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缘由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耐人寻味者，蒋介石以较少的部队打败北京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大业，战后中共军队再以较少的部队打败武器较精良、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
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或许有学者会以历史的必然论来解释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现象，然而是否有一个必然的轨迹可循，其中的因素为何？或有以人民的选择作为答案。但是，如果不是以后观之见去观察历史，去评论人的选择，或许说是被选择，对于如此巨大的改变，总要有一些反思。这些反思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最大者是解释的纷歧，内忧外患是常被提到的原因。
蒋介石自己也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有些则从国际的观点认为美国要负责，或有人认为是日本侵略的结果，更有从毁灭的种子的长远角度去解释；最大问题是立场与切入点，同情国民党者与同情共产党者，对内战的责任、大陆政权的转移因素的答案显然就不同。
孔尚任【桃花扇·哭主】中有一段话：「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这恨怎平」。再比对蒋介石在日记中的两段反省：「高级干部无能无方尚有何望」；「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 [1]这对于解读当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颇有意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国内各地大肆庆祝，从城市到乡村，从战时的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延安，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庆祝的活动有由党政机关推动者，亦有民众自发庆祝者，陪都重庆地区报纸以号外的消息吸引民众的关注，一份报纸甚至卖到300元，鞭炮价格涨了好几倍，市民争相走告，许多民众在街上狂叫。上海的餐馆挂出「庆祝胜利，八折廉价」的招牌，大卖「胜利套餐」、「胜利饼干」、「胜利馒头」等。许多行业纷纷以胜利做广告，招揽顾客，其中以餐饮的广告最多，上海的丽园餐馆打出「胜利快餐」，扬子舞厅以「庆祝胜利、世界和平、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茶资一律半价」，金安百货公司以「庆祝胜利降价四折」。[2]
9月9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正式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本冈村宁次的降书。蒋介石将胜利归于国民党的努力。蒋在国内的权力与威望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达到顶点。
国际方面，自开罗会议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蒋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为全世界最重要领导者，战后蒋负责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的受降工作，美国以美军及美援支持进行接收工作，日本的投降亦以国民政府为对象。
蒋虽然不满意美国的安排并没有事先与其洽商，但大抵而言，美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因此积极协助国府进行接收与遣俘的工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希望继续与国民政府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望国共能合作，章百家认为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的压力。[3]蒋观察到苏联的对华企图，认为如果国府依赖美国，苏联将会不择手段破坏中国的建设，甚至制造中国的分裂。如果用武力压制中共，则苏联必支持中共。因此，他在战后之初，曾经主张对内、对外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
整体而言，蒋如能善用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应大有可为。然何以短短四年中，他不但被逼下野，而且也失去大陆统治权，从「伟大的领袖」到「人民的公敌」， [4]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积极想寻找的答案。
我们先从领导者的特质来做观察。
作为领导者，蒋介石有许多正面的特质：其一，为人勤俭、不贪污，虽有人将蒋归为四大家族之首，其中含有许多负面的指责，但是，蒋对财务问题的处理，基本是出于维持其政权，而不只是为其个人的考虑，只是蒋个人的不贪污不能像曾国藩所说的「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之所向」，他不能严格国民党的纪律，国民党不少官员仍然被认为是贪腐成风。其二，坚持民族主义，虽然有人批判蒋不抗日，但蒋还是能坚持民族主义，对日本侵略深恶痛绝，有抗日的决心，只是因准备不足和内外纷乱而暂时容忍妥协。蒋深知国际局势的重要，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成。」但他也常抱怨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对美国的做法也有抵制。其三，有坚毅的性格，大部分的时间在筹谋国事，虽经历不同的挫败而都能坚持。蒋有信仰，面对各种变局，心情孤寂中能保持平静。他自幼在孤儿寡母的环境中成长，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在政治上也经历过三次被逼下野的窘境，然虽遇挫折，却能从自省中再出发。其四，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汲取精神营养。蒋的阅读从传统经典到实用哲学，东西兼具，古今兼备，甚至为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精神而失眠，对于中共整风文件亦极感兴趣，善于运用这些书籍教化党政军要员，以达到「立言」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的性格中也有不少负面因素。蒋看重上层领导，不善于利用群众，甚至厌恶群众，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保有统治者的权威，因此不能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发动群众支持其统治。从社会的观点言，蒋是一位保守派，虽有反省的习惯，却又不能实时改进，一犯再犯，常立志，又无法达成其志愿。对于施政，蒋及国民党虽有检讨，但往往流于形式，蒋日记中一再出现关于同样错误的检讨文字。而且，蒋重视用嫡系与乡党，其重用的军政要员几乎都与黄埔军校有关，另外其要员中浙江籍者甚多，许多侍从人员也是浙江籍，这与蒋重视的忠诚有关。
当然，仅从上述的个性因素，似乎很难看出蒋介石成败的关键性原因。陈立夫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检讨起来能怪谁？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 [5] 蒋有机会成为战后中国走向世界的领导者，最后却失去机会。蒋对失去大陆亦颇为自责，亟思反省，从1949年6月蒋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起，至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大做政治报告止，三年多的时间，他在相关场合的演讲中，直接或间接检讨1949年失败原因，至少有30篇，约占同时期演讲总数的27%。 [6] 其检讨大多与演讲的场合及对象有关，如在政工会议上，强调组织训练和宣传比不上中共，在陆海空军通信参谋人员训练班上，强调通信人员没有良好的技术，不明白自己的责任，是「剿共」战事失败重大的原因。其中有些切中时弊，有些则过于空洞。
总略而论，国共争夺的转折点在战后，此处仅罗列战后导致蒋失败的若干重要原因如下。
过于依赖美国
美国是战后的强国，在遣返日俘依赖美国的轮船、运兵至接收地点、处理战败国家的问题等方面，国民政府须仰仗美国的支持，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太依赖美援，则值得检讨。宋美龄对蒋介石对美的低声下气亦颇不以为然，蒋却无奈地表示：「妻言：对人下气吞声，低头笑脸之苦痛，谁知吾人今日之处境，拯救如此大国岂能如想象之易者。若吾人不负十字架则如何达成革命保种救人救世之任务乎。」 [7]表明其依赖美国有现实的需要。为何蒋在战后需要美国的强力支持，一是美国为二战后世界的主导国；二是战后中国百废待举，经济困窘，特别需要美国经济的协助；三是战后中国复员工作亟须仰仗美国。
然美国政府对于援华问题，内部因派别分歧而无明朗决策，此种分歧在政治上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在军事上为欧洲派（马歇尔G.C.Marshall、艾森豪威尔D.D.Eisenhower）与远东派（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魏德迈A. C.Wedemeyer）之争。蒋了解美国内部的意见纷歧，但他判断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援助的政策。
美国的对华态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远东秩序，希望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支持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要避免苏联主导中国政局。美援是美国干预外国事务的后盾，但在美国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也有许多矛盾，魏德迈在1945年11月10日由美返华向蒋报告说，杜鲁门总统虽然支持他，但参谋首长联席会则不完全赞成，并强调美国军队不会介入中国的阋墙之争。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许多人将之归咎于美国，然而蒋介石的重要幕僚董显光则认为是全盘的问题，不是个别单独的因素所致。但是，魏德迈在参加美国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直接提到美国应为失去中国负最大的责任。
如同余英时对费正清的评论：「费正清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言论，隐藏着二个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主义」。 [8] 其实这正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考虑，这种矛盾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则是一方面发表声明支持国民政府，另一方面逐步缩减及撤离美国在华的驻军。由于美国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补给大受影响，对于其信心的打击则更大。美国从过度参与对华事务到逐步放弃对蒋支助，梁敬錞以「压」、「拖」、「弃」、「断」四个阶段来形容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对华白皮书，将对付共产党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政权的基本弱点。此举无异表示美国放弃对蒋政权的援助，这对于国共势力的消长自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蒋介石处理中共问题，曾经希望依靠美国的调停。如果真由美国完全做主，中国内部可能会形成联合政府，但蒋对美国的妥协都是有条件的，蒋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只得虚应行事，如此一来，反而失去独立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先机，是其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青年党人张润苍（梦九）于1950年6月6日致函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以来，中国朝野过于重视美国外交，而忽视日本问题，实为失败的原因。 [9]
国共内战之初，因为接受美国的调停，影响到国民党军队士气，而蒋介石则碍于国际情势，不得不暂取委曲求全的态度，战略方面因此受到美国的影响。而后来国共战局愈演愈烈之际，东北的战事关系整个战局，倘无东北之败，自无华北的局部和平，徐州会战也不致全面败北，或无其后大陆的易手。不过，东北的战略是因为蒋介石的坚持，还是美国顾问团的意见，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方面多认为是蒋介石策略的失误，史学家道克·巴尼指出：蒋不理会最好的军事劝告，并派遣若干国民党最现代化的部队和装备至东北，当时共产党部队则在那里控制了大部分乡村地带，而且东北与大陆其他地区连接的补给和交通线脆弱不堪。 [10]换言之，蒋介石派军队到东北却受其拖累。而蒋却认为是受美国的影响，东北失利后，蒋指出：
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上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何况我们一般将领对于战术又毫无修养，对于剿匪战术上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当然失败的更快。[11]
其实美国对东北的战略也非一致，最先魏德迈将军建议蒋，先巩固长城以南至长江以北的地区，防守华北的交通线，并提出「撤退东北国军」的建议。当时在南京的美军军事顾问团负责人巴大维（David Barr）亦劝告蒋由东北撤退。马歇尔为防止苏联势力主导东北，则主张一定要守东北。最后以马歇尔的意见为主，国民党军主力开往东北，然就整个战局而言，如此做法却有检讨的空间。蒋囿于配合美国的战略，失去主动布防的机会。不仅东北如此，在国民党军大撤退的过程中，美国的影响大于蒋个人的考量。以青岛的撤退为例，本来早在1949年2月，国民党军就准备从青岛撤退，但美国不赞同，蒋只好妥协，暂不撤退，直到6月才撤退，这也影响到后来上海的撤退行动。过于依赖美国，为其对华政策所累，是蒋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处理中共问题失当
蒋介石自「清党」以后，一直以「剿共」为手段，即使在抗战期间的联共，亦是碍于局势的妥协，并不是真正欲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战后期蒋对美国要求其迁就中共，容纳中共改组联合政府主张，深不以为然。即使在美苏的压力下与中共接触，蒋也认为应该变通，并下令各部队对中共要特别警觉。
蒋介石坚持不接受、不承认中共的态度，战后更是如此，国民党在战后初期以各种方式刻意彰显其拥有独尊的法统，并以此将中共贬为国家法统下的地方势力，以剥夺中共声称享有的受降接收权利，[12] 忽略了中共已经拥有百万正规军队及18个解放区的强大实力。因此即使蒋在美苏的压力下，不得不邀请毛泽东等来重庆举行会谈，但其谈判的原则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13] 即使签订【双十协定】，蒋也并不满意，甚至严厉批判中共的要求，批评中共无「信义」。 [14]
其后蒋介石虽应全国舆论的要求继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国共内战却愈演愈烈。虽然在美国协调下有三次停战协定，但停战都是为了发动下一次的战争。国共不能合作，双方各有其出发点，但蒋身为执政的领袖，如果认为合作无可避免，则应有最后妥协的合作方案；如认为政府不能容许中共的发展，一开始就要做完全战争的打算，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妥协，对与中共的战争反而不利。蒋最好的选择，是绝对的战争与绝对的和平中选择其一，而不是在战后初期的不战不和。「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950年2月6日在联合扩大总理纪念周做政治报告时，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政略不及中共。蒋虽研读一些中共内部的文章，早年也读过共产主义的相关著作，其实他对中共的了解是肤浅的，对战后中共的实力是漠视的。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下达「剿共」密令，要求各军努力「进剿」，以完成任务。直到国共内战后期蒋仍以为可以打败中共军队，1948年元旦文告中还说可以在一到两年内完成消灭中共的任务。如果这是策略上为激励人或可解释，但如果内心自我感觉良好，则是自欺欺人，这使得蒋在对中共的政略与战略上都与现实有极大的差距。
蒋介石个人的领导风格
梁漱溟说：「我说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国民党高位者应当负责，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15]黄宇人认为，蒋以个人第一，权力第二，儿子第三，国家第四，其二十年之工作，完全为保持自己的权力。[16]吴国桢直指蒋介石独裁，并认为即使蒋下野到溪口，虽然没有名义，实际上仍然是总统。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曾和广西另一将军白崇禧一起逼蒋下台，他是代总统，但蒋仍是国民党总裁，作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依旧要接受蒋的命令，李的内阁也是由蒋任命。至于军事，李可以向他的部队下命令，但绝不能命令其他部队，即使命令，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也会向蒋请示进一步的指令。[17]对于蒋介石的责任，蒋经国曾经为其辩解，认为领袖的政策并没有错误。一个领导者的失败，有许多内外复杂的因素，但蒋的许多政治决策确实遭到批判。
有关蒋的性格，学者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蒋介石外表坚毅，性情刚烈，很怕内心空虚，所以身边总需要好女伴。有的认为，正因为从小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9岁丧父以后，没有父权的压抑和阻碍，造成了他敢想敢做、不屈不挠的个性。 [18]
然而其性格的养成除家庭、学校教育、同侪之外，环境亦有重要影响，蒋并非无朋友，除小时的玩伴与同学外，留日期间与陈其美、黄郛、戴季陶、张群等交好，但自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军事方面长时期居于领导地位，与军事将领之间处于长官与部属或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公谊多于私情。蒋表现出敬重知识分子，也常邀请一些知识分子为其授课，如经济学等，北伐统一后，有时邀集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复观等商讨问题，他们与蒋还是「君臣」的关系，不是诤友。
蒋介石的主见甚强，要求部属绝对效忠、服从，自视甚高，具使命感，不信任部属，有坚持与妥协并存的矛盾性格等。由于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他要求军人绝对服从命令，当战事发生时下令军队死守，而当将领不服从导致军事失败时，则要求以最高的军纪进行处理，韩复榘被处死即是其例。由于自视甚高，其战略不容怀疑，国共内战时期，蒋对罗泽闿、杜聿明等退守沈阳的战略深不以为然。卫立煌就指责蒋介石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刘斐也认为蒋过于自我中心。
蒋在位时指导战局，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将领的不信任。蒋下野后依然干预战局，自1月21日引退回奉化至4月24日离开，3个月内，几乎每天都有党政要员造访，少则停留一天，多则停留10天，有时最多一天接见9人，以蒋的亲信部属如汤恩伯、吴忠信、张群、陈立夫、王叔铭等较多，其他派系如张治中或西南军系等甚少到此请益。对此司徒雷登（J.L.Stuart）谈道：
在同一时候，住在故乡的蒋总统有秘书、警卫、长途电话及其他设备来处理职务，晋见的人络绎不绝。田园诗似的词句描写他如何徜徉山水之间，访问乡间和善父老，逗着幼孙游戏，并享受古代式的田园退隐生活。事实上，他正做着军事及一切其他方面的策略。[19]
蒋介石干预政军事务，甚至直接指挥将领作战。中国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蒋未必完全掌握一线作战的情形，然而却每一战场都要督导指挥，前线将领只得改变原有的战略，不能应变也不敢应变是失败的主因。负责「剿共」的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的决策而已。
蒋性格的另一问题是坚持中的妥协。蒋经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如哪些地方要战哪些地方要守，到最后关头却又妥协。如东北战局渐不利时，蒋有意将主力撤往关内，但马歇尔不同意，只好妥协，使国民党军主力被消灭。抗战期间有几个城市到底要不要死守，蒋前后不一致。日本进攻南京时，蒋要求唐生智至少死守三个月，后来见情势不利，同意唐撤守。虽然同情蒋者认为局势不同必然要调整，但坚持中的妥协有时对战局而言是致命伤。
党政派系纷争严重
国民党的党国大佬居正在1950年元旦举行「开国纪念暨元旦团拜」时说道：「我们过去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的失败，固由腐化错误而成，然最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承认是党的失败所致。」 [20]
这方面最明显的是李宗仁副总统的当选（原规划为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的当选（原规划为李培基），甚至任命行政院院长都要考虑党内派系的意见与平衡。
国民党内派系之争早在民国初期就存在。国民党内成员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21]
1938年由蒋所主导的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的主要拥护者，却也形成日后的党团斗争。抗战后期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内部秩序逐渐呈现某种脱逸控制的倾向，战后更为严重，陈立夫在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成为箭靶，然党团之争非陈一个人或是CC系的问题，其中有路线、利益、团体之竞逐在内。即使进行整并的革新运动，表面的问题似乎解决，但私底下的派系依然严重。这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就可看出端倪，选举结果于青年党、民社党等第三势力而言不尽理想，蒋为了达到平衡各党派的目的，只得要求国民党当选的代表退让，这使原本缺乏核心精神、只有个人利益的国民党当选者颇为不满，甚至有抬棺抗议者，可知当时事态之严重，中央已不能掌控党员。
此外，在「行宪」后行政院的改组过程中，考虑的人事安排不是适才适所，而是派系的平衡与蒋的意见，如此自无有魄力有担当的任事者，长期把持党务的CC系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失去大陆与党内斗争有极大的关系。
军事的失败
国共自抗战结束后冲突不断，1947年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冲突更加白热化。1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马歇尔调停任务结束返美，发表【对中国局势之声明】，对于国共双方均感不满，对蒋的指责尤甚。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退出三人小组与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两个组织正式解散，在此之前是边打边谈，从此之后是只打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