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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财富渴求让古代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对工商业的把持

2023-12-29历史

在开始解读前先说个段子。古代中国的某地鼠患泛滥,当地人睡觉都会被老鼠的叫声吵醒。这事越传越远,一直传到了西方。西方人脑子活啊,有个西方人立刻变卖家产,把钱全部买了捕鼠设备,远渡重洋赶到某地准备大赚特赚。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赔了个血本无归。

这当然不是因为外国机器捕不了中国老鼠,关键之处在于这个西方人没搞明白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就说捕鼠这事,其实设备好不好、技术高不高一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官府给不给你开许可证。这个西方人就是因为没有许可证,拿不到「捕鼠权」,才落得悲惨下场的。

创作这个段子的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虽然段子听起来讽刺满满,但确实讲出了我国古代工商业所独有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工商业的兴起是因为城市的出现,而根据【左传】的记载,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有了几百个城市。再说到城市的规模,可以看看南宋初年金兀术南下时的苏州——当时因为战争死了50万人,足可见城市的规模之大。有如此先天条件的中国,却在近代成了一个工商业落后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工商业发展的基础是技术革新,所以当技术不再是参与行业的必要条件时,行业水平必然会出现停滞。虽然中国工商业在很早之前就起步了,但却一直难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因此,中国工商业在近代被西方反超了。而这本【浩荡两千年】正是要探究:在曾经那浩荡的两千年里,中国工商业有着怎样的起落兴衰及其原因。

作者吴晓波是位著名的财经作家,如果你经常关注财经节目,那么对他一定很熟悉。他撰写过很多畅销的财经类书籍,【浩荡两千年】也是其中之一。

【浩荡两千年】与吴晓波之前写过的【跌宕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合称为「企业史三部曲」,讲述了中国商业从先秦时代到21世纪的浩瀚过往。虽然【浩荡两千年】所述内容的时间起始点要远远早于另外两本书,但在作者的创作顺序上却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为一名商业史研究者,吴晓波一直在探寻中国商业独有特质的形成原因,所以从这种由近及远的创作顺序中,我们可以试着去窥探他创作的意图。很明显,他认为答案就藏在时光遥远的另一头。

除了创作顺序,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如书名所述,超过了两千年。而三部曲中的另外两本,时间跨度加在一起也仅有130年而已,但本书却是三本书中字数最少的一本。而这,并不是作者在敷衍。正如刚刚所讲,他的意图是在如此浩瀚的时间流中探寻答案,所以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反套路地予以更宏大的视角,或许更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答案的脉络。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两部分内容来看看吴晓波找到了怎样的答案。首先,古代中国政府真的不重视商业吗?其次,中国工商业盛极而衰的时间点在哪,又是如何发生的?

好,这就先来说说:古代中国政府到底重不重视商业。

本书是从东周说起的。那是个诸侯乱斗的时代,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当时号称千古一霸的齐桓公。齐国是春秋时代第一个崛起的诸侯国,而它崛起的原因就是率先注意到了工商业的优势。当时其他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还是农业,而齐国政府却把海盐和铁矿给垄断了。

以海盐为例,齐国政府凭借权力获得了定价权、统一收购权和专卖权。就是说不论谁采到盐,都得按规定价格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在国内外销售。而按照销量,政府每年由卖盐所得的利润要比从农业税上获得的收入多一倍。更重要的是,农业税是很敏感的税目,政府若是轻易调高税收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但从垄断商品的定价上获得同样甚至更多的钱,百姓们却会忽略不计。

齐国的招式显然很好用,所以才会被之后历代政府效仿。比如从汉代开始,政府垄断的项目又多了酿酒业和物流业。虽然这两项都不是资源型产业,但对于已经完成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讲,垄断的难度并不大。等到了唐代,在盐铁酒之后,茶的经营也被政府垄断,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再之后的宋元明清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垄断之手一直在不停地扩张,从未有过收敛的迹象。所以可见,古代政府其实很清楚工商业的重要性,也从未忽视过。那些认为中国古代政府「不重商」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但生意这种事做烂了没得说,可要是做得好,那一定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复杂。古代政府没有现代通讯技术,更没有高效的管理模式。所以当工商市场不断壮大时,古代政府是怎样应对的呢?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说的内容:中国工商业盛极而衰的时间点在哪,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人们印象中,宋朝在历代政府中是数一数二的弱,这当然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去看。但如果换到经济视角,那可就不一样了——有研究表明,宋朝的GDP就占了当时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这大多是工商业的功劳,以矿业为例,在当时的冶铁中心——徐州,冶炼从业者就多达五六千人,而在各大矿区的采矿者人数更是以10万计。

宋朝的工商业之所以能如此繁荣,主要是因为「官商勾结」开始了。「官商勾结」当然是加了引号的,不过事实倒也差不多。

当时政府依然垄断着暴利行业,但经营模式有了创新,开始搞权力放租了。当时有两种寻租方法,分别是「钞引」和「买扑」。「钞引」是用钱向政府购买特许经营许可;而「买扑」,则是按照给予政府回扣的多少进行招投标,中标者可承包某一地区的某种垄断行业的经营权。这样一来,政府就省去了管理市场的损耗,躺着就能赚钱了。

这种事一经推出,就没法遏制了。到了明代,居然连皇上都开始做生意了。第一个干这事的是正德皇帝,他在多地开设店铺,并派太监担任店长,强买强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特许经营这类权力的放租,也不再使用招投标的形式。从明朝几大著名商帮的崛起就看得出来,政商关系已经纠缠到难分彼此的地步。我们就以晋商的代表——王、张两家为例:王家因历任刑兵两部尚书的王崇古,而控制了河东盐场;张家则倚靠曾官至内阁首辅的张四维,拿下了长芦盐场。

等再到清代,工商业就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了。比如靠两淮盐场发迹的徽商群体,在乾隆年间就被皇上「勒索」过927万两白银。单听这数字,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这样说吧,当时的六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局级干部,年薪也不过45两白银而已。

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大把赚钱,而且赚了钱还可能被政府盘剥,在这种大环境下,恐怕任何商人都不会劳心费力地去尝试产业升级。所以当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中国就彻底被欧洲诸国反超了。不论是火车、电报,还是大型电动机械,对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人而言都是超乎想象的。而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国门被击开了血腥的大洞。

说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在秦朝完成大一统之前,古代政府就已经发现工商业蕴藏着巨大财富,所以两千年来,古代政府一直垄断着各种涉及基础民生的行业。正是因为权力对工商业无休止的渗透,让工商业变得畸形——由依靠技术转向依靠权力,也逐渐丧失了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