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盟会内部的政制之争
湖北方面的汉阳保卫战快要失败的时候，黄兴说要带着军队到南京去。
张振武痛骂了黄兴，说是谁再说放弃武昌就砍他的脑袋。
黄兴很没有面子，第二天就离开武昌去了上海。他到上海后很受欢迎，一方面是同盟会的人欢迎他，另一方面立宪派的人很重视他，主要是宋教仁替他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第二天攻占南京，准备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
当时的孙中山没消息，大家就选举黄兴出任大元帅。
武汉方面不同意，只好重新推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理大元帅之务。
武汉的将领说黄兴是逃将，打败仗后逃跑了。
南京的将领说攻占南京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张謇给黄兴借了20万，黄兴犹豫了几天没有到南京去，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突然来到了上海。
孙中山没有回来之前，宋教仁在南京和日本的领事密谈说，革命党的意思是不让袁世凯当总统，而是请黄兴当总统。
但是黄兴本人没有底气，孙中山回来了就只好让孙中山担任。
这个时候在制度建设方面又出现了分歧。
孙中山回来以后要当美国式的大总统。
宋教仁说要搞法国式的内阁制，总统只是一个名誉职位，由内阁总理掌握实权。
但孙中山的威望比宋教仁高，宋教仁的意见被排除。
据同盟会会员、江苏代表袁希洛回忆，他与马君武等人坚决主张总统制，坚决抵制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理由是想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而革命党内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以及主动响应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流，不应该屈居宋教仁之下。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排斥宋教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提交了第一份内阁名单，其中黄兴是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是内务卿。
孙中山把这个名单提交给各省代表大会后遭到否决，宋教仁连内务部长也没有当上，随后只好当了法制局长。
在宋教仁生前的1912年9月1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答某君书】，其中专门介绍了宋教仁（渔父）在同盟会内部遭受排挤清算的情况：
「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由经可见宋教仁在同明会内部的危险处境。
七、袁世凯众望所归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最受欢迎的总统人选。
我们看看孙中山的态度。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达成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总统的秘密协议。
南方军队的黄兴与北方军队的段祺瑞之间，也签订有推荐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秘密约定。
孙中山回来以后，各省代表会议派代表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说选总统就是选总统，干嘛要选临时大总统？
代表说现在已经有约定了，要选举的话只能选举你当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寻求谅解：
「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张謇也在密电中向袁世凯保证说：
「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12年2月12，清仪皇帝宣布退位。
孙中山只好按照事先的约定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有人说孙中山风格很高，是主动让位，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出版了很多史料，孙中山一开始想把中国最大的钢铁煤炭公司汉治萍公司抵押给日本，要求日本人提供几千万的北伐军费。
因为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而没有谈成。
后又孙中山又秘密地把日本的前财政大臣请到中国充当财政顾问，说是中国的货币全部由日本人来印，但是你们日本人五天内要给我提供几千万军费，这样我才能组织北伐战争，不让袁世凯接替我的临时大总统。
结果日本元老不同意这个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没有军费，几十万军队没有军饷，他实在没有办法，才按照约定让位给袁世凯的。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十七省共十七票的结果，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孙中山立即给袁世凯发去贺电：
「民国大定，选举得人，敬贺。」
随后，孙中山又在另一份电报中表示说：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同年8月29日，应袁世凯邀请来到北京的孙中山，在致黄兴电中进一步表示说：
「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袁世凯）治理。」
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当年孙中山是承认袁世凯的地位的，袁世凯是众望所归的。
后来因为打仗翻了脸，就说人家是「窃国大盗」，这在事实上是说不通的。
前段时间我和骆宝善、张华腾教授参加一个电视节目，专门谈论袁世凯。
我们的共识是：
袁世凯是爱国的，而且是最爱国最不坏的一个人，他在各个条约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他也不是窃国大盗，「二十一条」里面的卖国条款都被他取消了。
当然袁世凯肯定有缺点，比如恢复帝制。
至于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骆宝善老师编袁世凯全集的过程中，收集了袁世凯早年的书信。
袁世凯一再强调说袁家的风水不好，多少代没有一个人活过58岁。
他确实迷信这个，他当皇帝那年就是58岁。他想用当了皇帝来冲喜，一冲也许就活过58岁了。结果他没有当上皇帝，刚好在58岁时死掉了。
当时许多人都是信命的，现在官场里面也仍然是信命信风水的。
不光是袁世凯信命，宋教仁也信命。
宋教仁被暗杀有一半原因是他自己急着当总理。
在东京同盟会期间，谭人凤专门请算命先生给宋教仁算命，算的是：
「30年太平宰辅好命相。」
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是60岁不到，所以宋教仁30岁就急着当内阁总理。
「太平宰辅」上面第一位的皇帝或者说是大总统的人选，在湖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黄兴。
傅国涌在【主角与配角】一书说黄兴多么高尚，甘愿当配角。
事实不是这样的，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一个个都是野心家，黄兴自己承认从上学读书时候起就是一个勇夺第一的人。
他怎么会甘愿充当配角呢？
黄兴的名字原来不是黄兴，以前叫黄轸号庆午。
后来因为梁启超1902年写了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说60年后新中国庆祝50年大庆，联合国会议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召开，世博会在上海召开，当时的第二任大总统的名字叫黄克强字毅伯。
他是在第一任大总统光绪皇帝之后当上大总统的。
黄克强字毅伯其实就是梁启超笔下的自传人物。
黄兴看到这本书后却袭用了这个名字，改名为黄兴字克强。
黄兴改名字是想干什么呢？
显然是和梁启超一样想当新中国的第二任大总统的。
宋教仁想当内阁总理，革命党内部的许多人当然不服气。
特别是像陈其美这样的只会搞破坏、搞暗杀的人。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结论是袁世凯根本不会杀宋教仁的。
宋教仁在日本时写了一本书叫【间岛问题】。间岛就是现在的吉林延边地区。这里原来是满族人的发源地，用风水上的话说就是龙脉之地。一直不允许汉族人去搞开发。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没有力量控制这块地方了，就有朝鲜人越境搞开发。日本人占领朝鲜之后就派人到间岛设立派出所进行管理，中国政府就表示这里是中国领土。
当时中国的外交大臣是袁世凯和那桐，宋教仁通过大使馆把【间岛问题】转交给袁世凯和那桐，里面有很多证据证明间岛确实是中国领土。
袁世凯看了很高兴，说要把这个人召回国来，给他一个五品官职。
这是革命党宋教仁与袁世凯之间的一次爱国合作。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造谣，说是宋教仁要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凯。
宋教仁也害怕清政府把他这个革命党人给抓起来。
于是，宋教仁就骗造谎言让大使馆给他一笔钱购买重要证据。
同时他又把【间岛问题】这本书交给出版商出版。目的是从大使馆和出版商那时诈骗一些钱，来还清自己从事革命活动欠下的债。
宋教仁死后从犯罪嫌疑人应桂馨家里收出了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的书信和电报，里面所说的宋犯骗案，指的就是宋教仁因为【间岛问题】诈骗钱财的事情。
应桂馨的意思是说，搞到宋教仁诈骗钱财的证据，就可以把他妖魔化，他就不能与赵秉钧竞争总理了。
洪述祖相信了应桂馨的话，就以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催应桂馨收集证据，结果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证据。
洪述祖最后急了，就出主意说干脆把宋教仁杀掉算了。
像这样的宋犯骗案，赵秉钧可能不太明白真实情况，袁世凯肯定是完全明白的。
宋教仁帮助国家要回了像台湾岛那么大的间岛地区，他拿这本书骗几千块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像这样的骗案怎么可能丑化宋教仁呢？
要是洪述祖把这件事情汇报给袁世凯，袁世凯无论如何是不会答应的。
这件事自始自终是不可能经过袁世凯的，袁世凯与宋教仁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八、
违法立法的「临时约法」
1912年1月28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此前代理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自行解散。
1月30日，孙中山咨文临时参议院：
「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订，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兹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呈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前来，合并咨送贵院，以资参叙。」
临时参议院第二天退回了孙中山的咨文，给出的是自由矛盾的两条理由：
其一，「组织法」既为组织临时政府之用，便不能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主张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其二，「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惟一立法机关。故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
这两条归结起来就是要排斥宋教仁，凡是宋教仁说的都不予承认。
这在法律上就叫「因人立法」和「对人立法」。
这样的表现是完全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理的。
像这样从根本上违背民主宪政的现代法理的参议院，肯定是制订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条文的。
接下来，临时参议院开始制订临时约法。
2月6日，由参议员景耀月、马君武、王有兰、吕志伊、张一鹗参与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提交给由张继等九人组成的特别审查会予以审查，之后又交付王有兰、王正廷、赵士北等九人组成的法律审查会修改。
据【参议院议事录】记载，该草案于2月7日列入议程。
2月9日下午，「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从而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把该草案中的总统制改变成为专门限制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
也就是说，临时约法起初是按照总统制的思路制订各项条款的。
等到袁世凯要接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临时参议院为了对付袁世凯，就临时把总统掌握实际权力的总统制，改成了总统没有权力，由内阁总理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制。
也就是按照宋教仁当初想对付孙中山的办法来对付袁世凯。
后来还有一个事情也是专门对付袁世凯的。
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地点要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当大总统。
袁世凯当然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地盘，到革命党的地盘上来当一个空壳的大总统。
许多参议员出于各种考虑也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2月14日，谷钟秀、李肇甫等议员在审议孙中山的辞职咨文时建议，临时参议院以记名投票方式重新表决临时政府地点。表决结果，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
这次投票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孙中山、黄兴闻讯后却大为恼怒。
孙中山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会员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人加以劝解。
黄兴连咨请再议也嫌麻烦，干脆威胁说他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
「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强调袁世凯怎么破坏民主选举，其实袁世凯干的所有不好的事情，孙中山和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都干过的。
我讲的内容太多，本来应该我讲一些故事的，现在看来是没有时间了。
最后我总结一个结论。
我这些年写文章时一直强调人文与制度的关系，人与文化是更近的一种无形的关系，制度是一种有形的刚性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制度是人造的，不应该动不动就把某件事情的原因说成是制度不好。有好人才会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会培养造就更多的好人，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但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人。
只有像美国制宪会议的那些代表那样，有契约平等的公正意识和全局眼光，才有可能制订出比较健全的宪法条款和宪政制度，有了好的制度，坏人在这个制度下也会变成好人。
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足够多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好人，尤其是同盟会方面的革命党人，谁都想用法律对付别人而放纵自己，这样是无论如何也制订不出健全的宪法条款和宪政制度的。
辛亥革命时美国宪法已经有了123年的历史。
假如当时的中国人虚心一点，把美国的宪法拿过来按照国情修改一下就可以具体实施。
但是，不管是革命党还是袁世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临时约法】本身就是违背基本法理的。
相比之下，袁世凯虽然也有越权犯规的地方，总体上说他一直是在临时约法规定的制度框架里面来做事的。
宋教仁被暗杀以后，孙中山等人连自己制订的临时约法都不肯遵守，竟然单方面违背约法规定而发动内战，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的。
100年过去，我们当然应该对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以及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保持最低限度的温情敬意，同时也要对于他们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教训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反思。
我们对于孙中山、袁世凯、黄兴这些人不能总是迷信和崇拜，而是要考虑如何超越他，如何通过我们这代人的自我健全和自我完善，通过这代人的虚心学习，制订出像美国那样的宪政制度，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文明道路。谢谢大家！
互动交流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历史叙事中可能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塑造了一批混蛋，但在张老师讲述中，你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英雄，也没有那么多混蛋。接下来是提问时间。
网友1：作为张耀杰老师的粉丝，听到张老师的演讲我很受启发，一个名人有一句名言，「翻开历史里面写着6个字：欺 骗、遗忘、背叛」。
我在听讲座时听了两个关键字：一个是「约」，一个字是「法」。什么叫「约」，我个人理解的是我想约一个漂亮的女孩得商量「我明天约你吃饭」，商量表现我的温文尔雅。「约」是卢梭先生的社会契约、政府契约，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可以选择一种议事规则和程序，这叫「约」，现在看到的「法」是在制度和武力保障下的规则，这两个字我自己有一些体会。
刚才张老师在讲座中反覆提到一千块钱的概念，那当时一千块钱（银元或大洋）的购买力在现在是什么样的目标？
比如张老师提到孙中山从日本政府领几千块，其中用了一千块钱请吃饭，现在的一千块钱和几千块的购买力显然已经不够闹革命了？那现在闹革命的通货膨胀是否很严重？一千块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多少？谢谢。
张耀杰：中国当时用的是大洋，日本用的是日元，日元和大洋的价值差不多，和现在相比大洋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200块钱，那个时候钱很少，真正的购买力是几千大洋可以买一所大宅子。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就是各不相同的两条道路。
早在孔子宣讲等级森严的农耕文明的【论语】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初步确立了工商文明的价值规范。
简单说来，人类社会第一位的文明价值，是个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第二位的文明价值，是发生交易行为的两个人以及多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三位的文明价值，是在城邦社区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逐步完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是三个人以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四位的文明价值是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也就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这种价值观念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第五位的文明价值，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第六位的文明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相处。
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人家就有法律。制订法律的前提是个人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以及交易双方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
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面有一条很典型的法律条文：
一个人家的树木不能超过20米，超过了就会影响邻居家种的庄稼。
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个人的意思自治的自由自主，本身就包含着承担责任的自律意识。
中国社会从来不承认个人主权，总是强调个人要服从家庭，服从长辈、服从组织、服从国家，从来都不承认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法人之间，都是有法可依、有约可循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关系。
关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之类的价值观念，也总是在一个平面上混为一谈。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意思自治的自由，其实是一个人的事。
两个人之间发生关系时才谈到平等。
三个人以上的公共领域里才谈得到民主。
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层面上，需要的才是一套民主宪政的宪法和法律。
如果每个人都依附于别人，不意味自治，不独立自主，那就谈不上平等，农耕文明就是群体的集体劳动，不需要个人意识，更没平等契约，人和人之间是按照身份等级排座位的。
一个社会没有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就永远没有契约，永远没有宪政法律。
中国之所以维持几千年的专制，是因为历代皇帝都不允许老百姓自由做生意。
儒家提倡的重义轻利，听起来很美好，事实上是很邪恶的。
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很容易沦落为专制皇帝的驯服奴隶的。
网友3：很高兴今天听到您的讲座，您最后总结的观点我很愿意接受，但您说由于人有局限性，人本身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未建立起来，那当时的革命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局限性，与我们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文明制度、法律制度，到底是人出了问题还是文化出了问题，这是我一直所困惑的。
张耀杰：文化是人造的东西，而且是人类社会中没有明确国界的共同财富。
每个人都自觉地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个国家才会逐步健全起来。在地球村的时代里，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所谓的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
网友3：你讲的辛亥革命的历史，跟我们的儒家文化有关系吗？
张耀杰：肯定有，儒家文化从来不承认私有制，「天下为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不承认个人的私有权利的。
一个国家不承认个人的自由人权和私有财产，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民主宪政制度，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网友3：那为什么突然把孔子抬得很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张耀杰：鲁迅说过，不管怎么造反的人，只要他当上了皇帝，他肯定是喜欢儒家并且要提倡儒家文化的。儒家文化总体上就是帮助统治者驯服老百姓的一种愚圈套，任何人充当了统治者，都喜欢自己高高在上地支配别人的。
从来没有见过当官的不喜欢别人服从领导、老实听话。
网友4：老师您好！您讲座中一直提到地域原因，黄兴是湖南人，孙中山是广州人，黎元洪是湖北人，您提到袁世凯是最爱国的而且是最不坏的，是否因为你是河南人的原因？
张耀杰：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的话，我是批评最恶毒的一个人。我一直觉得全世界的任何人种，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提倡自我健全和自我完善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没有因为袁世凯是河南人而偏向他，我研究袁世凯是近几年的事。有很多人有严重的地域乡土观念，我自己只有反地域乡土的观念。
网友5：在当时，如果没有走革命这条路，走君主立宪的话，对以后的发展是否就比革命好？
张耀杰：当时有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南北和谈时唐绍仪提出的建议是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决定是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帛。
那时候是把君主与共和对立起来，其实君主制也是可以共和的。
宋教仁就写过文章说，英国的君主立宪现在已经是共和了。
在民主宪政的前提下，共和与虚君的君主制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当时的溥仪皇帝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国人稍微大度一些，完全可以把他当作虚君共起来的。
即使按照国民会议的程序正义，最终决定不要君主的话，至少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但是当上总统的孙中山说不需要开什么国民会议了。
同样急着当总统的袁世凯，也没有坚持这种程序正义。
假如袁世凯确实愿意保留一个虚君皇帝，他是完全可以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组织国民会议的。
事实上是两边的人都想夺大位，连年仅30岁的宋教仁，也急着实现他的「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
如果从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把程序正义给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内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6：孙中山本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每次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革命目标，有筹集军费的过程，偶然的是共进会在武昌首义成功，您提到孙中山在1924年得到苏联的资助，成立一个新政府，整个宪政是失败了，那这个失败是否就因为外部势力干涉而不是本身的历程出现了问题？
张耀杰：外部干涉一直有，但做事的人，比如孙中山、蒋介石还是中国人，不是说外部一干涉就会失败。
如果国民党真地是救国救民、大公无私，而不是争取一个党的专制权力的话，他们是没有必要接受苏联人的金钱和武器。苏联人最早通过李大钊争取的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吴佩孚和陈炯明都表示坚决拒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中国人的事情用不着你苏联人干涉内政瞎操心的。
主持人：我建议不要找单一原因，这个问题不是单一原因所能解释的。
网友7：我特别赞成您的观点，一个制度是一些好人制定的，建立好的制度会有更多的好人，但为什么土壤没有产生重要的人？如果是土壤问题，将来能培养出来吗？
张耀杰：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解答了。
网友8：您好，我听您的讲座收获很大但也很痛苦，因为跟我们所学的知识不一样。1911年发生的一场辛亥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早几年的长沙起义、黄花岗起义都失败了，革命党人在发动起义和武装暴动以前，他们对革命是否有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系统的称呼？第二，在革命起来和发展的过程中，革命肯定是武装斗争过程，走军事化的道路，既然是武装革命就要集权，更专制，革命成功后，那转向宪政民主、独裁专政的道路要分开？
张耀杰：前面我重点讲了孙中山的约法意识，他在理论上很明白，很有见解，很有世界眼光，同盟会成立之初他就想到了。军队当然需要集权，要征粮，但要约法，比如打下一个县，跟县里签一个约法，老百姓给我供应军粮时是要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的。
孙中山的约法思想很先进，但是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
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讲，别人不明白，孙中山是明白的，关键是做与不做的问题。
当年蒋经国愿意放弃特权，台湾社会就平稳地实现了转型。
道理好讲，但做的时候就很难办，谁都可以救穷人，可在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钱来，大多数的人是舍不得的。
没有强大的外在力量，尤其是刚性制度的力量，是不可能强制地取缔特权阶层的。
不要光埋怨掌权者，关键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勇气坚持在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前提下与当权者进行平等对话。
现在的大学教授，要争取的是科长处长的小官位和几十万几百万的课题费，只要给了钱给了官，他们就很乖巧地替其站台背书说话的。
主持人：因时间关系不再提问，之后再交流。
张老师讲了非常深刻的话题，回应刚才的提问，这样的土壤可能生不出好人来。
我自己思考，背后原因还是信仰的问题，没有对一个抽象的东西超验的东西的敬畏,我们很难有对程序正义的遵从和耐心。
上周袁伟时老师做讲座时，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评点说宪政的失败是当政的和在野的皆缺乏理性的缘故。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不是说每个人主张自己的理性，就能走向宪政。
而是心存敬畏，对一种超验力量的敬畏才有可能遵从程序、契约与法律的约束。
我认为我们要对某些人的理性保持警惕。
回到今天张老师的话题，他引出了很深层次的东西，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么痛苦，你会发现历史上没有完人，没有英雄，如果真有完人那肯定是编的，被造出来的，是哄大家的。
在今天也没有完人，他们也毛病百出，包括自己本人，但很多人在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推动社会进步、开放，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社会是由这些力量组成的，如果心存敬畏，少一点私心，就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