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在澳门柯高马路（今高士德大马路）88号2楼，住着一个内地来的老头，50多岁，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腔。除了每天早上下楼买一沓报纸，他很少出门，每次上街总是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颇为神秘。邻居们觉得他不像官员，不像商人，可能是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
其实这个人大有来历。1949年10月初，新中国诞生之际，他从澳门给周恩来拍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八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与民更始，天下归仁。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这个和周恩来称兄道弟的包惠僧，当年大大有名，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当过林彪的老师。难怪有人说，澳门街卧虎藏龙。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原名道亨，父亲当过晚清的九品小官。他出生时父亲已经辞官务农，家境还算可以。受家庭熏陶，包惠僧小时候便认了不少字，喜欢读三国演义等古本小说，最崇拜诸葛亮。
上私塾时，他和一个同学谈论三国演义，同学对诸葛亮不以为然，说司马懿更厉害，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拳脚相向，扭做一团，最后是包惠僧拿石头砸破同学的头，结束了扭打。他也因此被赶出了私塾，后来一个亲戚帮他说情，他才得以复学。
1909年，包惠僧考入黄冈县高小，获得贡生资格，读书费用全免。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黄州光复，包惠僧也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参加家族祭祀时，见包家房长对本家穷亲戚态度恶劣，一怒之下拿扁担砸了神龛，闯了大祸，不能回学校也不能回家，便坐船去了武昌。
在武昌，包惠僧又考上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学费，包吃住，总算安顿下来了。毕业后，经校方一再挽留，包惠僧勉强留在师范附属小学任教，月薪十几个大洋，虽说不高，日子也过得去。学校的事情是当地的豪绅说了算，有一次开会，包惠僧指着他们的鼻子痛骂了一顿，捅了马蜂窝，当天便被学校赶走了。
包惠僧回了老家一趟，找不到工作，又去了武昌，住客栈的时候生病了，没钱买药，他心灰意冷，几次跑到江边要投水自杀，又不甘心。后来他遇见一个新闻记者，听对方讲了如何搞新闻，顿时转忧为喜，开始给报纸投稿。
不久，包惠僧成为当地两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收入比教书高一些，他又报考了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边工作一边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包惠僧去北京采写新闻，认识了近代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陈潭秋，通过陈潭秋又结识了董必武。
据说「包惠僧」这个名字的来历和董必武有关，包惠僧第一次给董必武写信时，用的是另一个字号「悔生」，董必武觉得不好听，回信时写成了「惠僧」，于是包惠僧索性就用这个名字了。
陈潭秋和包惠僧很谈得来，在北京时朝夕相处，有时候陈潭秋还替包惠僧写新闻稿。包惠僧采访游行学生的骨干时，认识了周恩来。随后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一来二往，和陈独秀也成了朋友。
不久，陈独秀托人给包惠僧带去一封信，邀请他参与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包惠僧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非常激动。1920年8月的一天，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人聚集在董必武和朋友在武汉开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当选小组负责人。青年团成立后，包惠僧又担任了书记。
1921年初，包惠僧来到上海，参加上海小组的工作。他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苏联学习时，挑选的人里有刘少奇和萧劲光。后来小组联络点被法国巡捕搜查，上海待不下去了，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情况，参加了筹备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陈独秀指定为广州小组的代表。
同年7月，包惠僧在上海出席了大会，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不久，包惠僧接替陈独秀担任了中央局书记。同年10月，包惠僧和陈独秀等人一起被法国巡捕房抓住了，经国际友人全力营救，他们才被保释出狱。
包惠僧和毛泽东相识后，也有过几次书信往来。1922年春，包惠僧在武汉负责党组织的工作，刚好毛泽东离开湖南，来到武昌，在黄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住了十几天，两人睡一张床，同吃同住，包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品尝了当地特色菜。几十年后，毛主席还记得武昌鱼和豆皮的美味。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包惠僧在上海、广州等地参加了国民党的很多工作，担任要职。1925年2月，黄埔军校部队参加东征时，包惠僧奉命接替周恩来的职务，代理学校政治部主任，当时他才31岁，他的部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都是日后新中国的元帅，林彪曾是他的学生。
包惠僧调到黄埔军校后官运亨通，后来担任国民党独立14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4.12」事变后，包惠僧化装出逃，辗转来到上海避难。他在上海没找到党组织，失去了信念，后来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通过朋友搭上了国民党将领贺耀祖的关系，在上海办杂志，后又投奔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那里当参议。他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共过事，1931年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参议。
蒋介石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又让包惠僧当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鉴于包惠僧的历史背景，蒋介石并不信任他，包惠僧被授予中将军衔，但一直没有实权，只是充当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被调离部队，改任文职，在内政部干了十来年，后来担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时，包惠僧举家逃到了澳门避难，住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天天看报纸，静观时局变化。无聊时，就到赌场里玩两把。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包惠僧感慨万千，彻夜不眠，很想回大陆，就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周恩来和毛主席商量了一下，在回电中说，你想回来可以，但有个条件，你的身份特殊，对过往和将来表个态吧。包惠僧马上承认了自己以往的错误，表示拥护新中国。
没多久，包惠僧获得准许，举家迁回了大陆，周恩来和董必武还请他吃饭叙旧，后来给他安排了政府部门的工作。1979年，包惠僧在北京去世，时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