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18日，在江西「蹲点」的陈云通过省委向周总理发去了一封电报，希望能回京治病。
毛主席、周总理在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即做出了批示，不久之后，陈云回到了北京，并参加了当年的五一节游园活动。
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周总理就有意识的恢复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其中周总理主要负责具体的工作安排，当时陈云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即向中央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并提出能否做一点工作。
周总理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在信上批示：
「这些都可以同意。」
于是，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陈云来到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协助周总理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
尽管陈云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好转多少，夫人于若木还在被监督劳动，几个子女也都在各地，但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
陈云上任不久之后，即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式的想法：
「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抽调大笔外汇购买黄金。」
不过，陈云的建议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1956年7月13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推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老总一同被推为候选人，当时毛主席看到陈云以后，便说了上述这样的话。
陈云参加革命很早，是属于资历较老的一辈儿，他在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就被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 ；8月任 中央书记处 候补书记。
不过，与那些功勋赫赫的战将不同，陈云的能力体现在财经工作上。
从过去在陕甘宁边区，到后来的东北解放区，陈云始终负责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尽管是处于战时，但陈云总能有条不紊的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
1949年7月17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时，曾诙谐幽默的说了一句话：
「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只是小摊摊，而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才是搞大买卖。」
解放之初的中国，经济形势确实是一团乱糟，不仅仅是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当时号称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有许多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再加上敌特破坏，冲击新生的人民币，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虽然败退台湾，但也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处理这样的乱局，甚至还叫嚣称：
「共产党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一些不法的资本家也称：
「 共产党打仗100分，政治80分，管经济只能是0分。 」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央派陈云到了上海，显然陈云是一个解决麻烦的好手。
陈云很敏锐的察觉到，只有上海的市面能稳定，全国的市场就能稳定，因此决定采取雷霆手段。
一、针对上海解放初期，金银价格上涨的情况，陈云发起了银元之战，查封证券大楼、打击银元贩子，不允许市面上银元流通，只允许兑换人民币使用。并规定购买各种物资只能使用人民币，
二、针对不法商贩囤积居奇，陈云从全国各地调来了 米、煤、盐、油等生活物资，保障市场供应，短短几天就让囤积居奇的商人赔的血本无归。
也有人说，陈云手段太狠，但陈云却摇摇头：
「不这样，就天下大乱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上海的市面就趋于稳定，人民币的信用也大大提升。
毛主席后来曾称，陈云打了一场金融界的淮海战役。
陈云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从来都是主张求稳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与毛主席的想法有些冲突。
在那段日子里，陈云的压力也很大，后来不得不做了检讨，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陈云还谈及这件往事。
可发展经济，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毛主席对这一点后来是深有体会。
1959年，全国钢产量一开始计划3000万吨，这个数字很明显不靠谱，于是陈云找到毛主席建议，请求对这个数字降降温，毛主席也考虑到实际情况，大手一挥，砍掉一半，变成1800万吨。
可在陈云看来，1800万吨的钢产量也有些偏离实际，于是向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委婉的提出，能不能不要把这一数字写进会议公报，不然以后就难有转圜的余地了。
只是胡乔木后来也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告诉毛主席，结果1800万吨钢产量数字后来堂而皇之的见报。
1959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胡乔木这才向毛主席转达了陈云的意见，毛主席还为此严厉的批评他：
「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从那时起，毛主席便意识到了，陈云有些话是说得对的。
二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陈云受到了批判，到1969年又被疏散到了江西。尽管身处逆境，但陈云仍然关心着国家的经济建设。
1972年，陈云回到北京后，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外贸问题。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与五六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好转，对外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规模也逐渐增大。
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并不是单纯的买卖，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需要有一个细致的讲究。毫无疑问，陈云是这方面的专家老手。
陈云接受对国际间贸易的研究后发现，七十年代初的国际市场是相当不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国际间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瓦解。
良好的国际贸易需要有稳定的货币体系来支持，毕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需要有一个双方都公认的价值体系才能完成贸易，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汇率，如果汇率能够稳定，就能促进国际贸易，反之如果汇率浮动较大，国际贸易就会受影响。
二战以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建立了一种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因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黄金存储占世界的59%，因此具有较稳定的价值。
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世界各国的货币依据其含金量向美元挂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二战结束以后，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可到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执行马歇尔计划，对战争破坏较大的西欧各国施行援助，也因为美国的经济援助，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又反过来向美国销售商品，这也导致了欧洲集聚了大量的美元。
到1960年时，欧洲资本已经聚集47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才只有178亿美元。
因为黄金是同美元挂钩，这也导致了美国无力负担将近200亿美元的流动债务。
加上美国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为了平衡收支，不得不大量的印制美元，导致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浮动越来越大。
至七十年代初，美元的信誉已经基本不在。
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出现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
尽管那时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时间还不算很长，但陈云已经很敏锐的发现了其中关键所在。
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周化民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时就曾指出这一问题：
「 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你们研究所怎么看？我看，35美元1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一比八。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
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增多，手中也存有不少的外汇，显然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下，这部分存在银行的外汇也面临着贬值。
陈云认为：
「如果能早一点出手，趁金价尚未完全涨起来的情况下，及时用外汇购进一部分黄金，就可以降低外汇贬值带来的风险，而且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的波动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出手迟了，金价涨起来了，届时就是完全相反的局面。」
应该说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陈云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更为关键的是，人们局限于思想认识，对陈云的建议不敢采纳。
三
1973年4月，按照国内计划价经济指标，中国粮食食品进出口公司决定收购47万吨白糖。
这一任务交给了香港华润公司所属的五丰行。
当时，市面上的白砂糖交易正处于历史低位，交易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各国对白砂糖的需求很旺盛，因此市面上基本上是出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如果我们贸然放出风声收购白砂糖，必然刺激白砂糖价格上涨。
华润后来找到了「糖王」郭鹤年，打算通过他向世界收购白砂糖。
郭鹤年接了任务以后，立即派出人手到世界各地，从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市场收购期货砂糖26万吨，砂糖期货不断上涨趋势下，郭鹤年又马不停蹄的派人到 巴西、澳大利亚、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 41 万吨，。
等到国际市场意识到中国大量收购白砂糖时，中国购买白砂糖的任务数已经完成，而郭鹤年又适时的放出了自己之前收购的期货白砂糖。
五丰行通过这一步操作，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还通过兜售期货，赚了240万英镑。
尽管是为国家赚了钱，但五丰行的干部们心里却并不轻松，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
毕竟利用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这不就是一种投机嘛。
1973年7月14日，五丰行总经理将这一经过告诉了陈云，没想到陈云不仅不责备，反而还大加赞赏。后来他递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
「利用交易所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做的。」
也是在陈云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交易才迅速展开来。
一件简单的事，也足以看出，想要挣脱时代的束缚，就必须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
陈云在听取五丰行报告的同时，仍然谈到了他对国际金价的发展趋势以及建议：
「今后金价仍看涨，现在黄金与美元很难联系在一起，35美元、42美元一盎司的价格早已突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现在美元虽然疲软了，但在今后较长时间仍然是国际主要货币，还没有别的货币可以替代它，其原因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的国家。」
陈云认为，我国的外汇储备较多，存在银行比较吃亏，因在此情形下，尽可能的引进部分生产所需的物资外，还应该购买黄金储备。
与此同时，时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也认为，在美元贬值金价上涨的趋势下，因购进黄金储备应对风险。
周总理后来在李强的报告上批示：
「请李先念同志多支持，要多少钱都可以给。」
1973年6月，陈云向李先念提出：
「应该把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用于购买黄金保值。」
根据【中国金融数据】的数据记载，从1970年到1974年，中国的黄金储备从700万盎司增加到了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在后来美元大幅贬值的形势下，这些黄金保住了我国仅有的一点外汇储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财政支持。
1973年中央通过买卖黄金和开展期货交易，仅一年的功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的总出口贸易额的26.4亿美元还多了将近4亿美元。而1973年中国总进出口贸易额则是在80亿美元，这笔钱也差不多占三分之一还多。
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后，陈云仍然很关注黄金储备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对黄金储备使用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脱离实际的想法。
比如，有人机械的认为只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就好，放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观察，黄金储备可有可无；也有人主张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形下，已经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足够，不需要在切合时机进行购买。
当然，还有人主张，应该把黄金储备全部拿出来，用于发展国家经济。
对于以上这些主张，陈云坚决反对。
1981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会议上，陈云谈了八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针对黄金储备的。
「我看每天的货币日报表上，应该增加一条，即黄金的每日价格，银行搞这个比较容易，我们有一批黄金储备，什么时间卖出，什么时间买入，也要看时机。」
八十年代的中国，拥有120亿美元的外汇，还有几百吨的黄金，一下子拥有了如此多的财富，许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可是陈云却认为：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一点黄金，不算多，是必须的。」
陈云认为，我们不仅仅应该考虑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好的形势下，也应该考虑到有不好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就会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黄金储备，不应该作为平常之计使用，而是要在危难的关头作为紧急使用。
陈云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