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之路充满艰辛。
在会理，党中央又一次明确了我们中央红军要继续北上，去川西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苏区的方针。红军的北上之路，虽然还得经受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但大家听说能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涨的。
6 月 9 号，咱们团到大跷碛地区了，夹金山就在脚下。这山海拔 4000 多米，一年到头都是雪，空气很稀薄，人也少，天气还变化无常。
12 号那天，咱就上山了。这一路上，虽然挺艰苦的，但好在山下休息了 3 天，体力恢复了不少，而且准备工作也做得挺充分，没多少人掉队。
山顶有好多石堆，听人说藏民路过这儿的时候，都会捡块石头放上去，祈求菩萨保佑。大家觉着好奇，也都跟着往上放石头，后来才知道，这叫「玛尼堆」，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传统。就这样，我们顺利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了懋功（就是现在的小金）。
嘿，我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先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啦！这两支队伍见面可高兴了，又是送礼物，又是编歌、排节目、开联欢会，热闹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兵强马壮的，他们对我们可热情了。看到这情况，我也可高兴了。心想着，共产党人都是一家人，两支红军加起来有十多万人，大家亲得就像兄弟一样，以后团结战斗，肯定会出现胜利发展的新局面，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发生分家的事。
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休整了一天。我们团住在一座寺院里，地方宽敞，住一个团都没问题。因为长期没有补充，我们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而且天气非常寒冷，有些人没办法，就把菩萨身上的布取下来，用来做衣服穿，颜色花花绿绿的，已经不像部队的样子了。但就是这支穿着不整齐的队伍，正是经历了长途转战还保留下来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英雄好汉！
两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了个扩大会议，决定让红军继续往北去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还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了拿下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红军又翻了梦笔、长板两座雪山，来到了芦花、黑水地区。
这的房子真特别，有的像小洋楼，一层养牛马，二层做饭，三层住人，四层存粮，五层平顶晒粮食。
这里的藏族分为两个部落：芦花部落的首领是个女的，叫芦花太太；黑水部落的首领叫苏永清。因为受到国民党宣传的蒙骗，以及被汉族官僚、军阀压迫，很多藏民对汉人有仇视心理。再加上语言不通，不了解红军，所以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都把粮食藏起来，跟着头人上山了。
当地的头人被国民党特务挑唆，总是来骚扰我们。他们的武器大多是英国制造的，枪法特别准。我们部队行军时，他们在路边、山口向我们开枪，还往下滚石头；我们宿营时，他们向我们零星外出的战士放冷枪，一时间导致我们部队不少伤亡。
我们派了小股部队去搜索，他们对地形很熟悉，擅长爬山，而且大多骑马，很快就跑得没影了，搜索队一撤回，他们就又出来袭扰，让我们不得安生。
在这里，团里得到了兵员补充，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一个营，由副团长杨国夫带来，他随后转任 10 团副团长，伍修权也调来接任团参谋长。这时，最让人头疼的还是粮食短缺，部队的吃饭问题成了大难题。我改任团管理主任，主要任务就是筹集粮食，想方设法去找吃的。
那天我路过军团供给部，看见他们在杀牛。邱创成政委瞧见我，就主动给我送了几斤牛肉，我没舍得自己吃，就带回来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这牛肉可是情谊深重啊。创成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全国解放后，他当过军委炮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1982 年他生病去世了。
刚开始我不晓得咋个筹粮，带着部队在大山林子里转了一圈，啥子都没找到，空手而归。后来别个给我点拨了一下，我才晓得要去向阳的山坡、有水的地方找，因为藏民一般都在那些地方生活，粮食可能也埋在那里。
果然，我们在地下挖出了油、盐、牦牛肉和粮食。可这远远不够部队吃的，只能去割还没成熟的青稞和包谷。有人把青稞放火里烧，然后用手搓下籽粒，半生不熟地吃；有人把包谷放水里煮，连籽带瓤一起吃。这么做，肯定是损害了藏民的一些利益。但那时真的是没办法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当地群众进行了加倍补偿。
然而，藏民在了解红军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沿着黑水河右岸前进，看到左岸有位藏民，就通过通司（翻译）向他喊话，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是反对官僚和军阀压迫穷人的队伍，现在路过这里，没有吃的了，希望他能帮助我们。他立刻杀了一匹马，用河上的索道把肉传送过来，我们也用索道把银元送了过去，但他坚决不收，又送了回来。大家都非常感动，多好的藏族兄弟啊！
那时候，我还被命令带一个连到黑水下游去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路过藏民寨子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袈裟、一只胳膊露在外面的喇嘛，带着几百人冲下坡来，不让我们通过。我就命令部队停下来，安排好警戒，然后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藏汉本来就是一家，红军买卖公平，只是路过这里，不会进寨子里，绝对不会骚扰老百姓。
终于获得藏民的信任，成功避免冲突，顺利通过此地，找到了四方面军的部队。与他们接上关系后，他们带我去见陈昌浩同志，陈昌浩同志随即问我：「彭德怀在哪里？」
我说我们军团首长在等你呢。当时我就觉得他派头大，傲得很。
七月上旬，我们接着往北走，开始翻打鼓山。从下打鼓走到中打鼓，再走到上打鼓，走了三天，才到沙窝山前。这座雪山，看起来不高，只有四五百米，但因为它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上，山上一直有积雪，空气很稀薄，而且部队已经翻了三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还没饭吃，爬山非常困难。
路上，我们瞧见掉队的同志围着篝火取暖，可叫他们时却没人回应，一靠近，他们就倒下了。因为缺氧，体力消耗过大，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沿途都是战友们的遗体。宣传队本想喊口号给大家加油打气，可却一句也喊不出来，大家只能不说话，深呼吸，手拉手，慢慢往前走。
这时候，千万不能停下休息，一休息，呼吸就减少，身体缺氧，人就活不成了。才几百米高的雪山，我们却爬了整整半天，到了山顶，又遇到冰雹，砸伤了不少人。我路上吐了好几次血，呼吸特别困难。解放后，才知道这是肺病。靠着革命的毅力和战友们的帮助，我才终于爬上了山顶。下山的时候，倒是越走越轻松，大家还有说有笑的。
然后，我们又翻过大雪山拖罗岗，来到毛儿盖。部队在那儿住了好久，也不晓得咋个回事。后来才听说，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仗着他人多、枪多，想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就找借口说啥子「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解决，故意拖着不北上。
在此之前，红一方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统一编制，将军团改称军，我们红 3 军团也改称为第 3 军。这时，两个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混编，组成了左、右两路军。我们 3 军与第 1、4、30 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央、军委机关也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中旬，部队让我们准备粮食，要过草地了。
8 月 21 号，我们从毛儿盖出发，一开始还能看到零零散散的灌木林，接着往前走，就到了漫无边际的大草地。草地给人的第一感觉挺美，开了好多野花，尤其是野韭菜花最多。但对长征北上的红军来说，草地却是个很难过去的坎儿，没有路，也没有人烟。
特别是这天气，恶劣得很，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风雨交加， 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又漫天飞雪。地上到处是一丛丛野草，地下一片片泥 沼，还到处散发着腐臭的黑色污水，人要是踩在草丛上，就会摇摇晃晃，一个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沼，不能自拔，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没顶，不少人都被淹没在沼泽里了。
后来有了经验，脚一踩进泥沼，身子赶紧躺倒，打个滚儿就出来了。从物理学角度讲，这是为了减小「压强」，所以就少死了很多人。
我是管理主任，负责分配宿营住处。进了草地后，到处是荒原，没什么事可做。部队没房子，也没雨具，白天太阳晒，热得满身大汗，晚上下大雨，冷得直哆嗦，没法睡觉，还经常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同志们又累又困，背靠背坐着，不管风吹雨淋，一直熬到天亮，很多身体弱的人生病倒下了。
在草地里行军，自带的干粮根本不够吃。一开始，抓把青稞，添点肉干，再喝口冷水，还能勉强填饱肚子。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就只能靠野韭菜花来充饥，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一点，后面的部队就很难找到它了。在烈日下赶路，口渴得不行，有人就去喝沼泽里的积水，可谁知道水里有毒，喝了之后就腹胀下泻，又有一些战友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后面的部队不需要向导，顺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面的部队，到达宿营地。
虽然苦得不得了，但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纷纷议论着：将来革命胜利了，在这里办集体农场，开着拖拉机到处跑，肯定能大丰收。我们这支红军队伍，就这么前赴后继，连续走了六七天，8 月底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是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路，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离开草地，就到了班佑。这里没多少人，只有些牛粪房，是藏民游牧时休息的地方。此时地里的青稞等都成熟了，我们把它摘下来，用火烧掉麦芒，然后整个放在嘴里吃，结果吃得满脸黢黑，一个个都成了黑「张飞」。我们团在班佑停留了一个多星期，接到命令要接应左路军东进，一起北上。
9 月 10 号大清早，突然接到上头的命令，让我们团赶紧行军，去甘肃迭部县俄界（现在叫高占）。命令还说，不管路上碰到啥情况，都不能停下来。我们都不晓得咋回事，就觉得这举动很不正常。
路上，经过红四方面军的防区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我们喊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可耻！」「把一方面军拖垮了，又想拖垮我们四方面军！」「戴八角帽的四方面军同志快回来！」「打到成都大坝子去吃大米呀！」
我们听到后，也朝他们喊：「拥护中央北上方针！」「大家一起北上！」双方对喊得很厉害。我还看到李德和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对骂，他们说的是外国话，我们听不懂。
我们团加速前进，快到阿西时，彭德怀军长带着部队在山上迎接我们。大家一鼓作气，赶到了俄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想让红军再过草地，南下川康边境，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企图加害中央。
为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推动抗日民族运动发展，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决定率领右路车中的红 1、3 军和军委纵队迅速离开驻地，率先北上。
9 月 12 号，中央在俄界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叫【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的东西。因为部队人变少了，就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我们团为了让连队更充实，就把营取消了，改成了 4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还把多余的枪拆了扔到白龙江里。
9 月 17 日早上，红 1 军 4 团成功攻下腊子口这一天险，打通了北上的道路。我们来到了甘南岷县的哈达铺（现属宕昌县），这里是汉人居住的地区，比较热闹，有很多做生意的，大家都开心得跳了起来。
从五月中旬进入藏民区开始，这一路上，语言不通，天天挨饿受冻，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和穿的。好多人身上带着银元，却还是活活饿死、冻死了。在这里，大家先买吃的，也不讲价，买到就拼命吃。
我领着俩通信员，买了三只老母鸡、五斤面，还是没吃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感觉可饿，还有些人因为吃太多，竟然给胀死了。红军在这儿休整了下，支队开了个整顿军容风纪的会，还买了白布，染成灰色做军装，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衣服给换了。打这儿起，红军的军容就比较整齐了。
9 月 22 号，中央把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这支队有七千多人，彭德怀是司令员，毛泽东是政治委员，下面还管着 3 个纵队。红 3 军变成了第 2 纵队，我们 10 团改成了第 10 大队，大队长是黄珍，政委是杨勇，参谋长是伍修权，我又当了通信主任。
部队整编后，继续向北走，到了鸳鸯镇时，准备渡过渭河。 我小时候看过【封神榜】【三国演义】，知道渭河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曹操也曾经在这里夺船避箭，所以在我脑海中，渭河是一条大河，还带有几分神奇色彩。没想到到了河边一看，河面并不宽，水也不深，可以徒步过河，这让我有点失望。
10 月 5 号，咱到了六盘山下边。它在陕甘宁的交界地儿，海拔快 3000 米了，山道弯弯绕绕，得盘六回，才能到山顶，所以就叫六盘山。
翻山时，第一纵队在甘肃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了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远远看去，好像满地都是绵羊，用望远镜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敌人的后续骑兵部队又来了。我们沿着山前进，边打边走，让敌人的骑兵无法发挥作用。就这样，我们成功地通过了六盘山。
后来，彭雪枫对我说，彭德怀司令员在山口一直等着，亲眼看到部队都过来了，他才放下心来，还说：要是剩下的这些革命种子再遭受损失，中国革命的胜利还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呢！
到了回民地区，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风俗，宰了羊、杀了鸡，拿到回民家里去煮，结果他们很不高兴，有的还把锅给砸了。后来才知道，回族人杀牲得请阿訇，这样才行。
另外，咱们这儿是黄土高原，缺水严重，想喝口水得走四五里路，这对一支疲惫的部队来说，确实挺难的。好在遇到的敌军战斗力都不行，一触即溃。我们顺利通过了平（凉）固（原）公路封锁线，朝陕北前进。
10 月 19 日，陕甘支队顺利抵达吴起镇（现吴旗）。至此，我们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耗时一年，途经 11 个省，行程长达二万五千里。看到苏区的标语，感受着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大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被调任至 2 纵队司令部担任通信主任，纵队司令员是彭雪枫，政委是李富春，副司令员是刘亚楼，参谋长为萧劲光。
没过多久，敌人的三个骑兵团追到了吴起镇，陕甘支队集中兵力，先攻打在吴起镇西北迂回的敌骑兵团，然后再打另外两个团。这一仗，我们把敌人全部击溃，俘虏了很多人。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团长、10 大队大队长黄珍在指挥战斗时英勇牺牲了。
后来，陕甘支队从保安出发继续南下，在鄜县（就是今天的富县）一带，和红 15 军团顺利会师。
11 月 3 号，中共中央做了个决定：搞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让毛泽东当主席，还把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给恢复了，彭德怀当司令员，毛泽东当政委，叶剑英当参谋长，王稼祥当政治部主任，下面还管着红 1 军团和红 15 军团。
新的红 1 军团是由原红 1、红 3 军团合编而成的，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我们 2 纵队改为第 4 师，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彭雪枫，副师长是黄永胜，参谋长是陈士榘，政治部主任是舒同。我被任命为师通信主任。司令部的参谋有武亭（朝鲜人）、帅荣、彭雄、李志高、廖承茂等。
红 3 军团从 1928 年 7 月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 5 军开始，到这时编入红 1 军团，总共经历了 7 年多的时间。
这支部队久经战火考验，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他们勇往直前、勇冠三军，有着拼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5 年 10 月，王平、李志民同志牵头，我与刘志坚、甘渭汉、方强等六人一起向中央军委建议，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以便总结历史经验，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光荣传统。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在 1992 年 9 月与读者见面了，也算是实现了我这个曾在这支英雄部队中成长的老战士的心愿。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和红 15 军团会合后，蒋介石特别害怕，赶紧调了东北军 5 个师的兵力，想趁红军还没站稳脚跟，在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消灭我们。军委就决定：集中大部分兵力，找机会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人一两个师，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11 月 20 号，敌人的先头部队第 109 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成三路，沿着葫芦河谷和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发。
21 号早上，红 1、15 军团向直罗镇的敌人发起进攻，我们 4 师接到命令，攻打直罗镇北山的敌人。战斗开始后，我去 10 团解决通信问题，刚爬上一个山头，就看到了毛主席。他生病了，躺在担架上，但还是坚持指挥战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
正在这时，十团二连路过此处，毛主席让他们留下，连长不认识毛主席，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不能停。见此情形，我赶忙告诉二连连长：「这是毛主席！他命令你们留下，你们就留下。」
真巧，2 连指导员也来了，他也认识毛主席，立刻敬礼报告。就这样，这个连就留在了毛主席身边。我告诉连长、指导员，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安全，还把情况报告给了 10 团的杨勇政委。后来，战斗激烈的时候，毛主席命令 2 连出击，和其他部队一起，消灭了很多敌人。
直罗镇战役，我军歼敌 1 个师 1 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1934 年 10 月长征开始后，我跟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行军，有段时间还被战友们抬着，吃了很多苦，走了两万五千里，终于从江西到了陕北，进入陕甘苏区。然后，我们又打败了敌人的「围剿」，开始了新的革命。
这样的长征，前所未有。它有力地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战无不胜。虽然参加过长征的人越来越少，但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长征精神，熠熠生辉！
去东边和西边打仗
1935 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大任务上。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部队开始为东征作战做各种准备。当时，我们的通信设备非常少，很难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可靠的保障，就算是中央和军委的电台，功率也很小，距离一远就没办法沟通了。
为了搞定通信联络这个大难题，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买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并通过地下党悄悄运到了陕西韩城，交给了国民党第 17 路军的团长阎揆要。
以下是改写后的内容：揆要同志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参谋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位，于 1994 年逝世。
1936 年 1 月中旬，我们四师接到命令，要和军团部骑兵团一起南下韩城接收电台。我们手里没有地图，只能按照师侦察科长李志高画的行军路线图走。图上虽然标明了路上哪里有村庄、人家，但到了地方一看，只有窑洞，没有人。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回民在清朝末年起义反清，被镇压了，有的被杀了，有的跑了，所以这里早就没人了。好在我们自己带了粮食，才没饿着。
我们到了韩城地区后，就四处找接头的地方。一天早上，部队正准备吃饭，突然遭到国民党 17 路军主力冯钦哉部的攻击。我们边打边撤，因为情况不清楚，电台也没联系上。
后来，这部电台被兄弟部队接收了。有了它，通信工作就轻松多了，中央能直接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跟着 11 团行动，认识了他们的政委王平。我们很聊得来，新中国成立后，还有机会多次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
二月份的时候，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红一方面军还组成了抗日先锋军。 有一天，我带着电台，跟着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去圪针滩、禹黄渡那一带侦察，了解渡河点的情况。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志。
2 月 20 号，红 2 师冲破敌军防线，成功强渡。咱师紧跟其后，坐着羊皮筏子过了黄河。
红军迅速突破黄河防线，这可把阎锡山吓坏了，他赶忙调集晋绥军去堵截。可还没到 10 天，红军就消灭、打跑了晋绥军 5 个团，还抓了 1200 多个俘虏。阎锡山更害怕了，又调了 4 个纵队，从不同方向反攻。
3 月 4 号，晋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红军进行反击。红军集结了两个军团的主力，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算先消灭敌军第 2 纵队的 3 个旅。
10 号凌晨，仗就开打了，双方一直打到天黑，还是不分胜负。 到了傍晚，兑九峪战场上晋绥军的兵力增加到了 13 个步兵团和 1 个炮兵团。
方面军领导觉得敌人聚集在一起，很难消灭，就下令让我们撤出战斗。这时，敌人已经从三个方向向我 4 师逼近，只剩下一条山梁小道可以走。我带着通信人员紧跟师部，边打边撤，跑步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战斗，红军虽然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给敌军两个团造成了沉重打击。随后，红军以红 15 军团为主力组成左路军，向北佯攻，威胁太原，牵制晋绥军；以红 1 军团为主力组成右路军，趁着晋南兵力空虚，沿着同蒲路南下，以夺取洪洞、临汾等地。
南下的时候，师首长让我去筹粮。 我一到地方，就去村里开展工作。有一回，还闹了个大笑话。村长问我要小麦、大麦还是莜麦？我刚到北方，不知道哪种麦子好，还把「莜」当成了「油」，觉得小麦太小，大麦太大，「油」麦有「油」，可能更好吃，就说要「油」麦。哪知道那莜麦不好消化，吃多了肚子胀，大家都很有意见。看来，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靠主观想象，必须得调查研究。
三月下旬，我们师攻打洪洞县城，我跟着陈光师长到了城下，他正指挥部队搭梯子，准备攻城呢，结果彭雪枫政委在后面让号兵吹响了停止攻击的军号。
陈师长火冒三丈：「走！回去睡觉！」
打那以后，师长和政委之间就有了不和的苗头。
当时我不晓得原因，后来才听说，中央东征时曾打算过「大力发展红军」的具体方案，打算把陕北的红 81 师和红 4 师合并，等去了山西，就正式恢复红 3 军团的编制。原红 3 军团的干部对老部队、老番号很有感情，听说后都很高兴，有的团还做了动员。
彭政委不赞成强攻洪洞城，一个理由是为了减少伤亡，为以后扩大红军、恢复红 3 军团保存骨干力量。这种想法在原红 1 军团干部中也有。
当时，方面军总部打算从红 1 军团选调一些青年骨干去红 15 军团任职，可 1 军团的一些师团干部接到通知后，却把人藏起来，或者派他们出去，就是不想让上级派来的人挑走。看来，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感情深了，就容易忽略全局观念，容易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还没攻打洪洞城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就在那周围做群众工作、扩军、筹款。彭雪枫政委给国民党浮山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交出 5 万块钱，不然就派兵打县城。县长害怕了，赶紧把钱送了过来。后来，部队继续往南走，向侯马方向前进。路上，我们歼灭了敌人一个骑兵连，缴获了很多战马。我们从里面挑了 30 匹，组成了骑兵通信排。
有一天，师长陈光带着我和骑兵通信排，越过 12 团的前卫，沿着公路快速前进，跑进了一个村子，结果突然和敌人碰上了。情况紧急，我们赶紧拨转马头往回跑。好在 12 团的前卫很快就赶到了，不一会儿就把敌军的这个班哨给消灭了。俘虏交代说，他们是蒋介石的第 25 师，刚从风陵渡那边过来。
开始我们觉得蒋、阎有矛盾，可以利用。没想到蒋军进晋这么快，还是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在起作用。在蒋介石军队的支持下，晋绥军很快占领了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并向红军发起攻击。
方面军领导于是决定收缩兵力，慢慢向西，击退敌人的进攻。4 月 6 日到 12 日，左路军和敌人进行了屹洞镇（如今的方山县城）等战斗，消灭了将近两个团的敌人，夺回了黄河渡口。15 日，右路军围攻吉县城，我 4 师奋勇作战，消灭了敌人的保卫团，俘虏了 300 多人，并且占领了这座城。
五月初，进山西的红军全部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我们师在延长地区休整。这时候，师长和政委的矛盾更深了，每次开小组会，他俩都吵个不停，弄得我这个党小组长很为难，只好找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调解。
五月十三号，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团以上干部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东征作战的经验，作了关于日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并对西征战役进行了动员。此外，会议还批评了红 1 军团中存在的本位主义，解决了原红 1、3 军团师团干部间的团结问题。
主要是各师团干部为了保存实力，不想打伤亡大的仗，不愿意调人去增强红 15 军团和陕北红军的力量，还有些过去的矛盾遗留问题。我们师的政委彭雪枫也被批评了。
有回我给他送文件，瞅见他一个人在宿舍，正郁闷着呢。
大相寺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定在保安开办红军大学，培养抗日军政人才。红 1 军团抽调了很多团以上干部，由林彪带队去筹建，陈光、彭雪枫、陈士榘都去学习了。4 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参谋长何德全，舒同仍任政治部主任。
五月中旬，为扩大陕北苏区和红军，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继续长征北上，红 1 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征，先打了曲子镇。该镇有宁夏军阀马鸿宾的一个旅驻守，旅长外号「野骡子」，是马的爱将。经过反复战斗，红军攻占了曲子镇，俘虏了旅长。后来为了争取马鸿宾保持中立，红军又把这名旅长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结束后，我调到了 12 团当参谋长。我们团长是邓克明，政委是周赤萍。我刚上任时，正好赶上军团部在曲子镇举办运动会。比赛的项目有队列、刺杀、投弹、田径等，现场非常热闹。
我们师、团在队列方面有优势，因为师参谋长何德全、团长邓克明都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班长，受过严格的队列训练，连以下队列示范动作很好，但比赛中却没取得好名次，大家觉得裁判员不公平，议论纷纷。后来经过说服教育，才平息了这场小风波。
那天晚上，军团团以上的干部一起会餐，桌上有猪肉、鸡肉等四大盆菜。我们正吃着饭，1 师师长陈赓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走到我们桌前，看到鸡肉还没吃，就对着菜盆吐了口唾沫。然后，看大家都不吃了，他就笑着说：「你们不吃，我来吃。」说完，就又笑又吃起来。陈赓师长平易近人，还爱开玩笑，让人觉得可敬可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我们又攻打了阜城，给敌第 35 师以重创，驻守在环县和洪德城的敌军也吓得纷纷逃跑。军团部命令我们 4 师巩固这些新占领的地区，以环县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还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争取东北军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友军。在与东北军对峙时，我们尽量避免与他们作战，双方关系一直很不错。
为了应对蒋介石派来的特务的监视，他们白天朝天开枪，假装向红军发起进攻。到了晚上，他们又从西安给我们运来钢材。当时红军正准备造船渡过黄河，向北进入内蒙古，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联系，因此需要大量的钢材。
10 月 9 号，红一军团第一师跟到达甘肃会宁的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当时我们四师是在静宁和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师会师的。想到跟四方面军分开快一年了，他们终于来到西北，大家都特别开心和激动。跟二方面军的同志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宣传队表演了文艺节目，指战员们又唱又跳，还喊口号，特别热闹。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又调来近 20 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他还亲自到西安督战，妄图把红军三大主力消灭在黄河右岸的甘肃、宁夏边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我们 12 团跟随师主力北上同心地区进行休整和备战。根据蒋介石的南攻北堵战略，上级要求对预定战场进行实地勘察。
二师师长杨得志带着我们二师、四师的团参谋长，去定边那一带查看北线的地形状况。
有一天，大家正在山上查看地形，突然接到军团部的通知，让我们马上回部队，说有新的作战任务。杨师长马上宣布，各团参谋长立刻回原部队。
我回到团部时，部队正在集合，准备向山城堡进军。原来，红军和国民党军周旋了半个月，终于抓住了机会，胡宗南部第 78 师已经到达山城堡地区，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消灭该师。
于是，我们四师飞速赶到山城堡以南地区，和二师一起承担主攻任务。
11 月 21 号，红军对山城堡的敌人发动总攻。红 1 军团的 1 师和 4 师从南向北打，红 15 军团的主力从东北往西南打，红 31 军从北往南打，红 1 军团的 2 师和红 15 军团的一部分，绕到敌人后面，截断了敌军的退路。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大部分敌军被包围，退缩到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第二天 9 点，敌军基本被歼灭。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锐气，迫使他们全线后撤，对增强红军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巩固陕甘宁边区，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我团进驻定边地区。12 月 13 日上午，我正在给全团排以上干部讲伏击战术课，突然接到师部电话，说东北军的张学良和第 17 路军的杨虎城，于昨天在西安发动了「兵谏」，把蒋介石扣押起来了。
我马上在会上把这消息公布了，大家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课也没法上了，都在那儿纷纷议论，说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蒋介石「剿共」10 年，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血债累累，早就该死了。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弄了个「讨逆军」，让亲日派老大何应钦当总司令，带着大军往西安打。为了帮张、杨的部队打「讨逆军」，中央军委让第 1、15 军团等部赶紧南下。
我们团从庆阳出发，经过合水、枸邑（现在叫句邑）、淳化，往南到达三原地区，在王家堡一带进行整训。这地方村子很多，人口也不少，还比较富裕。我们团有几位领导干部住在一位姓王的老太太家里。这是个书香门第，她的祖先王微是明朝著名的机械科学家，曾经把西方的机械学介绍到中国，据说他的专著现在还珍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里。
王老太太的儿子在北平上大学，这在村里可是件稀罕事，大家都很羡慕她。老太太人特别好，总是热心地帮我们解决难题，她家都快成了我们的联络点了。
1996 年 9 月，我去西安的时候，专门去了趟王家堡。六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已经不在人世，她的后代也搬到了三原县城，只有那栋房子还在，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
在王家堡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个慈祥的老太太，就会想起我已经分别多年的母亲。有一天，我们师在鲁桥镇开团以上干部会，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照相，我还顺便照了一张单人相。后来，我用在外经商的名义，把照片寄回了老家。离家 6 年，我第一次给家里写信，竟然还收到了。后来听母亲说，她看到我的照片就烧掉了。因为她很迷信，觉得相片是人的精灵，如果和人分开了，会对人的身体不好。这真是一种特殊的母爱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一开始有人想不通，觉得应该杀了蒋介石。后来通过学习，大家明白了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对的。认识提高后，部队就全力投入到练兵整训中去了。
有一天，陈赓师长再次来到我们团。这一次，他是以军团点验团团长的身份来部队进行点验的。一看到我们，他就开玩笑说：「你们不请我吃饭，不送我礼物，我就让你们点验不合格。」
这次点验可严格了，把人员、武器、弹药、装备、马匹这些东西都点验了一遍，还一个一个地对验枪炮号码。因为我们准备得很充分，陈师长对这次点验结果特别满意，还跟全团讲了话，表扬了我们。我们几个团的领导看到部队军容严整，士气特别高，信心也很足，随时都能带领这支部队去完成最艰巨的战斗任务。
上抗大进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违背承诺，将张学良判刑并监禁起来。与此同时，何应钦调遣了 25 个师，驻扎在洛阳和潼关一带，准备攻打西安，内战的乌云再次笼罩。中共中央一方面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推动蒋介石抗日；另一方面联合东北军和第 17 路军，准备抵御何应钦部队的进攻。为了协调行动，中央决定向东北军和第 17 路军的每个师派遣一名红军干部，担任军政联络员。我们红 1 军团规定每个团派一个人，要么是参谋长，要么是主任，团里就派我去了。
我们十多个人去了云阳镇，在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报了到。在那儿，我又看到了老领导黄克诚，他是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黄部长让我们改变想法，好好学习统一战线知识，研究怎么做友军工作。我们在组织部住了大概 10 天。那时候中共中央和蒋介石在谈判，打算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没了。
到了陕北，我见很多干部都去红军大学进修，十分羡慕，特别希望有一天，组织能安排我去红军的最高学府，系统地学习军事指挥，总结战斗经验，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一天，总算让我盼来了。
1937 年 2 月上旬，总政组织部让我去抗大学习。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在保安办过一期，从第二期开始搬到延安，还改了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一期是 1 月 21 日开学的，我没赶上开学典礼。
据同学们说，从这一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兼任主席。毛泽东还出席了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提到：抗大就像一块磨刀石，能把小资产阶级意识都磨光，让大家变成锋利的刀刃，去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去创造新社会。
抗大第二期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办的。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三个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干部齐聚一堂，同桌学习。这一期共招收 1362 名学员，编成 14 个队，其中第 1、2、3、4 队大多是红军的军、师、团干部。校长是林彪，教育长是罗瑞卿，训练部长是刘亚楼，政治部主任是傅钟。
我被分到了 2 队。我们学员队的干部都是学员担任的：队长是倪志亮，他之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党支部书记先是谢富治，后来是萧望东。我还是第三组的组长，我们组有朱德崇、李宗贵（后来改名叫李赤然）、陈湖生、高波、周越华、孙湘等 10 多个人。
上政治课时，我们学的内容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给我们讲课的教员有罗世文、张如心、徐梦秋等。上军事课时，我们学的内容有制式教练、地形学、排以下战术训练、工程学等，教课的教员也有学员兼任的，比如谭希林、李东朝、王智涛等。
教材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我们自己掏钱买，几乎人手一本。
学校的要求特别严格。我们早上要到延河边出操，每周还会进行一次会操。4 个人睡一个炕，内务几乎天天检查，稍微不合格就得重新来。抗大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大家关系很好，几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每次发津贴费，就会在星期天约着去延安的饭馆吃一顿。
在这期学习中，我们很幸运地听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讲课，这让我终身难忘，并且受益匪浅。
毛主席住在凤凰山时，尽管工作繁忙，但仍抽出时间给我们讲【辩证唯物论】，从 4 月一直讲到七七事变，累计授课百余小时。毛主席讲课的方式很灵活，是启发式、研究式的，就像聊天一样。我原本觉得唯物论、辩证法很复杂，但听他一讲，变得容易理解和记忆，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这种教学方法，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我们特别爱听朱总司令讲课。有一回，他讲「党的建设」，可大家递条子，想让他讲讲国共两党谈判的事和世界局势。朱总司令答应了，他一开讲，我们就听得入了迷。结果，讲「党的建设」的时间就不够了，他最后只能念讲稿了。
当时，康克清站起来说道：「你讲课就直接讲嘛！别念稿子了，念稿子我也会。」后来，我们在支部会上批评了康克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你们是夫妻，在家里怎么讲我们不管；可他是我们的总司令，还是抗大的兼职教员，我们作为学员必须尊重教员，不能这样对他。康克清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我在抗大学习时，还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批判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要求全党全军坚决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
四月上旬，抗大传达了这个决定。大家学了中央文件后，都想让张国焘来听听学员们的想法。
四月下旬的某天，他来到我们二队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国焘。本来计划是先让比较了解情况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发言，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揭发他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和推行错误肃反路线的众多事实，特别是他下令秘密处死红四方面军优秀军事领导人旷继勋、曾中生的事，这让广大学员非常愤慨。面对大家的揭发和批评，张国焘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听了一天后，他再也没有来过。
刚开始斗争时，张国焘的欺骗性还很强，红四方面军也有个别人一时没看清他的错误，甚至有人打算把张国焘抢出去，回大别山打游击，还有人想把枪从延安城门的下水道偷偷送出去。
这事儿是我们队一个生病住院的学员讲的，他原来是四方面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学校领导听说后，马上就采取了措施。
那时候，我们上学都带着手枪。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干部，有的还带着警卫员，甚至是警卫班。为了防止冲突，学校让学员和警卫员把枪带上集合，然后把所有枪都交了上去。
后来，随着对张国焘错误的深入揭露和批评，三个方面军的学员都认识到了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们衷心拥护中央的正确领导，支持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批评，完全同意中央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的正确决定，坚决维护三个方面军之间兄弟般的团结。
1938 年，张国焘叛党投靠敌人，甚至连警卫员都没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抗大学习了四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家开始全面抗战。我们军事干部在抗大编成一个队，准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杨得志是队长，周昆、周子昆是军事教官，梁均、杨梅生是排长。我先当 8 班班长，后来还选为党支部书记，就不当班长了。
7 月 17 号晚上，领导突然通知我去中央组织部报到，还规定离校时，不能带任何有红军字样的东西。我没办法，只好把日记交给了老领导吴自立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四局局长。就这样，我还没毕业就匆匆离开抗大了。后来，我给抗大校务部部长周文龙写信要毕业证书，他给我寄了一个，还在信里开玩笑，说我开学晚来、毕业早走，是个「无始无终」的学生。
我 1930 年参加红军，那时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少年，后来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干部。在抗大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这些对我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很有帮助，对我以后的工作也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可以说是让我受益终身。
我非常怀念我的第一所军事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