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文
空间有空间的主权，我们有空间的领土管辖范围；但是采用什么样的历法，进入什么样的时间秩序，这是一个「时间主权」的问题。你进入我的时间秩序，那我就是有「主权」的。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大家都使用中历，也就是中国的历法，就被纳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接受了中国的「时间主权」；我们现在使用西历，也就是西洋的历法，就被纳入了西洋的时间秩序，从属于西洋的「时间主权」。
一、中历：中华文明的时间秩序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首先要为中历正名。
「中历」（也可称「华历」）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简称，可以彰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本质。笔者一贯主张，应以「中历」（或「华历」）来取代并统一现在各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说法（如「夏历」、「阴历」、「农历」、「旧历」之类）。
中历始于战国初期（前427）发明的【四分历】，测定回归年长度365.25日，朔策29.53日，找到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无须「观象」，仅凭推算便可以制「历」，中国由此步入历法时代，至今已有近两千五百年历史，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标志。
此前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也就是观天象以确定年月日时，有「历」无「法」，所以并无什么「夏历」；传统的中历，从汉武帝开始至今，在夏正、商正、周正里，始终采用「夏正」，民间因此称「夏历」，其实并不准确。因此，中历不是「夏历」。
与一般认为中历只是「阴历」的成见不同，它并不是纯阴历（回历才是纯阴历），而是太阴太阳历，或阴阳合历。「廿四节气」就是依据太阳历（回归年）安排的，「置闰」就是为了协调阴历和阳历（纯阴历，如回历，并不置闰，【明史·外国传】中，曾反复提到采用回历之「西洋」各国「不置闰」之事实）。因此，中历不是「阴历」。
过去的东亚地区以农耕、渔业、航海文明为主，中历既反映太阳的四时变化（廿四节气），适合农业，又表现月亮的阴晴圆缺（潮汐变化），适合渔业、航海，的确可以说是非常适合东亚社会的。中历平年三百五十余天，闰年（十三个月）三百八十余天，如果不安排廿四节气，本来并不适合农业。因此，中历不是「农历」。
况且，阴历不适合农业，阳历才适合农业，既说中历是「阴历」，又说中历是「农历」，本身就是打架的。
即使从百余年前采用西历以后，中历也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从来就没有消失，永远也不会过时，怎么就是「旧历」了呢？新中国建立以后，采用「公历」（西历）和「公元」（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但也并未说废除中国传统的历法，实际的做法其实一直是二历并用的。因此，中历也不是「旧历」。
历史上人们每提到中历，都会强调其「中国」特质。如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八「室女」条称，真腊（柬埔寨）「每岁于中国四月内……」，「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元明间人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条称，古朝鲜「用中国正朔」；近代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1889）称：「每当中国七月，为西纪八月。」——所谓「中国四月」、「中国十月」、「中国正朔」、「中国七月」，都是「中历」之意，在他们的下意识中，与「西历」、「西纪」等对举。
且作为与「西历」相对的称呼，「中历」之称本身由来已久，实非自我作故。西历刚东渐时，近代中国的出版物，常中西历并用对举。如英国圣公会教徒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自费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内封上并列印着中历和西历（如「中历光绪二年春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季」）。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1894年刊载孙中山【上李傅相（李鸿章）书】那期的封面上，并列印着「中历光绪二十年九月」、「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各国和约】，也是随处「西历」、「中历」对举。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云：「时当中历四月杪，夏菊盛开。」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卷九【天文志】云：「考日本旧用中历，今用西历。」都明确使用「中历」的说法，且中西历对比意识明显。此外，还曾有过「华历」的说法。
现在国内法学界有「中华法系」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东亚各国古代法律均曾参照之；算学界有「中算」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算学（日本的「和算」源于中算，可谓中算的一个分支），如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云：「中西算术虽互相表里，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医药界有「中医」、「中药」的说法，韩国的「韩医」、「韩方」，日本的「汉医」、「汉方」，都是其分支；服饰界有「中华衣冠」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服饰，曾经衣被东亚各国；绘画界有「中国画」的说法，韩国、日本的「东洋画」都是其分支……中历与它们性质相似，属于同一个系统，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历史上皆曾泽被东亚各国，故须以「中历」的称呼，来明确其「中国」特质——如果「中药」叫「农药」，「中算」叫「旧算」，还成什么话！
名正言顺。这种非常合理的中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国一用就是两三千年。使用统一的中国历法，曾经是东亚世界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标记。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秩序，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
中历过去在东亚世界的通用，实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云：「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岁首曰「正」，月首曰「朔」，「正朔」合称，就是历法，代表时间秩序。一个共同的世界，除了划分空间的疆域，还要制定统一的时间，也就是说，得建立时间秩序，这就是「正朔」的重要性之所在（年号尚是附加的）。而从更宏观的「究天人之际」的角度考虑，则也是宇宙三维时空在人世间的反映，有无正朔乃是文明、野蛮的分水岭。
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二【国统】云：「天生民，立之君。自尧舜以来，正朔相承，尊无二上，国统历历可纪；至若四垂荒眇弹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国，而声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无稽，世次湮灭，理有固然。」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桃源历序】云：「天下何在无历？自古无历者，惟桃花源一村。人以无历，故无汉无魏晋……桃源以外之人，惟多此一历，其事千万，其苦千万，其感慨悲泣千万。」虽然立场不同，但说明时间秩序对于文明的重要性，说明「正朔」（历法）的「统治」意义甚为明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传统的封贡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颁赐历本供各国各地区使用，或默认有些国家或地区依据中国历法编出各自的历本，此即所谓的「颁正朔」（上对下，中对外）或「奉正朔」（下对上，外对中），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之一。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正朔」条云：「唐刘仁轨为方州刺史，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曰：‘当削平辽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战胜，以兵经略高丽，帅其酋长赴登封之会，卒如初言。」——所谓「班（颁）示本朝正朔」，正是征服和统治的象征。元朝新撰【授时历】成，颁赐天下，「布告遐迩，咸使闻知」（【高丽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载元帝致高丽国王诏书）。
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于周边各国，要求朝贡，给予册封，并颁赐【大统历】，以重整东亚世界的时间秩序。【明史·外国传】中，记载了洪武朝赐【大统历】于高丽、朝鲜、安南、日本、琉球、占城、真腊、暹罗、爪哇、三佛齐、须文达那、西洋琐里、琐里等国之事，其他没有明确记载赐历之事的朝贡国，也可以类推。永乐时郑和七下西洋，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没少颁赐历本给沿途各国；只有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才尊重当地回历，不颁中华正朔。而有些国家朝贡中国时，也会得到中国的历本。【明实录】中，差不多每年都记载了颁赐【大统历】于各国之事。
当然，有时候臣下为了拍皇帝马屁，也会「谎报军情」，把明明没有「奉正朔」的地区，也说成是已经奉了正朔了。如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论】说，连印度也「咸承正朔，俱沾声教」，就明显是子虚乌有之事。
而「正朔不加」，则是「不臣」，亦即不以之为臣之意，表示对方资格不够，不值得中国费心。「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汉书·匈奴传下】）「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汉书·萧望之传】）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正朔」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仅包括中国的历法，还包括中国的年号（纪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周边各国，二者却或分或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相。所以，要说「颁正朔」或「奉正朔」，本应是包括历法与年号的，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
古代东亚各国虽于中国年号或奉或否，但于用中国历法却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政治上对中国或顺从或强项，但在时间秩序上则高度一致。行用中国历法，可以说进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表现出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而只有同时使用中国年号，才可以说意味着政治上的臣服，二者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三、基于中历的东亚传统节日
历史上东亚各国采用了中历以后，中国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去了，正如今天我们采用了西历，西洋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来。古代东亚世界用的是中国的历法，纳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所以，那时候它们的节日跟中国是一样的。
现在的东亚各国各地区，除日本外，法定纪念日大抵依照西历，传统节日则大抵依照中历。东亚地区现存的传统节日大都与中国的相同，它们过去曾是东亚世界的共同节日，现在也还是若干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保留节目」，可以看作是中国岁时文化影响的产物，悠久的使用中历传统的回声。
仅就中历新年（春节）来说吧，这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而由于中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世界的通用历法，所以过中历新年的国家和地区不止中国一个。春节是中历岁首，本来叫「元旦」，自从中国采用了西历，「元旦」用于西历岁首以后，1914年起才改叫「春节」的。所以，「春节」其实与「春」没什么关系。有人忘了「春节」的来历，以为仅与「春」有关，而又嫌每年在西历中的日期不固定，所以建议改到立春来过春节，这真是数典忘祖了！
也正因此，「春节」在英语里，不应该翻译成「Spring Festival」，而应该翻译成「Chinese New Year」。事实上，后者也比前者历史悠久得多。「Chinese New Year」1704年首度见诸文献，现身于英国古书【行旅集】（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SpringFestival」1917年才首度露面，刊印在英文版的【京报】（ Peking Gazette ）上，应是对于1914年起中历新年易名为「春节」的呼应，却也遮蔽了其「Chinese New Year」的本义。二词分别在整整三百年或百年后，于2017年增补入【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不过，「Chinese New Year」这一译法，在古代虽说全无问题，但在现代，有时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据说当西洋人向华人祝贺「Chinese New Year」时，同样也过中历新年的中国周边地区的人，就会对其中的「Chinese」感觉异样，有时甚至还会提出抗议说，全球过这一节日的不止华人，何以只称「Chinese New Year」？坚持要求西洋人改称「Lunar New Year」（阴历新年），浑然忘却了这一节日本来就是来自中历的，中国周边地区的人也过这一节日，就是因为历史上他们也曾经使用中历；更何况中历绝不是「阴历」，又怎么能说「Lunar NewYear」呢？回历新年才是「Lunar New Year」吧？
正因如此，为「中历」正名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连「Chinese New Year」也会招致异议的——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称「阴历」了，那又怎能怪别人不称「Chinese New Year」而称「Lunar New Year」呢？
2020年末，中医药国际标准的英文名称「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在同样反对称「Chinese New Year」的人的反对声中（他们要求去掉其中的「Chinese」），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说服工作，终于得以获得多数票通过，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榜样。
四、从中历到西历
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中入西」），其标志之一，便是弃中历而改用西历，弃年号（纪元）而改用西元（除日本外）。其实质，就是放弃中国的「时间秩序」，进入西洋的「时间秩序」，脱离中国的「时间主权」，从属于西洋的「时间主权」。
西历就是西洋历法（近代以前曾以「西历」称回历，这里取其今义），在中国又称「新历」、「阳历」、「公历」，但都不确切。早期的西历由古希腊人发明，不是很合理，希罗多德（前484—前430/前420）的【历史】曾指出其缺陷，认为不及埃及人的历法。后来的西历经过了改良，先有西元前45年起用的「儒略历」（西历旧历），后有1582年起用的「格里高利历」（西历新历）。
西历是太阳历、纯阳历，只反映太阳变化，不反映月亮变化（潮汐变化），适合农业，不适合渔业和航海，这是它的一个缺陷，也是其不及中历之处。
与西历密不可分、而又后于西历产生的，是西元。所谓「西元」，其本义是「耶元」，由号称英国第一位学者、神学家、史学家比德（Bede，673—735）创立。他在【时间之性质】一书中，发展了基督教史学奠基者攸西比厄斯（Eusebius，约260—340）的纪年法，提出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其实这是始终都弄不清楚的）为元年，之前为「基督以前」（Before Christ，缩写为B.C.），亦即现在常说的「西元前」（公元前），之后为「主之生年」或「我主纪年」（Anno Domini， 缩写为A.D.），亦即现在常说的「西元」（公元）。在比德自己的著作如【英吉利教会史】中，即采用了这种纪年法，中译本分别译为「主降生前」、「主历」（一说西元525年，教会史家狄奥尼修斯推断耶稣生于古罗马纪元754年，遂定该年为基督元年，也就是西元元年）。这种纪年法先是逐渐成为基督教国家的通用纪元，后来随着近五百年来西方的称霸世界，而逐渐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在东亚，原来使用传统中历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改弦更张，在东亚各国中率先改用西历，且「仿西人以耶稣降生纪元之例，又以神武即位之元年辛酉（前660）为纪元之始……尔后凡外交条约、内国政典，每冠以是称」（黄遵宪【日本国志】卷首【中东年表】）。这是东亚「时间秩序」改变的标志，也是传统「东亚世界」崩溃的象征。
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琉球也被迫改用西历。
朝鲜末期的1895年末，以当年中历十一月十七日为西历1896年1月1日，从此，朝鲜半岛告别了已使用了约两千年的中历，开始使用西历。同时采用西纪（西元），兼用「檀君纪元」（以前2333年为元年）
越南改用西历的具体日期不详，应在19世纪末，即法国殖民统治开始以后。就像历史上把中国历法改称为越南历法一样，据说越南现已把传统中历改称为「越历」了。这也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该把中国历法正名为「中历」（或「华历」）了，而不再「夏历」、「阴历」、「农历」、「旧历」地随意乱叫，否则人家拿去一申遗，我们又该追悔莫及了！
1912年，随着民国的建立，中国本土也弃用中历，改用西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历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停用黄帝纪元，西元和民元并行，历法采用西历。1914年，又移中历岁首「元旦」之名于西历岁首，中历岁首改称「春节」，此后沿用至今。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仍用西历（称「公历」，但并未废除中历），不建年号，而用西元（称「公元」）。
从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历，到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被迫改用西历，到1896年朝鲜半岛改用西历，到19世纪末越南改用西历，到1912年中国本土最终改用西历，短短四十年间，东亚各国完成了从中历到西历的转变，陆续放弃中国的「时间秩序」，进入了西方的「时间秩序」，脱离了中国的「时间主权」，从属于西方的「时间主权」。
在讨论东亚各国的改历时，似有必要参考西方的视角。早在17世纪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就已经指出，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而言，【圣经】的日历也是不够用的：「甚至拉丁文【圣经】为我们划分的时间，对于验证他们的年表也是不够长的。」 二百多年后，法国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在其散文诗集【画】（ Peintures ，1916）的【帝王图】「西汉的禅让」里，用中国历史的悠久和耶稣纪元的滞后，讽刺了用耶稣纪元定位中国历史的荒诞：「倘若你们当中哪位心生好奇，想知道华夏历史的这个关头对应着蛮人历史中的哪一刻，我就告诉他，在王莽乱政的时代，西方诞生了一个圣人，从此被罗马人奉为唯一的真神与保护神：这就是耶稣。
此后，这些不臣于华夏的蛮夷便以耶稣的生年为起点计算宇宙纪年。（这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倒着数；说什么第一个朝代，古老的夏朝，起始于‘时间开始前两千两百零五年’！）他们就这样让绵亘的时间之流在此处断了片刻。」也就是说，所谓「西元」，把悠久连贯的中国历史分割为西元前和西元后，对中国人来说很荒诞。连西儒都觉得荒诞的「西纪」、「西元」，我们也的确应该好好反思了。
此外，这种纪年法似也不宜称为「公元」，而宜如港台地区那样称为「西元」，或如日韩等国那样称为「西纪」；相应地，「西历」也不宜称为「公历」。整个东亚地区，除中国大陆外，其实都称「西历」、「西元」或「西纪」，而不称「公历」、「公元」。正如上文所举各例所示，早期在华西人也称「西历」。顾名思义，「公历」即是世界通用的历法，「公元」即是世界通用的纪元——通过加上「公」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字，我们无形中奉「西历」和「西元」为「世界正统」。现在到了应该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又，一般认为中历的「缺陷」是不使用连续纪元，导致历史坐标不清晰。这或与中国传统社会重循环思维、轻直线思维有关。但中历并非不能使用连续纪元，比如只要有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创立一个「中华纪元」。而待将来世界大同以后，我们更可以创立一个超越各种文明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纪元——那才会是真正的「公元」！
古代东亚的「时间主权」在中国，现代世界的「时间主权」在西方，未来天下的「时间主权」应属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