，稍有外来压力，就容易重蹈韩馥失冀州覆辙。
我们看一下官渡之战前，袁绍势力基本上是按照沮授这个冀州本土派的指导方针在运作。
【后汉书·袁绍传】中详细记叙了沮授为袁绍所规划的霸业蓝图：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袁绍能据有河北四州之地，正是按照沮授的战略构想去做的，这符合河北、河南两大士人集团的共同利益，尽管他们之间明争暗斗，但至少两方都是为一统河北四州而努力的。
可当河北基业初成，两方的矛盾冲突就开始激烈起来，毕竟放眼望去，袁绍兵强马壮，坐拥河北富饶之地，已经称得上是最强的存在，其内部势力当然要围绕主导权进行争夺。
首先在是否奉迎献帝问题上的分歧。
沮授在兴平二年（195年）建议迎天子都邺城，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会曹操还在为兖州基业打拼，势力远不如袁绍，可袁绍却听从了与沮授针锋相对的郭图等颍川士人建议，认为如果将天子迎来，就会对其霸业造成极大限制，故放弃了这一策略，平白为曹操崛起提供了先机。
其次在袁绍攻灭公孙瓒后，志得意满欲功伐曹操，沮授等河北士人以刚结束幽州之战，百姓疲敝，仓库无积为由，不建议派遣大军征讨，而认为当「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以逸待劳，再行决战。
但袁绍骄心转盛，听不得逆耳的话，郭图等颍川士人盛赞河北兵精将勇，应早定大业，主张大军出征。袁绍采纳其意见后，郭图还趁机中伤沮授，使袁绍削弱了沮授军权。
由此可见河北、颍川两派士人争斗之激烈。
最后官渡对峙阶段，两派士人依旧斗得你死我活，沮授的军权彻底被削，几番中肯建议都完全被袁绍与颍川士人集团无视。
而且留守邺城的河北士人集团审配抓了颍川集团许攸的家属，直接导致许攸怒而投曹，同样的颍川集团郭图打击属于河北士人阵营的大将张郃，也让张郃、高览降曹。
可以说许攸、张郃投靠曹操，极大的扭转了战局，造成袁绍军粮仓被烧，全军大溃。这都是袁绍势力两大士人集团倾轧内耗的恶果。
曹操在获知袁绍大军来伐时，荀彧就曾预言：「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正是看到了袁绍内部不和，必生乱事。
在官渡战败后，事实上曹操还没有实力吞并河北，可袁绍发病而死后，河北、颍川两派各拥立继承人，势同水火，令曹操渔翁得利，最终一举平定冀州。
曹操如此评价袁绍：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虽说这话是官渡之战前，曹操为了激励人心而说的，可也十分恰当。
从袁绍早年诛杀宦官时，想出召董卓进京的昏招，就能看出他本人目光之短浅；而在是否迎奉天子一事上，更将袁绍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展现的淋漓尽致。
更为要命的是，袁绍权智水平相较曹操差得太远，连维持内部各势力的平衡都做不到，大战之际，敌未乱自己先乱，以曹操处四战之地锻炼出的精锐，如何会放过丁点机会，袁绍败得不冤。
最后再啰嗦几句，三国中无论魏蜀吴，其实内部都存在几股相对立的士人集团，像曹魏内的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蜀汉内的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孙吴内的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但只要君主居中调和得当，不仅能保证了自身权威不堕，还顺利的开国建业，不能不说维系得了内部的安定，要远比冲锋杀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