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3日，乐昌县委领导、长来镇领导在韶关举办了一场接风宴，用来迎接从香港转深圳之后来此的龚楚和他的夫人，在宴会上大家都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尤其是「主人公」龚楚不仅心情愉悦，而且还胃口大好，因为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尝到了久违的家乡芋头扣肉和白斩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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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还曾向会上的领导递上了三封早已准备好的信件，让其代为寄发。值得一提的是，信的封面上分别写着邓小平、王震和杨尚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而信的内容也不一般，都是以同事、老友的口吻对他们进行问候。
更为关键的是，信中还提了一个要求，即：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后来或许是担心信件收不到，他又谨慎地让人给邓小平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是：原红七军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上有白内障等原因，已回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给予赐教。
看到这些信息我们不难猜出，龚楚是个与邓小平同时期的老革命。拥有着这种资历的人，在1990年已经相当少见了。那有个问题就有些想不通了，为何他回老家养老定居，还要向邓小平亲自说明呢？这其实是与他那「并不光彩」的过往有关。
一、早期也曾是红军老革命
龚楚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1917年，年仅16岁的他正式投身军旅，进入粤军第二旅供职。在军队没呆多久后，他又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一期，进入步兵科学习军事知识。这期间里，他接受了先进思想，自此心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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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经过数年的沉淀，他于广州加入了当时新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成为正式党员，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之一。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还参与建立过「国民党乐昌县党部」，担任过当地县党部执委、监察委员。
1927年，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开始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而为了「反蒋」，龚楚率领手下五百多名亲信于5月挥师韶关和当地的北江工农军会师一处，组建了一支人数破千的「北江工农讨逆军」。
1927年7月，龚楚把队伍拉到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后，由于工作出色，外加经验丰富，他又被调去长沙，组织秋收起义。只是由于在前往途中，突然遭到敌人突袭，行程被迫受阻，才中途转道去了香港。
不过即便如此，龚楚所取得的功绩依旧十分斐然，而且朱德、陈毅两人在1928年1月12日发动「宜章暴动」的时候，他就是在军队里面担任党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德、毛泽东两支队伍顺利在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宣布成立。而在红四军成立后，龚楚的职务是「前委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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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为组织、策动百色起义，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张云逸和邓小平，并在起义成功后于红七军中担任参谋长一职。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张云逸、邓小平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
龚楚是老红军，之前便有着丰富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能力，因此他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之后红七军在他的帮助下逐渐壮大，而他后续也一直在这里就职，还兼任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师长。
1931年1月，红七军为建立新根据地，方便与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正式进入湘南作战，结果在广东境内被敌人重兵包围，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连高层参谋长龚楚都在这场战役中臀部中弹，转去上海治病养伤。
而在伤势痊愈后，龚楚于8月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去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领导对于龚楚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极其器重的，不仅委派其为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还让他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之后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老部队红七军成为军长，组织参与了数次大型反围剿战役。可以说，此时「身经百炼」的龚楚绝对算是红军的主心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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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途背叛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1934年4月，刘伯承因患严重贫血症不得不退居下来疗养，而接替他成为红军军委代理总参谋长的人正是龚楚， 之后他还领导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我们根据其参加革命的人生履历来看，只要他坚持下去定是前途无量的，但是当革命遇到挫折时，龚楚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膛目结舌的决定。
当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转移。不过在转移之前，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其中任命项英出任分局书记兼分局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至于龚楚则是成了军区参谋长。
作为留守苏区的队伍，国民党反动派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在1935年初，敌人开始出动大军着手清剿剩下的红军队伍。
面对大军突进，留守红军也清楚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于是在1935年2月，长征中的中共中央给留守的中央分局发来指令：让他们改变斗争方式，把队伍分散，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在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遵循这个指令，并把队伍分出九路各自突围。而在分配中，龚楚接到的命令是带着大约九个连队的兵力按照转战湘南的路线进行突围。沿途龚楚一边行军，一边收容红军北上队伍中在湘江战役中失散的原红军三十四师部分人员，兵力得到了一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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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利到达湘南地区后，龚楚于该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游击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龚楚队伍虽然只有1200多人，但他却是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行事。纵观后来，当时与他同一身份的红军将领在往后的评衔中无一不是元帅级别，只是龚楚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本心。
当时游击作战是极其艰苦的，从奉命带队前往湘南进行游击后，龚楚的队伍就一直深陷国民党大军的围剿中，不断减员损耗就算了，到最后甚至连中央都联系不上了，如此频繁的作战失利让他对革命前途产生了一些悲观情绪。
加上当时国民党不仅仅利用军事围剿进行武力胁迫，还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等手段来引诱龚楚变节。而面对敌人赤裸裸的诱惑，处境愈发艰难的他内心动摇，革命斗志被彻底瓦解，之后便计划叛变投敌。
在1935年5月2日这天，叛变的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了。当时龚楚带着一个连队的兵力由临武德前往郴县黄茅村，在当晚军队扎营时，他告知同行人员说自己身体不适要早睡，然后等自己的警卫员休息时，半夜三更孤身逃离黄茅村，一路小跑回了老家「长来村」。
龚楚离开红军队伍后，经过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被安排他进粤军第一军担任剿共游击司令，毕竟其在红军中有地位、有职务，最高还干到中央军区参谋长一职，国民党方面自然不会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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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后的龚楚被人称作是「红军第一叛将」，而他也知道国民党重用他的原因，因此很快就开始利用自己对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共党组织进行打压。更加令人发指的是，由于他曾在我党内部身居高位，所以他还掌握了一批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名单，而这些也毫无疑问成了他争取国民党信任的资源之一。
三、出卖组织与敌人狼狈为奸
1935年10月13日，在龚楚的亲自带领下，国民党粤军精挑细选了三十余人化妆成共产党游击队，途径广东仁化前往北山地区「清剿共匪」。而为了将戏演得更加逼真，龚楚还与当地的土匪周文山假装打了一架。
在打完后，龚楚对外宣称：「我们是湘南过来的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当时北山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大队长是贺敏学，由于消息闭塞，贺敏学并不知龚楚叛变，在听闻来人是红军老首长龚楚之时，十分兴奋，立即派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他们接触。
而这个何长林实际上也是一个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他在见到龚楚后，经不住三言两语的诱惑当即选择叛变。而龚楚为了能立下更大「功劳」，迫切想要抓到项英、陈毅二人，于是直接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湖南打开了局面，需要接他们去湘南进行领导。
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之后通过秘密交通员，将信顺利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想和龚楚立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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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的陈毅却看出了一丝端倪，由于共事已久，陈毅对龚楚为人很了解，在之前他就自恃甚高，经常目中无人，在井冈山的时候，除了毛主席外，无论是谁他都不客气。信中内容如此谦虚本就不合常理，如今还主动邀请前去加强领导就更加反常了。
因此陈毅告诉项英不要着急去相见，等过一段时间查清楚状况再做决定。而龚楚这边由于一直等不到回复，觉得自己有可能暴露了，他担心夜长梦多，便决定把抓捕项、陈的事先放一边，先解决了北山地区游击队再说。
之后龚楚以在龙狮石开红军游击队大会为名，将北山地区游击队引诱到事先准备好的埋伏圈当中，游击队员们发现中计后十分气愤，拒不投降，双方随即爆发了一番激战，但由于敌人早有准备，北山地区游击队损失惨重。
——当时贺敏学被击中三枪后滚落山崖，但大难不死幸运地冲出了包围圈，而剩余的游击队员除了有八九人带伤突围成功之外，余下近60名游击队员全部牺牲。
在一手操办「北山事件」之后，龚楚并没有收手的打算，他的目标仍然是项英、陈毅。为了抓住两人，他依据自己多年的革命经验，在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可能藏匿的地方重点布置兵力，进行日夜搜查，还对所有可能会通行的道路实施严密封锁，在路上安插暗哨、密探。
1935年10月20日，这一次围捕是龚楚最接近成功的，当时他正带着粤军到处寻找项英、陈毅的驻地，刚好在途中偶遇了担任采购任务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一行人。
龚楚认为吴少华必定知道项英、陈毅的藏身之处，于是引诱其带路，多亏吴少华机灵，识破了他的诡计，在即将抵达营地时强行登山、鸣枪示警，最终让项英、陈毅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快速转移驻地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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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当时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起猛攻，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蔡会文，还有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等人先后牺牲或被俘，整个湘粤赣游击支队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而这些都是拜龚楚所赐。
四、建国后的个人结局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到北江地区，此时担任国民党高官的龚楚则带领着手下保安团逃入乐昌县瑶山境内。而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写信给龚楚让他投降。
龚楚自然明白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在一番权衡后，于11月率领残部向解放军投降。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投降的对象是林彪的部队，要知道在当年林彪也不过是他手下一名干将而已。
时间到了12月，此时的解放军正准备一鼓作气解放海南岛，而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在特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后，决定安排龚楚前往海南策反国军守将薛岳，毕竟龚楚本就与薛岳是老乡，两人关系还不错。
本来这么好的机会，龚楚只要好好利用还是能戴罪立功的，可是他当时虽然满口答应下来，到了香港后却没有前去海南岛劝降，因为他担心解放军会秋后算账，于是再次辜负了党的信任，选择直接滞留于香港。
而且在香港期间，他还曾跑去台湾谒见过蒋介石，只是当蒋介石指示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之时，他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彻底脱离政治、军事生涯，改名为龚松庵，一直在香港定居生活。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方面决定不再追究、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这个「原中共老人」大喜过望，自此萌发了回乡的念头。
当时有关部门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应该如何对待龚楚之时，中央最后给的批复是：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从中可以看出，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宽宏大量，已经决定彻底不计前嫌，答应让他重新踏上故土了。
只是当时机成熟后，摆在龚楚面前的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此时他已经年近九旬，身体状况相当恶劣，他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内地的医疗条件并不足以支撑他回乡。而当得知老家村子里有医疗所，医生可以上门帮村民打针，如果病情严重，还可以立即送往县医院治疗后，龚楚才彻底没了回乡的后顾之忧。
之后便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为老家族人为龚楚接风洗尘的那一幕......
而当邓小平收到龚楚的电报后，不久后也回了一个电话过去问候，当时的龚楚因为白内障的缘故，双目几乎失明，他用颤抖的手握着听筒，听着电话里邓小平那熟悉的声音，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人一直聊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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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忆起两人一起领导百色起义，自己结婚之时邓小平还是证婚人，过往一幕幕开始从自己脑海里闪过，此时龚楚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地往下流，其中肯定有感动的成分，但我相信更多的应该是悔恨......
后来上面还来过通知，欢迎他去北京，在人大或着政协里任职，但当家人将这个喜讯告知龚楚之时，他却是少有的大发雷霆，并对身边人讲：「我回来是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何况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都去不了，做什么官？」
此事过后，家人也不再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养老。而自回到老家后，龚楚的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不仅作息规范，还时不时会接待几拨访客，毕竟对于这位中共党史「活化石」，很多人都会想着了解一番。
而对于来访者的询问，龚楚则是选择性回答，比如对于红军时期的事情，他是有问必答，但当别人问起自己离开共产党后的故事之时，他却是一直闭口不谈。而面对他人嘲讽之时，他则会说自己不算叛党，只是政见不同，跟随了不同的政党。
1995年7月24日，龚楚因肺部感染于老家病逝，时年95岁，而我们纵观其下半生，不难看出他似乎一直都在尽力让自己与政治彻底绝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