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对喇嘛教的推崇和利用 ——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2）
杨绍猷
如果说对成吉思汗同喇嘛教的关系还不能作出结论的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成吉思汗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对尔后喇嘛教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有关系。他的政策可以归纳为：<1>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服务。<2>容许各种宗教存在，也允许本民族和其它民族自由信教。
成吉思汗本人信仰萨满教（旧作珊蛮教），并在他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成功地利用了萨满教，这不仅使他得到了萨满的有力支持，也容易为笃信萨满教的蒙古各部接受。他也竭力收罗一些有名望的各种教徒为自己工作，如道教徒丘处机、佛教徒耶律楚材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星者等。
成吉思汗并没有因征伐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佛教的民族而消灭他们的宗教，「哲别入城，宣布信教自由」。据多桑记载：「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这对他征服和统治其它民族是有利的，起码可以减少阻力。
成吉思汗的后人继承了他的做法，所以当他们发现佛教更能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时，便皈依了佛教，「顾佛教长老之自畏吾儿、土番传布其教于成吉思汗诸宗王营帐者，业已取珊蛮教而代之，缘其知识颇优于珊蛮教也。」
阔端的「秦、巩」之征，可以说是成吉思汗的事业和政策的继续，并在蒙藏关系史上和蒙古喇嘛教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1235年，皇子阔端奉窝阔台之命，出征秦、巩，招降二十余州，进入四川西部。1239年，阔端驻军于青海地区，设军帐于凉州城附近。1240年阔端派多达那（【蒙古源流】作道尔达达尔罕）带兵深入西藏中部，在拉萨东北热振寺杀戮僧俗数百人，又火烧杰拉康寺。1241年12月窝阔台病殂，蒙古各线战事因之中顿，多达那也撤出西藏。
据【蒙古源流】（汉译本）记载，窝阔台「岁次戊子（1228年），四十二岁即汗位（【元史】作己丑，即1229年即汗位），欲往请萨斯嘉扎克巴嘉木灿，因事耽延。」萨斯嘉扎克巴嘉木灿即萨迦第三祖扎巴坚赞（1147-1216年），窝阔台即位时，他已入寂，这和成吉思汗致书已入寂的衮噶宁波一样，并不符实。但据【黄金史】、【黄册】都说到，窝阔台患足疾，遣使招请萨迦班智达。由此说明正是窝阔台打算和西藏喇嘛发生关系，阔端是执行其父之命，也说明1240年进兵西藏是在蒙古贵族计划之中的。
阔端根据多达那所了解到的情况，决定招请萨迦第四祖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本名衮噶坚赞，义为庆喜幢，或称萨迦班禅，简称萨班）。1244年（甲辰）阔端派出多达那到西藏招请萨班。同年，萨班63岁，偕同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动身，1246年（丙午）到达阔端的驻地凉州。当时阔端正去参加推举长兄贵由为大汗的库利尔台大会。1247年（丁未）阔端回到凉州与萨班会见。此后，萨班成为阔端的侍僧，在蒙古人中，弘扬佛教。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萨班在凉州东方的幻化寺入寂，年70岁。
阔端和萨班的会见，显然是出于蒙古贵族政治上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萨班（约于1247年）从凉州发出的【致蕃人书】中清楚看到：第一，蒙古贵族阔端等人知道喇嘛教在藏族中的地位和影响，于是加以利用，并首先从较有影响的萨迦派入手。阔端对萨班说：「我视汝如头，其余来附者如足。汝奉我特召而来，其余则皆畏慑来服耳。」
又说：「今我以世人之法为治，汝以佛法护持，……。」第二，西藏承认蒙古贵族对西藏的统治，蒙古贵族也承认萨迦在西藏的地位，并虔信佛法，敬重三宝，支持佛教。阔端对萨班说：「汝其化导土蕃诸众，听我政令，我能使之安乐。」
又说：「汝安心布法，我将随汝所欲。」萨班还从阔端那里得到旨令：「凡萨迦之金符官，应虚心谘询诸地方官吏，……各地方诸官吏亦不得自作主张。不请命于萨迦之金符官而妄自行事，即是目无法纪，犯此者难邀宽宥。」第三，西藏地方接受蒙古大汗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设官授职，交纳贡赋等。阔端说：「已命萨迦之金符官与银符官任我之达鲁花赤。」又说「今即须造册开列官吏之名，各地俗众人数，及所应纳贡之数目。」
据史料记载，不仅萨迦派和蒙古贵族发生了关系，其它一些教派也曾和蒙古贵族发生过关系，如蔡巴派和忽必烈有过来往。噶玛派的噶玛拔希曾在1255年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想把他留在身边，但被拒绝。于是噶玛拔希继续旅行，于1256年到达蒙哥的王廷，并在那里布教，因此在忽必烈继位后，噶玛拔希受到冷落，甚至坐过监狱，遭到流放。还有达咙派也和阿里不哥发生过关系，帕木竹巴派也和伊儿汗国的旭烈兀发生过关系。
由阔端和萨班建立的蒙藏新关系，即蒙古贵族和喇嘛教在政治上的结合，到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时期，又进了一步。
八思巴在其伯父萨班死后，仍留在阔端幕下。1251年（宪宗元年），蒙哥登上汗位，派和里〓进兵西藏。1253年（宪宗三年）忽必烈派人到阔端营地索取萨迦喇嘛，「初世祖居潜邸，闻西国有绰理哲瓦道德，愿见之。遂往西凉遣使，请于廓丹大王。王谓使者曰：师已入灭，有侄〓思巴，此云圣寿，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请以应命。」绰理哲瓦就是萨班，使者将八思巴召至忽必烈处，成为忽必烈的侍僧。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忽必烈本人不仅皈依了佛教，而且将佛教奉之为国教，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
1269年（至元六年）元世祖颁布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并封他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忽必烈又在西藏清查户口，设立行省，八思巴卒后，忽必烈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元世祖对喇嘛教的推崇，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政治，佛教被元朝历代皇帝尊为国教，享受种种特权，他们来往于各地（包括蒙古），佩驿符，「索民供应」。喇嘛教拥有广大的寺院和僧徒，如上都开平，忽必烈每年8月28日都到这里做佛事，居留三个月之久，于是上都的寺院「其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二千余人」。这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势力。帝师之制，为元朝历代皇帝沿袭。【元史·释老传】载，有十二人相嗣为帝师，加上元顺帝的两个帝师，就达十四人之多。元廷是佛教的政治支柱，佛教又成为蒙古贵族的政治工具，「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
元朝历代皇帝为了宣扬佛教，竞相在全国修建八思巴的塔、殿和寺庙，如至元十九年十二月，「造帝师八合思巴舍利塔」，延祐五年十月「壬辰，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延祐七年十一月「丁酉，诏各郡建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还有在至治、泰定年间也下诏各郡县，为之建庙塑像。
在蒙古地区，庙宇也很多，如上都开平，大的寺院有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开元寺、八思巴帝师寺等，「其大如一小城」。又如哈剌和林，早在1256年「有各国之偶像祠宇十二所」，这里的偶像也包括佛教在内。
元朝皇帝们还大量翻译出版佛教经典，如元世祖「敕镂板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为了便于喇嘛教在蒙古族中传播，他们还将佛教经典译成蒙语，「海山在位时代，……命喇嘛搠思吉斡节儿翻译大部分佛经为蒙古语。」
由于蒙古贵族的专宠和纵容，上层佛僧专横跋扈，「怙势姿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劝人行善的佛僧们竟也挖坟掘宝，勒索钱财，收纳美姬，奸污妇女，草菅人命，而元帝竟赦免不问，这些暴行早已引起蒙汉藏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末，喇嘛教也和元朝一样，陷入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