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国民党战犯，党中央一直秉持着积极改造的政策。在经过改造后，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如黄维和文强），其他基本都已经回到社会。
到1975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这些战犯全部被释放。毛主席的胸怀震撼了国内外，而在壮举发生之前，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对于战犯问题 党中央地站在了历史角度
纵观古今中外，在新国家建立后，旧政府高层一般都会被清洗。特别是在战场上与新政权交战过的军人，这些军人的下场往往十分悲惨。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
在1956年初， 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上提出了逐步释放战犯的想法 。周总理提议："政协会议后，可以先放十几个战犯看看效果。"
毛主席随后也对战犯政策作出了："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指示周总理的发言震惊了国内外，国外的反动分子都认为这是虚假的，国内许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要释放这群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战犯们虽然对许多罪恶有着责任，但他们大多身处高层，很少接触到底层。他们不像那些直接对人民直接压迫的地主恶霸，对下面许多事情不甚了解。
而且经过几年的改造，（特别是朝鲜战争让这群国民党将官们对共产党军队产生了敬佩之情，这加速了改造）， 大多数战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 。
释放这群人，将有利于感化、分化、孤立在国内的反动分子。释放战犯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许多战犯在国民党内部都是显要人物，在台湾有许多亲朋故旧。
政府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如果愿意回来，那过去的一切都将既往不咎，在这种情况下，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利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有的战犯想回到监狱
从1959年到1966年，政府共6次释放了战犯。有些战犯因为地位特殊，就在政协当文史委员。有些战犯则回家当了农民和工人，回到了普通人的行列。
这些战犯在回到社会后都在积极努力的工作， 再也没有任何反动的行为， 这说明了改造和释放政策是有效果的。
从1966年开始，战犯释放政策发生了变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批评，有的工作人员还被撤了职然后送去批判。
在日常管理中，新来的管理所人员改变了过去相对温和的管理方式，他们认为对战犯"要狠点，说话态度要硬点，说话声音要高点，离得要远点"。
在这种严苛的管理之下， 战犯管理所的气氛变得十分严肃和紧张， 以往正常的学习和劳动改造几乎变成了单方面的责备和做苦力。管理所内的战犯日子不好过，那些被释放的战犯也很难熬。
沈醉和陈长捷在功德林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因此是最早一批特赦人员。从1966年之后，沈醉和陈长捷就经常接到任务，要求他们写一些不符合史实的材料。
如果不顺从，他们就会被拳打脚踢。陈长捷最后被逼自尽， 沈醉自行要求回到管理所坐牢 。沈醉之所以要回监狱，是因为当时监狱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是一个平静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仍杂管理所的战犯都患上了各种疾病。管理所由于都是新人，而且对救治战犯有顾虑，所以也没有实行任何疾病防治的管理条例。有的医生一听到要医治的对象是战犯，大多拒绝出诊。
毛主席要求重新开启特赦工作
到了1974年，当时新中国已经建立了25年，而这些战犯也被关押了25年。毛主席在前往长沙视察时，想起了这群大多已经垂垂老矣的战犯。
毛主席有感而发写道："还有一批战犯，他们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在会见华国锋时，毛主席自己把这些战犯的名字、关押所在地、当前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清楚， 是因为毛主席指挥过解放战争， 对于国民党将官被俘的经过，都记得清清楚楚。华国锋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对战犯的事情这么在意，认真地把这些战犯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1974年的毛主席已经80高龄，在耄耋之年依然能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的事情。说明毛主席不仅博闻强记，更说明了毛主席对工作是多么的负责和认真。
周总理抱病关心战犯特赦工作
周总理对特赦战犯这件事也是十分认真，他曾找华国锋主动谈起释放战俘的事情。
华国锋看到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这件事情，在回到工作岗位之后，迅速召集公安部的相关负责人，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
华国锋要求公安部人员要先把在 押战犯的身体、精神情况、思想动态 都做了统计，之后公安部就对战犯情况作了一个简报送至周总理处。
公安部在接到命令后，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开始了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他们将战犯的姓名、年龄、身体状况等情况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列表做了一个简报。1974年12月，周总理在看过简报后要求公安部开列出全部战犯名单。
为了再次核实相关情况， 周总理安排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人员，要他们前往各战犯管理所进行实地调查。在复核相关情况后，周总理准备在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进行公布特赦名单。
华国锋亲自主持战犯情况的调查
12月23日，周总理抱病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了相关的工作情况后，就指示公安部加紧对战犯进行分类和审核工作。
特赦战犯是华国锋主管公安部之后的第一件大事， 所以他十分重视特赦具体事项 。为了审核战犯，华国锋和公安部的同志多次开会研究。
当时公安部内部工作人员对释放战犯有着很大的意见，所以在会场上总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每当华国锋问及这些战犯的具体表现时，这些人又往往一问三不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了更深入了解战犯的情况，华国锋认为必须得找一个熟悉战犯的人来讲述情况。
姚伦从1964年开始就在战犯管理所工作，对很多战犯十分熟悉。华国锋亲自把姚伦请到会场，然后华国锋对着名单一个个的念，每念到一个战犯的名字，他都让姚伦讲述这位战犯的具体情况。
姚伦对战犯的表现如数家珍，在他的讲述下，华国锋了解到了那个坚决不肯接受改造，醉心于永动机研究的黄维，还有那个态度一直保持强硬的文强等。
对于其他积极接受改造的战犯， 姚伦也不藏着捏着，该表扬的表扬 。经过姚伦的描述，华国锋对战犯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为了防止偏听则暗，除了姚伦，华国锋还请了其他管理所人员进行讲述。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华国锋亲自主持召开了特赦讨论会。在会上，华国锋通过文字材料把战犯的基本情况向参会者做了介绍。
在看完资料后， 华国锋鼓励大家踊跃发言 。在会上，公安部的同志和管理所的同志都做了发言。由于事关重大，特赦讨论会连续开了好几次，每次都开到下半夜。由于连续高强度工作，很多同志都住进了医院。
特赦名单出炉后 毛主席觉得太小气
在经过讨论会，公安部正式列出了一个名单，然后根据这个名单做了一个【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送至中央。报告里就提出了将谢代生、周养浩等13人继续关押的意见。
报告经过周总理审阅， 于1975年2月份送至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公安部的报告之后，觉得公安部这个特赦名单还是太小家子气了。
毛主席经过思考，写下了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在名单里？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都放了算了，强迫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主席的指示让大家都觉得意外，既然选择全放，那继续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华国锋在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深深被毛主席的胸怀所撼动。
在他的主持下， 战犯释放工作很顺利地就开展了 。1975年3月份，所有战犯释放完毕。到了1976年，所有国民党特务人员也都被释放。
所有释放人员不仅获得了自由，还去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获得了公民权，政府还为那些想去台湾的国民党前高官提供方便且赠送路费。党和政府的慷慨和胸怀让这些特赦人员莫不感激涕零，流泪满面。
若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毛主席不会比任何人少。 国民党反动派害死毛主席不少家人 ，毛主席最难忘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就是死于反动派之手。
但是毛主席放下了党派之争和私人仇恨。能够以民族统一的大义为重，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