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卧底叛变，向上司郑连魁说明身份，结果上司也是中共卧底
有一个传闻称，在蒋介石覆辙逃亡台湾的时刻，他曾发表一番深感，可谓是对自己失败的深刻总结。他所言是著名的：
「普天之下，何人不通共产党？」
据传闻，在1949年前后，中共地下组织已经渗透到国民党的方方面面，蒋介石身边几乎都隐藏着我党的同志。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民间传说涌现了许多关于我党渗透期间奇事的故事，其曲折离奇的程度，甚至成为了影视创作的灵感源泉。
标题：蝉捕蝉，中统局与社会部的权力博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局，通称「中统局」，是国民党政府两大情报机构之一。
该机构覆盖全国，严密组织结构。
初创时，中统局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派遣特工深入敌方内部。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统局逐渐变质，其任务重心发生了转变。
他们开始通过特务活动收买党派，清除异己分子。
中统局的行径渐渐变得专横，制造了大量虚假冤案，甚至一度让蒋介石因其过激行为而大为恼火。
1942年，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将目标锁定在经济部长翁文灏的身上，试图牟取私利。
借助中统局职能，他公然宣称经济部内有间谍，毫不客气地闯入政府机关并将人抓捕。
然而，由于中统局的粗暴行为，导致经济部所有工作人员对此极为不满，翁文灏更是以请辞为由，期待蒋介石能够做出交代。
蒋介石对此感到极度不悦，认为中统局的任性妄为导致了事态的不可收拾。
于是在1943年春，他发布了一道手令，明令中统局不得再介入未来的抓捕行动。
蒋介石一向优容中统局，而这个命令的发布表明中统局的行为已经越线。
由此可见，相较于履行本职任务，中统局更善于谋取个人私利。
因此，许多短视之人为了在中统局分一杯羹，不惜做出错误决策。
有一次，在中统局淮阴区的调查统计股内，一位股长向他们的区室主任坦白了一桩秘密：
他实际上是中共社会部派来的卧底，派遣他的人名叫宋学武。
社会部，全称为「中央社会部」，和中统局一样，是我党的情报机构。
成立于1939年，社会部最初位于延安。
随后，社会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而宋学武则是从延安社会部前往苏北，成为该地区的社会部部长。
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
然而，这位股长向他的上司坦白时显然考虑到了中统局诱人的利益，试图放弃革命理念，背叛我党。
经股长介绍，他们的主任是郑连魁。
然而，令股长难以想象的是，郑连魁实际上也是我党社会部安插在中统局的卧底。
他曾在我党解放两淮时被俘。
经过社会部的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错误，因此被我党逆袭使用。
后来，国民党再次占领淮阴，他成为该地区的室主任。
在1946年至1949年期间，他多次向我党提供情报，揭露中统局派出的特务高达103人。
中统局办公楼
得知股长的陈述后，郑连魁问道：「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
股长回答：「没有。」
郑连魁说：「你先回去，和任何人都别提。」
当那人转身时，枪声响起。
郑连魁看着尸体，眼神仿佛在说：「在那里，我也是你的上级。」
这一事件表面上是我党成功处理叛徒，将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扼杀在摇篮里。实际上，这是中统局和社会部一场激烈对决。
尽管中统局利用利益诱惑了部分我党叛徒，但我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却更为出色。
洪水冲垮了龙王庙，这是一场自己人之间的博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党派往敌特阵营的卧底越来越多。
在这个博弈中，双方执行不同的任务，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导致了许多荒谬可笑的情景。
何基沣，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在1939年就秘密加入了我党。叶剑英成为了何基沣的秘密联络员。
何基沣一直希望能够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吸引一部分国军投靠我党，实现和平起义。然而，他也时刻警惕着身边的国民党将领，生怕有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与何基沣私交甚好的人，那就是张克侠。张克侠和何基沣都是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他与冯玉祥有着连襟关系。尽管冯玉祥与蒋介石早已不和，但张克侠仍然成为何基沣警惕的对象。
1946年，全面解放战争即将爆发。何基沣趁机会见到了叶剑英，询问何时发动起义最为合适。叶剑英让他耐心等待，并告诉他一个让何基沣震惊的消息：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同志。
何基沣这才发现，一直以来他警惕的张克侠，原来也是我党的卧底。
更让何基沣惊讶的是，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申请加入我党，比他还早入党十年。由于张克侠与冯玉祥的特殊关系，他被批准为特殊党员，由周恩来直接管理。
回到辖区后，何基沣与张克侠碰头。原来，双方一直在互相提防，思考着最佳时机进行起义。
1948年，在淮海战役爆发的关键时刻，两位勇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带领着两万三千多名战士，英勇地渡过河流，向解放区挺进。
这英勇的行动发生在徐州，城门洞开，解放军主力纵队迅速穿越，将当时在该地驻扎的黄百韬兵团四面包围，最终成功歼敌。
淮海战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克侠和何基沣的果断起义。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长期以来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展现了我党出色的情报保密工作。
然而，即便体系再完善，最终难免有疏漏。墙壁纵然坚固，风隙之处仍有可能透出风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地下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较量。回到1945年，陈亚山，当时中统局统调室的组织干事，迎来了一位老同学，徐冠苏（化名苏三）。
曾经在1930年一同参加起义的两人命运截然不同。亚子成为国民党培养的特务，而苏三则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苏三回到故乡，不仅与老友亚子叙旧，还渴望在他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亚子随即安排苏三成为江苏省统调室侦情科行动组的副组长。
亚子惊喜地发现苏三非常积极，成功截获两条共产党情报，赢得了江苏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戴天祥的赏识。
不久之后，苏三晋升为江苏省室情报专员，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逐渐衰弱。
1947年，随着我党解放苏北大部分地区，亚子为未来感到迷茫。突然间，苏三提出与他一同投靠共产党。
亚子震惊地发现老友苏三原来是共产党的卧底！从他接近自己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是一场巧妙的谋划。
在走投无路之际，亚子被苏三成功策反，决心为我党效力，提供大量情报。
这使苏三欣喜不已。
然而，一直以来任务进展顺利的苏三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有一次，他在未与社会部联络的情况下，决定将策反目标锁定在特情专员肖琪身上。
然而，这次判断失误了。肖琪并没有被成功策反，反而察觉到了苏三的企图。
肖琪迅速将此事上报给苏三，结果苏三很快就被逮捕。
苏三在被捕后一直声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尽管中统局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出于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原则，苏三在逃往台湾的途中遭到了残酷的杀害。
真名徐冠苏的苏三，就在革命胜利的前夜离世。
他的遭遇突显了我党人员进行卧底工作的危险性，但也证明了这些努力并非徒劳无功。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策反与被策反的错综纠葛，随着社会部情报人员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被成功策反，其中甚至涉及亲情的纷争。
傅作义曾是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将领，担任过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对我党而言，他的存在构成了巨大威胁。
1948年，我党新华社公布了45名战犯名单，傅作义排名第31位。然而，在一年后，傅作义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导火索，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在辽沈战役最紧张的时刻，傅冬菊突然向傅作义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她早在1947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傅作义闻讯震惊不已，面对要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残酷现实，他陷入了道义与家族之间的深重矛盾。
傅冬菊趁机向傅作义解释她的信仰选择，试图打破父女之间的僵局。
她频繁地向傅作义提供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希望他能深入了解时局。同时，她不断将父亲获得的情报秘密报告给地下组织。
然而，傅作义并不知情，除了他的女儿外，他的秘书阎又文也是我党地下党员，秘密参与了傅作义的反共行动。
在平津战役时，傅作义领有55万大军。但在我党内部同志和傅作义亲友的劝说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与我党代表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
傅作义承诺撤军离开北平，使得北平最终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我军成功占领北平，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这次和平解放挽救了北京的文化财产，避免了在战争中的破坏。
因此，策反傅作义的行动显得非常关键。
然而，也有人认为傅作义的撤军看似是成功的策反，实际上是他被形势所迫。
这正体现了「得民心与失民意」的区别。
所谓「势」，就是指民心所向。在当时，蒋介石的口中「天下谁人不通共」这一说法成为现实。
然而，这并非发生在共产党早期，而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在1949年。
在那个时候，我党已经赢得了全国大多数地区人民的支持，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变成了现实。
除了一小部分顽固分子外，国共内战时期的国共党高级要员都清楚，只有共产党能够引领人们走向新中国，因此发生了他们被纷纷策反的情景。
与此同时，「天下谁人不通共」并不代表我党进行谍报活动时会面临轻松的环境。
仅仅因为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中统局内部运作的崩溃，使得我党的卧底人员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多情报信息。
然而，一旦出现任何差错，像徐冠苏这样的烈士依然会遭到国民党残酷的杀害，英勇地牺牲。
因此，要实现「天下谁人不通共」并非易事。
除了地下党员的努力，还需要我党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在民众中获得支持，以及在国际上获得援助。
这样，我党才能逐步壮大，吸引更多人加入。
结尾：我党的秘密党员一直在幽暗中潜伏，每天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开展着关键的情报任务。
他们行事低调，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英雄。
地下情报工作和我党在外部的发展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然而，最终的成功源于我们赢得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