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风云变幻，各种复杂问题集中凸显。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贫困交加，内忧外患并举，时人艰难前行，刘伯承元帅就在这样的年代之中度过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恰如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此时的中国也或主动或被动得到了不得不再次成长的地步，本作为「川军」名将的刘伯承元帅，是如何探索与寻找到光荣的道路的呢？
1892年，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的赵家场。类似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赵家场里虽然有个赵，但居住此地的人家，也不一定都要姓赵。刘伯承的家是从祖父那辈迁居于此，不过说是迁居，实际上叫做流落也未尝不可，祖父刘正富因为交不起钱，佃不到耕地，不得不到别处谋生，思虑良久，刘正富选择了到开县的浦里河畔开荒。由于他身强体壮，机智勤劳，加上有些铁匠手艺傍身，还会吹奏唢呐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总算是在此地站稳脚跟，定居下来。
刘正富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和儿子们一起辛苦耕耘工作，最后也总算让家里慢慢宽裕起来。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作为小儿子，算是沾了点家里宽裕后的光，靠着殷实的家境读了十年私塾。刘文炳的字是虎臣，他也明白父亲希图由自己入仕以让家族不再世代为农的期待，因而发奋刻苦，认真学习，后来，在乡里也算的上是颇有才名。
然而，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以实现理想生活的愿望虽然美好，然而在封建社会，通常也就只能停留在「愿望」层面。普通的农业家庭，不说在封建制度下被残酷剥削，也不提能轻易破坏经济结构的天灾人祸，哪怕全抗住了，一个能温饱的普通家庭，哪怕供的起小孩上私塾，也得看看小孩爱不爱读书，小孩爱读书，也得看小孩能不能读好，就算能读好书，甚至也得看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读的更好。
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开销程度不低的读书，对于经济水平够的上达标的封建农民来说，似乎是一种「风险投资」，而且风险不小。然而同样从经济角度看，长期来说，读书几乎就是他们唯一能摆脱极不稳定的小农经济生活的方式，相比来说，让小孩读书，最多是一代人的「风险」，而不读书，则会是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要跟小农经济的风险做斗争，读书作为几乎唯一的上升渠道，成为了一种「人性」上的硬性需求，由而社会风气便是如此。
刘文炳最后也没考上秀才，倒不是因为之上说的那些原因。既不是因为没钱，也不是因为不爱，还不是因为考不过。如果说生活是一本书，人生是一个故事，那么他的遭遇倒是属于「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一个情节。
因为刘正富起家的时候给人吹过唢呐挣钱，他家直接被打入了「倡优」之列，因为主动来参加考试，触犯了大清的规矩，不但被逐出考场，甚至还要吃官司。最后还是花钱疏导，才算了事。
此后，刘文炳无奈回家劳作，成为了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然而无论如何，自身的倔强与多年的所学，让刘文炳不会轻言放弃，他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
刘伯承便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不过他的成长环境与父亲也有些不同。
在刘文炳给父母的服丧期满后，兄弟几个便分了家，由于当初打官司的花费不小，各家都有分摊，所以分家分的，他最小得的也是最少，生活上大概只算是能过得去。
就算是勉勉强强，刘伯承也依旧从四，五岁开始，接受父亲的教育，后来刘文炳发现自己得要耕种土地，小孩没人看着，很难自己去读书，也有感于「自家教不成子弟」，便给五岁多点的刘伯承找了个本村私塾，后来发现小孩成绩不太理想，便想找个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最好还是个严师。
算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刘文炳发现一个自称为出身微贱，累试不第的秀才，流落到附近行乞。与其交谈中，发现其确有才华，可能带着点同病相怜的感觉，刘文炳助其在村里开了一家有20来个孩子的小私塾。刘伯承自然也在其中。
新先生名为任贤书，刘文炳希望他可以严格要求小孩，然而任贤书对教育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小孩天性不可强逆，只可疏导，对于刘伯承和小伙伴的种种贪玩行为，也只是慢慢引导。虽然刘文炳想法不同，但发现刘伯承的学业水平确有提高，便也无所谓了。
任贤书自己会武功，除了教给孩子们读书写字外，也会传授武功，可能算是一种「军训」与趣味类的教育方式，让小孩宣泄下过剩的精力。除了教育方式不同常人，任贤书的思想在这乡下小地方也算非常。他在与刘文炳解释自身教育理念时曾表示：孩童天性如天道，不可违逆，只能疏导。想中国秦皇汉武，武功斐然，然而今朝偃武修文，科举取士，武风衰弱，以酿甲午惨败。中华武士何其少也。这些思想也算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一种，很难说任贤书对于刘伯承的教育，对他日后为救国救民，坚定地踏上军事道路起了多大的影响。
在任贤书的小私塾读了六年后，刘伯承后来转去了「汉西书院」，这里的教课范围比一般私塾宽泛得多，额外有语文，数学，理化，地理等许多新式的学科。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新式学堂开始更多地映入了学子们的眼帘。同时，闻讯的开县县里的高等小学堂扩大招生，「汉西书院」的诸多学生前去报考，刘伯承因为学费问题，考虑了很久也没前去报名，书院的主持者听闻这个平常因为学习优异与自己相处不错的学生的处境，便关心起来，让刘伯承前去报考，费用无需操心。
刘伯承自然很是感激，并且也不负众望，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排入按成绩划分出来的甲班。而在这所新式学堂中，刘伯承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也在诸多进步老师的刻意引导与自身需求下，阅读了大量书籍，报刊，开拓了眼界，认识了些时局。
15岁时，刘伯承的父亲因为肺病与常年累月的辛劳与世长辞，为了家庭生计，身为长子的他离开了学堂，肩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由于「人多力量大」和「老有所依」的朴素认识与现实需要，封建社会的人们经常爱生很多孩子，刘文炳也一样有许多小孩，最大的刘伯承有5个弟弟妹妹。本来有作为成年劳力的刘文炳，虽然养孩子多很辛苦，但多过几年，孩子都长大了会好一些，然而谁都难以想到不幸会突然到来。
15岁的刘伯承开始与母亲一起负担起家庭的重担，然而虽然他辛苦劳作，努力赚钱，但家里人还是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弟弟妹妹们依旧是面黄肌瘦，而这一切让刘伯承越发卖力的同时，也不禁让他开始产生了对自己的疑问，对这个社会的疑问，让他更多的开始关注当下，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这时，他在学校中的所学，会成为了他的探索答案的养料。他也越发地感觉到，世道不平，自己的理想与报负皆难以实现。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加深，刘伯承越发觉得生活需要作出改变，国家与社会也同样如此。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给了社会青年们很大的触动，刘伯承也是其中之一。1910年，带着对革命的向往与找工作的需求，刘伯承和几位好友一同前往上海。几个年轻人在这座繁华城市中左转右撞，茫然无措。既没有找到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最后连能留下继续寻找，并能得以谋生的工作也没着落，几人只能颇为无奈地返回故里。
1911年，辛亥革命到来让对国家的未来陷入思索的刘伯承看到了一抹光亮。他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亲朋好友大多不赞成此举，认为危险而又难有出路。而刘伯承则回到：「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坚决地剪掉了鞭子。母亲也对从军这个决定很是担忧，家中长子若是也出意外，那这一家的生计就更没个着落了。刘伯承则劝道：家里一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还不如出去闯荡一番。
下定决心后，刘伯承很快作出了行动。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然而清政府虽然垮台，但辛亥革命的革命任务还远远尚未结束。各地民国政府纷纷建立或扩充部队，开办军事学堂，一场诡谲多变的风暴即将到来，旧时代的惯性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它的角色。
2月，准备充分的刘伯承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开始学习诸多近代军事课程。因为日本是离我国最近的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我国的近代的影响较大，所以在刘伯承当时所学的军事课程中，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范令」，诸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当然，除这些外，军校也交了些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
刘伯承在军校的学习十分刻苦，无论是实际操练还是理论课程，他都十分认真地去完成与执行。这也是他对待学习的一贯作风。另外，除了学校里教的，刘伯承还经常寻找与购买其他军校的课程书籍来看，作对照，参考或补充。并且对我国传统的【孙子】，【吴子】，【司马法】等著作加以学习，思考与理解其中的军事思想，战略理论。
由于认真努力，成绩优良，加上无当时军中常有的恶习与不良嗜好，刘伯承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而这种优良品质的坚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离不了内因外力的作用。一方面，自身的性格与所受教育，养成的自觉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当时刘伯承除了买书之外，把所得的每月官饷，统统寄给母亲以补贴家用。
经过十个月的不懈训练，刘伯承在1912年底毕业。他的各科成绩均为优异，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去当见习生，为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的一员。先后任司务长，排长。
由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在中国先天便有些「营养不良」，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袁世凯成功掠取了辛亥革命的光辉果实，然而他很快暴露了自身的真面目。帝国主义自然更想看到一个暮气沉沉的中国，迫切寻找新的代言人的他们很快选中了袁世凯，而心怀复辟梦想的袁世凯也明白自己的优势也就在于「忍辱负重」，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在有了帝国主义的援助与一段时间的隐忍筹备后，袁世凯终于解开了自己那其实并不算神秘的面纱，开始大肆扩张反动军队，公开镇压革命党人。对此，各地自是起义四起，坚决反抗此等暴行。
熊克武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著名的四川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还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并借此名声招募了不少士兵。袁世凯的反革命行动，在四川选择的代表，并不是他，而是投靠了自己的胡景伊，并任命其为四川总督。
当时蜀地局面错综复杂，但无论如何熊克武也看得出自己再犹豫不决下去，早晚要被胡景伊吞并。由于四周各地反袁起义纷纷不利，自知道无法凭借外部救援的他仓促起事。7月下旬，熊克武等国民党人在重庆密谋响应反袁，8月4日正式组成讨袁军。
胡景伊有了袁世凯的支持，在蜀地的战力一时并非熊克武等人可比。当时，蜀地共有五个师，仓促之下，除了熊克武自己带的一个，剩余四个全都倒向了胡景伊，一个都没争取到。另外还有些逗留蜀地的反革命部队，也都让熊克武头疼。
除了以上，另有地方民团与土匪受到胡景伊拉拢利诱，投入到对熊作战中。可能考虑到新兵上场，刘伯承的首次实战，就是被安排对上这些匪徒。然而这第一次实战，便给刘伯承留下了不小的困扰。
一日，刘伯承接到指令，要求其排先行到达綦江，对上匪部队发起进攻。很快到达作战位置的刘伯承，因为是首战，自己还是排长，谁也不想给众人留下瞻前顾后的念头，哪怕那其实是合理谋划。加上新兵需要的主要是勇气，布置计划也不一定执行的到位。再加上对面是匪徒，一般而言看到正规军，冲一冲也就散了。他安排好阵型，一声令下，带着头就冲到了地方阵地前沿。
然而跑着跑着发现不对劲了，喊杀声为什么就那么小呢？结果回头一看，整一个排只有大概五六个兵冲了上来，剩下的全在原地端着武器练军姿呢。心中一凉的刘伯承顿时无奈，赶紧拉上几个「愣头青」跑了回去。
说实话，这种「硬冲」一定程度上还算帮了刘伯承一把，如果真的安排什么战术，冲上去可能就真危险了。
这件事直接让刘伯承看到了战前动员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真正能让大家团结一致的部队，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实力。
如果说这次战斗还能归咎于新人上阵的正常表现，那么另外一次战斗，则让刘伯承更能的看出该部队的「虚弱」。
当时在讨袁军第一支队的刘伯承，直接参与了战况颇为激烈的寒坡场战斗，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綦江战斗的经验，战场下与排里战士沟通交流，紧密团结，战场前积极鼓舞，振奋人心，激发战士们作战的主观积极性，成效良好。一次战斗中，刘伯承做完战前动员，与另一个排长一起，带着部队就向敌军杀去，经过了数次激烈的拉锯，终于是夺得了阵地。然而连长蒲剑鸣见战斗如此激烈，竟是吓得直接返回了营部报告，称一连的人都拼完了，急需支援。
而刘伯承刚打了胜仗，却找不到连长打报告，无奈只好直接上报给营部已夺取阵地。这下把营长李遐章弄迷糊了，刚才连长来「告急」，现在怎么又有排长来「报捷」。
等李遐章弄清楚状况，不由得鄙夷蒲剑鸣，直接把刘伯承任命为代理连长。
这一系列的经历，让刘伯承意识到，想要充分的发挥部队的作用，必须要有良好的组织工作与思想建设。
讨袁军虽然本身具有强烈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自身不稳与外部反动势力强大，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
面对失败的刘伯承并不灰心，他进一步在实践中思考革命的出路所在。1914年，刘伯承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后奉命返回四川，拉起了一支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
此后，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遍体弹痕余只眼」的刘伯承，也享有「川中名将」的美誉。在战火中的，刘伯承的意志与思想得到了锤炼，军事指挥艺术也越发凝实。然而，这一切都让刘伯承越发迷茫，自己多年的努力，终究却还是连让一蜀之地的战乱平息都难以做到。加上在旧军阀部队中的所见与所闻，这不仅让他开始反思自身的道路与选择，也更是深刻的意识到了，武力很有必要，但也是把双刃剑，要用对地方，而恰当的思想，便是指路的明灯。
1923年，在成都养伤的他，遇到了杨闇公、吴玉章等，由于交往颇为密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开始逐渐加深。不过当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时，多年的阅历与探寻，让刘伯承在思考后表示：不可一见旗帜便拜倒，必须要先更加深入的了解。
1924年，在与吴玉章一起考察上海，北京，广州等各地的具体情况与革命形式后，对于有中国共产党加入的国民政府所迸发出的活力，刘伯承满怀激动，并对共产主义坚定了信心与信仰。
1926年，在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下，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的一番篇章。此后，他坚定信念，努力学习，英勇作战。充分的把他的军事天赋与思想光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为谋求人民的幸福与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正是他坚韧的意志与勇于探索的精神，并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学习与思考，最终让他寻找到了适合自己与国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