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九大召开，林彪地位如日中天，在河南信阳农场，一座低矮、潮湿的牛棚里，有个年过六旬、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老者，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他比林彪大一岁，曾经是林彪的上级，24岁的林彪当军长的时候，25岁的他已经是军委副主席。
他是谁，为何落魄到如此地步？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前。毛主席因为有病，被安排在一间破败的茅草屋内休息。刚刚坐下，门口传来一位小战士稚嫩的声音：「请问同志，里面还有空位吗？」
这时候，有人在外面悄悄地说：「不要打扰别人，我们就在外面休息，也很好的。」
毛主席听了，眼睛一亮，他赶紧对警卫员说说道：「是王稼祥同志吗？快进来吧，外面太冷了。」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正处在十字路口，因为博古和李德的极左路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这时候，后面有追兵，前面也有敌人拦截。要想走出坎坷，必须总结教训，改变战略，再也不能跟敌人硬刚了。可当时博古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支持他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完成这一切，谈何容易？
众人皆醉他独醒，毛主席最先觉察到了，中国革命需要改变航向，不然就要触礁，那样将万劫不复。
可惜在当时，毛主席已被边缘化，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的职务都被撤销。即使毛主席看到了方向，但是「人微言轻」，大家不一定重视。
这时候的毛主席很焦急，也很无助，他急需重量级的人物支持，改变我党、我军的被动局面。此时王稼祥的出现，让毛主席感到振奋。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19岁就到了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
这所大学被称为中共领导人的摇篮，走出不少叱咤风云的人物，王明和博古都曾在这里就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也是中山大学的校友。陈昌浩和王稼祥是同龄人，但是后者的进步更快。
毕业之后的王稼祥回到祖国，开始大显身手。东方大学的背景加上才干，使得王稼祥职务上升很快。
1931年底，王稼祥就担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时候的陈昌浩跟着张国焘到了苏区，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的政委。虽然也是同样是年轻有为，显然王稼祥的地位更高，影响更大。
毛主席当时有病在身，跟王稼祥见面并不方便。就在这时，带伤的王稼祥出现了，真是及时雨啊。
作为红军高层领导的王稼祥，怎么会受伤？
原来在1933年4月28日，红军高层正在开会，国民党飞机突然发动空袭，王稼祥身受重伤，结肠被弹片穿孔感染，胯部骨盆里也钻进了一块弹片，生命垂危。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王稼祥脱离了生命危险。
由于受医疗条件限制，他身上还有一部分弹片没有取出，在身体里作怪，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无法再指挥战斗。王稼祥威望很高，虽然他不能参加工作，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此，毛主席打算说服王稼祥，让他发挥自己的影响，促使红军向正确方向前进。
「王稼祥同志，你对目前的局势怎样看？」
听完毛主席的问题，王稼祥低头沉思了一下，开口反问道：「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毛主席说：「我的观点很明确，红军必须改变战略战术，不然处境会更加危险，你看呢？」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要想让现在的军委领导人做出改变很难，除非让他们靠边站。」毛主席一听大喜，紧紧握住了王稼祥的手：「稼祥同志，你说得太对了，我们不谋而合啊。」
这次谈话，极大增强了毛主席的信心，因为之前他曾经跟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志进行过交流，他们也赞成自己的想法。
不过他也有隐忧，博古的影响不能低估。
果然，在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上，博古极力为自己的路线方针辩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军队太强大。
还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博古辩护，对毛主席冷嘲热讽：「你不过是读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对马列主义根本了解，对现代军事更是一无所知，这样能指挥打仗吗？同志们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个人也是重量级人物，他叫凯丰。凯丰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凯丰的发言显得举足轻重，毛主席虽然进行了反驳，但会场上除了周恩来和张闻天出面力挺毛主席，其他同志还没有发言，气氛有点沉闷。
虽然参加会议的有20人，但是像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等人仅仅是参与者，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就在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一个声音，打破沉闷气氛：「我坚决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
王稼祥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是说话铿锵有力，他的发言让气氛活跃起来。而博古和李德的脸挂不住了，青一阵红一阵，表情难堪极了。
王稼祥曾经是军委副主席，军事指挥能力有口皆碑，他的发言自然很有权威。此外，王稼祥和张闻天跟博古、凯丰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算是一个「山头」的。
之前，李德曾经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严厉地说："你们两人可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站在同一个战壕，关键时刻立场一定要坚定。"可现在，他俩都「倒戈」了，这让李德非常生气。
这也足以说明博古和李德确实是错了，这让到会人员更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至关重要。
更值得称赞的是，王稼祥最后还说出了到会者想说却不敢说的话：「既然事实证明，原来的路线和方针是错的，博古同志就不适合再担任领导人，我们应该及时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将军事指挥权交还给毛泽东同志。」
王稼祥话音一落，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其他同志如朱德、林彪和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也都踊跃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最终，遵义会议做出了重要决定，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军事决策机构。
要知道，当时博古是我党的最高领导，今后到底还干不干，谁也说不准。
王稼祥这样做，相当于是「犯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为了中国革命，他豁出去了。
由此，王稼祥也成为遵义会议的功臣，受到了全党的拥护。
1935年3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举行的军事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三人团」，取代了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除了周恩来、毛泽东，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王稼祥。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仗义执言，敢讲真话，不仅是对党负责，也是对毛主席本人的大力支持。此后，出于王稼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毛主席对他关怀备至。
毛主席的关怀，首先是在政治上。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因为健康原因，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却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意外落选。
毛主席听说后非常着急，还专门给中央委员做工作，给王稼祥「拉票」。最终，王稼祥得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其次，毛主席很关心王稼祥的健康。
我们知道，王稼祥1933年受伤之后，身上的还残留着弹片，加上长征时条件非常艰苦，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伤口感染，不时发烧，全靠药物退烧，治标不治本。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的瓦窑堡之后，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为王稼祥看病，致力于恢复他的健康，但是因为条件限制，收效甚微。
1937年初，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王稼祥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绕道海参崴，乘火车在当年7月抵达莫斯科看病。
苏联的医学虽然不如欧美，总要比中国还是先进了许多，周恩来、林彪、任弼时、贺子珍等都曾到莫斯科看病。王稼祥到了苏联之后，折磨王稼祥多年的弹片和腐骨被取了出来，身体状况大为好转。
这一切，跟毛主席的关怀密不可分。
毛主席不但关心他的健康，还关心他的婚姻。王稼祥的原配查文梅，1925年前后因病去世。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王稼祥跟一个乌克兰女孩结婚，但因为性格不合，不久后这段婚姻便宣告结束。
王稼祥是个重感情的人，对过去念念不忘，丧失了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勇气。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之后，毛主席开始为他的婚事而操心。一次聊天时，毛泽东问：「稼祥，你该结束单身状态了，不能当一辈子和尚嘛。」
从毛主席的目光中，王稼祥感受到了关怀，也获得了力量，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冲动。
在毛主席的张罗下，王稼祥跟主席的老乡朱仲丽相识。
朱仲丽不但是毛主席的老乡，还是主席的晚辈。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毛主席的朋友。朱仲丽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毛主席日理万机，也不好意思亲自开口。他就给王稼祥出了个主意：找朱仲丽的姐夫。
原来，朱仲丽有个姐姐叫朱仲芷，嫁给了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
在毛主席的策划下，当晚，王稼祥就开始给萧劲光写信：「萧司令，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好吗？给马的时候，莫忘了把你的姨妹也一道带来。」
萧劲光看信之后，哈哈大笑，他当即，明白了王稼祥的潜台词。于是，他对朱仲丽问道：「小朱啊，总政治部的王稼祥主任想让你去他那玩，去不去？」
「为什么不去？」朱仲丽正是贪玩的年纪，也没有多想就痛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二人开始了交往，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心生好感，再到彼此相爱，最后结为连理。
对于毛主席的关怀，王稼祥记在心里，他只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中国革命作出最大贡献。
王稼祥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1943年，在党的22岁生日时，他首次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
当时毛主席让王稼祥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带病工作，鏖战一周，终于写就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详细论述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
文章经毛主席审阅后，次日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我党的宝贵财富。这是毛主席对党的最大贡献，它的提出，王稼祥功不可没。
王稼祥有那么高的资历，又有新的贡献，理所应当在建国后担当重任，建国后为何到了河南农村？
首先是王稼祥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担当重任。虽然在莫斯科治疗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比如王稼祥的肠吻合手术，不是那么成功，消化系统受损。还有，因服用药物过量，王稼祥的听力受损，五十出头的他，就要佩戴助听器。
不过在解放后，王稼祥还是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担任很多重要职务，包括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等。
在党的八大上，王稼祥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1960年开始，因为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思想没有跟上形势，王稼祥逐渐失去了工作机会。
1969年，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在京很多干部疏散到偏远地区；徐海东疏散到郑州，陈云疏散到江西。这个大背景下，王稼祥被安排到了开封农村。
1971年9月之后，王稼祥振奋起来，他提笔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分配工作。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王稼祥久违的身影出现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并且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之后，王稼祥被安排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总理从事外事工作。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终年68岁。去世之前，他还在审阅文件。
王稼祥的骨灰盒上，写着这样八个大字——「光明正大，立党为公」，这是对他波澜壮阔一生的最好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