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老白
【序】
农民要是能留一点自留地，那就有可能自己把控生活，不会让生活来源全都被干部掌控着。
邓子恢在 1896 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他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是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这辈子都在进行革命斗争，一心为人民服务，为人光明坦荡、做事求真务实
邓子恢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在 8 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二。
他 13 岁的时候，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
不过邓子恢学习出色，在 1917 年得到了公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就去日本留学了。
由于资金方面出了状况，留学才一年多就辍学回到国内了。
不过呢，在上学的时候，邓子恢接触到了进步的书刊，从而有了革命思想。
1918 年，邓子恢回到福建，于桐冈小学当老师。
在 1919 年至 1927 年期间，忙着搞秘密的革命活动，还当上了中共龙岩县委的宣传部长。
1928 年 3 月 4 号，领导了龙岩后田暴动，还组建了农民游击队，由此开始打造闽西苏区。
被称作「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行家」 。
1929 年 3 月，结识了毛主席，提前为红四军入闽做前期工作。
红四军走了以后，他努力想办法让毛主席再到福建来。
1929 年 5 月 23 号，邓子恢总算见到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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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共患难的经历造就了浓厚的革命情谊。
1930 年，邓子恢当上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可因为立三路线，被调到南方去了。
在中央苏区，他身为财政部长，给苏区财政的稳定运行立下了重要功劳。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邓子恢留在南方指挥革命队伍打游击，一直坚持到国共和谈。
他后来成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皖东指挥部指挥游击战争，给新四军的发展立下了功劳。
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邓子恢出任华中军区政委，跟着野战军向北前往山东，为华东野战军的成立出了力。
后来，他成了中原局第三书记，负责主持中原局的工作，给中原野战军的作战予以支持。
邓子恢在四野入关以后，被委任为第二政委，实际上干的是政委的活儿。他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解放战争，功劳不小。
随后，他出任华中局的第二政委以及中南局的第一副主席，接着主持相关工作，彰显出长期主政一方的高层领导风范。
既然这人在党内的资历这么深，为啥在 1955 年还会受到批评？
这所有的事情得从 1952 年讲起......
1952 年年底的时候，土地改革结束了，国民经济也开始恢复起来。
党做出决定，从 1953 年着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来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这使得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清晰指出了党的任务：在过渡的时期里，逐步达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好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总路线总结成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其主体工作是逐步达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两翼指的是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社会主义改造。
这形成了一个没法分开的整体。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施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启动了，在 1953 年，国家有计划、成系统地对农业、手工业还有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社会主义改造。
就在那一年，中央设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担任部长。
邓子恢于农村工作部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方针，努力推进农业合作化。
他清楚中国地方大、地形繁杂、人特别多，农民的觉悟水平也不一样。
所以，他着重表示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得靠耐心教导，让农民明白农业合作化的优点，挣脱小生产的限制。
他着重指出合作化运动得稳稳当当推进，不能粗暴行事，也不能强迫下命令，得逐步实现从小往大、从点到面、从低级往高级的有秩序发展。
在三级干部会议当中，他汇报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方面的工作。
在调研的时候，他激励大伙「稳稳当当往前走」，着重表示「把一步做好了再去做下一步，把一个乡的工作做好了再去做另一个乡的」。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一辈子都在努力解决农民方面的问题。
虽说他为农民得到土地感到高兴，可又担心土地会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没了。
土地改革结束后，毛泽东发觉个体农户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村地少人又多，于是决定促使农村迎来第二次重大变革。
他借助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所有制的农民，靠集体的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让收入提高，达成农村共同富裕。
1953 年秋天，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提出，农村的紧张局势就缓和了。
不过呢，工业跟基础建设增长得太快，使得农产品出现了供应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况。
在跟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交谈里，毛泽东表明了想要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想法。
他这么讲的：
在符合条件与章程的情况下，只要是自愿的，有厉害的领导骨干，能有效运转的组织，就好比韩信领兵，那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在农村，要是社会主义不主动去占住地盘，资本主义就会占了去。
在 1953 年以及 1954 年，主席跟邓子恢的交流挺多的。
虽说邓子恢年纪比主席小，可主席却叫他「邓老」，还讲他是农工部的「统帅」。
在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这块，主席跟邓子恢看法相同，但是呢，到了 1955 年，两人在初级社的数量上有了分歧，主席说要翻一番达到 130 万，可邓子恢坚持不能超过 100 万。
与此同时，邓子恢倡导推行「四个自由」的理念，分别是雇佣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以及贸易自由。
他觉得，这些自由属于资本主义，不过在新民主主义的状况下还是能存在的，只是有一些限制，目的是给农民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留一点个体经营的余地。
主席对邓子恢的观点感到很不满。
有人讲，不就 30 万嘛，为啥非得死磕反对？
可邓子恢讲：「这就是我的活儿，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都得跟主席说明白。
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子恢同志的观点被批评和否定了。
有人把「四个自由」讲成是资本主义的纲领，觉得他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富裕中农的立场，犯了跟中央路线对着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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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
接下来的 10 月份大会中，主席又一次像这样批评了邓子恢，还表扬了湖南湘潭的华书记，这个县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上干得挺好。
主席专门请华书记来参加会议，还讲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
1962 年 9 月，邓子恢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之后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位。
卸任部长一职之后，他身为政协副主席，负责主持计委的日常工作。
1972 年 12 月 10 号，邓子恢生病在北京去世了，当时他 76 岁。
邓子恢可是咱党里搞农村工作的行家，在土改工作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
这位革命者是值得被记挂的。
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曾经讲：「那件事出来后，我们家就变得不一样了，他被调到湖南常德中学去教书，生活完全变了。」
在那儿，他压力特别大，特别是一面对有关父亲的批判，他就特别害怕。为了不连累父亲的那些老战友，他连联系都不敢联系人家，就这么过着很低调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