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对于国共两党皆具有重要意义。国民党视之为政治宣传的中心，占据延安即可掌握政治主动权；而我党则视之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是我党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中心。
做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非易事，我军对这一决定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
延安，这片红色根据地，一直是国民党眼中的肥肉。胡宗南，蒋介石的亲信将领，虽然在抗日战争后期没有在前线多作战，但他却负责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抵挡日军西进的任务。
在那个时期，胡宗南没有获得太多的战功，他的秘书熊向晖甚至指出，他想要攻打延安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威望。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职务，拥有45万多的兵力，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攻打延安。
胡宗南，蒋介石的心腹，1946年5月18日向蒋介石提出计划，主张在当时尚未全面爆发的内战中进攻延安。然而，蒋介石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没有意义，并担心会被国内外舆论指责，因此拒绝了这个计划，决定将其推迟。
然而，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军不断增加兵力，从7月到10月相继夺取了华北、东北、华中等100多座城市，表面上取得了优势。
此时，蒋介石被所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胡宗南见此时机成熟，再次提出在11月进攻延安。
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延安的决定后，11月9日的会议上，杨尚昆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表示，由于胡宗南的进攻，延安已经制定出疏散人员的计划，包括机关的家属人员在内，大约有2000多人已经转移到瓦窑堡。
左面为杨尚昆将军，时任中央警卫司令员。11月1日到11月14日的这段期间内，毛泽东连发十几份电报给贺龙等人。
11月10日，得知了胡宗南准备抽调四个旅进攻延安后，毛泽东立即向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的司令陈赓和政委谢富治发电报，电报中让他们到吕梁后根据情况，如果胡宗南的部队急进，那么4纵队也急进。
如果敌军缓进，那么他们就可以拿下吕梁的各个县城，并等待命令开城。11月24日，胡宗南命令整编第1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回到晋西南。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向陈赓、谢富治等人致电，电报中强调务必在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蒲县、吉县、乡宁、大宁等五个县城，并准备在蒲县、乡宁歼灭一整个师的敌人。
毛泽东会见西方记者时，谈到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计划和我军的反击。陈赓和谢富治成功率领第4纵队攻陷了中阳等县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准备进攻的军队共有39个旅，总计23万人。为了部署作战计划，蒋介石特地召见胡宗南，分别在下午和晚上都接见他，反复问了他关于这次进攻陕北有没有把握的问题。
蒋介石和胡宗南对陕北和山东进行了重点进攻，而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只有2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这让很多同志感到困惑。
师哲为此找到了毛泽东，询问他的看法。毛泽东明确表示，虽然撤离延安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做出这个选择。
胡宗南的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等人也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中央。
毛泽东对地下党员熊向晖说：「你们不能仅仅想着抵御敌人的进攻，要知道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他认为只要占领延安，就是胜利的一方。
但其实他占领延安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师哲对此感到困惑，询问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解释道：「虽然撤离延安的计划已经确定，但是否在陕北停留还是东渡黄河的问题仍然需要尽快解决。」
曾任毛主席俄文翻译的师哲师哲曾在3月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不久，发现延安遭受了蒋介石大规模的轰炸。
3月12日和17日，国民党绥靖公署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了两个整编师，约14万人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的飞机从郑州、西安、太原出发，延安城陷入火海。
3月18日，延安的群众和机关已经疏散，炮火声在远处回荡。这天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离开延安。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毛泽东产生了留在陕北的想法。3月19日，胡宗南攻陷延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工作指示。
指示中提到，虽然我军失去延安是损失，但国内外的民主人士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能将胡宗南的部队吸引在陕甘宁地区并加以消灭，这对于其他解放区消灭和打击敌人，恢复失地非常有利。
就在胡宗南攻占延安的第二天，陕北广播电视台发布了一条关于这次保卫延安的声明，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转移，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全部完成。
但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前抵达延安的计划已经打破。中共中央机关现在完好无损，而且还要留在陕北，指导爱国自卫战争。」
延安会后，任弼时、朱德等人向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传达了中央关于全部转移到晋绥的决定。3月25日，毛泽东等人在子长县的王家坪会合，讨论党中央接下来的部署和方向。
3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王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由于时间紧张，谁去谁留的问题尚未商讨。
3月29日早上，毛主席再次召开会议，阐述了留在延安的重要性，随后大家转移到枣林子沟，连夜开会。
在这场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与任弼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定地表示，他和党中央不能离开陕北，否则胡宗南会调派更多的军队到其他战场，增加其他解放区的压力。
他决定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让其他地区能够安心地进行战斗。 对于在陕北增加部队的问题，毛泽东表示反对。
他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地盘狭小，敌我双方已经存在几十万的部队，群众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再增加援助，只会让群众更加痛苦。
因此，不能再调派部队到陕北。 那么，为什么党中央要留在陕北呢？据杨尚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曾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解释过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我们就像一棵大树，根深扎在陕北的土地上，如果拔起来，就再也无法扎根。我们必须留在陕北，就像大树必须留在土地上一样，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和决心。」
毛泽东在延安关于任弼时的看法。早在胡宗南进攻之前，任弼时就在日记中提出：「蒋介石和胡宗南决心在边区围歼我军主力和首脑，我之方针是吸引敌人在边区，使其分散疲劳而聚歼，中央机关与人民共存亡。」
任弼时对战局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支持。然而，出于安全考虑，大家都建议中央能够转移到黄河以东。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大家决定，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仍然留在陕北，继续主持中央和军委的事务。第1大队包括作战、警卫、机要，是直属大队。
第2大队负责侦察情报，第3大队是电台分队，第4大队是新华社。中央警卫团一共有400人，其中包括1个骑兵连、3个步兵连，由任弼时领导，他化名为史林，担任司令员。
陆定一化名为政委，担任政委的直属司令部指挥。周恩来也化名为胡必成，毛泽东化名为李德胜。
在撤离延安的途中，我党的重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刘少奇等人选择了黄河东渡，而杨尚昆、叶剑英等人则留在晋西北，负责后方的工作。
然而，风波并未完全平息，6月7日，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带着4个半旅向南面和西面的驻地刘家湾袭来。
当时，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胡乔木等人住在两孔半的一个陶窑中，任弼时住在右边的半孔，毛泽东住在左边的一孔。
得知敌军袭来，第3支队立即进行动员，继续转移。任弼时主张向东面转移，他说到：「虽然我党现在的主力在陇东作战，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暂时我们还不能派兵来挽救中央。
敌军目前有4个半旅，我军只有400多人，如果敌军从西面过来，我们向西走，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站在王家湾前，分析当前局势。任弼时说：「西面有刘戡的军队和马鸿逵的8个骑兵团，向西走可能会被包围，而且西面人烟稀少，粮食也成问题，向东走更稳妥些。」
毛泽东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敌军设下的圈套，敌人知道彭德怀在陇东，想要我们向东转移，然后从东面拦截我们，这样他们就占据了上风。
周恩来看两人争执不下，决定向北走一段路，再向西北转移。做出决定后，他们便离开王家湾，向北前进。但是，路上天色已晚，雨也越来越大，路上又滑又陡，大家都已经被雨淋湿了。
在前进的过程中，一头骡子不慎掉下山崖，身上背的电台也一同丢失，将士们只能下山找回。6月9日，大家转移到靖边县的小河村，准备做饭吃，架上电台，没想到敌人追了上来，距离大家只有十几公里，大家立刻向西北转移。
一行人撤到了天赐湾后，毛泽东观察了形势，认为如果敌军上山，我们就立即离开；如果敌军顺着沟过来，我们就向反方向移动。
但他觉得敌军可能还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会很快退去。这里正好是胡宗南和马鸿逵的接合部，他们的矛盾很深，各自都想保存实力，所以我们正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6月16日，3支队从天赐湾回到了小河村，停留了一个多月后，中央机关大队决定将代号改为第9支队，然后从小河村向东出发。
为了迷惑胡宗南，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陕北，我们专门在白天行动。得知毛泽东等人还在陕北后，蒋介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让刘戡和董钊率军来消灭我们。
刘戡8月16日，9支队来到了神泉堡附近，刘戡等人还是一直紧追不舍，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能追上支队，距离黄河也不远了。
在如此紧急的时刻，任弼时又站出来，建议大家先过河，暂时避一避风头。但是毛泽东依然坚决反对过河，只是让西北军的机关和受伤的同志东渡黄河，暂时躲避风险。
之后，9支队只能继续向北前进。途中，周恩来因为过度疲劳而晕倒，经过大家的反复劝说，他最终被抬上了担架。
8月17日，刘戡等人来到黄河附近，但一无所获。最终只能兵分几路，朝着佳县、神泉堡等地方追击，向党中央的藏身之处逼近。
蒋介石等人来延安视察，危难之际，任弼时和周恩来等人指挥将士们架设浮桥，毛泽东则镇定自若地批阅电报。木桥搭好后，周恩来亲自试验桥身稳固，才放心让大家过去。
他先让电台和文件过河，自己随后过河。大家成功抵达后，大雨冲塌了刚刚搭建的桥。但由于群众基础好，他们能随时获得敌人的情报，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