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飞夺泸定桥时，刘文辉做出一个正确决定，为14年后留了条后路
2007年，一位日本友人到大渡河的铁索桥参观，向陪同的四川省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永模问了几个问题：
泸定桥上的木板为何没有被拆完？
川军为何没有炸掉泸定桥？
那么多川军，为何没有守住泸定桥？
黄永模听后微微一笑，开始娓娓道来，将答案一一说出，日本友人听后连连点头。
那么，黄永模到底是如何回答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1935年5月25日，上万红军来到了大渡河地带，想要渡过它继续前进，但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大渡河附近的民船早就被国民党强迫收走，只找到了几条小船，如果用小船一次次将红军送到对岸的话，粗略估算一下，至少需要一个月。而国民党军队是不会给红军这个时间机会的，他们会很快赶到，将红军围堵并消灭。
这样看来，用小船渡河的方式基本没戏，是一条死路。
毛主席使劲抽着烟，来回踱步，作出了一个艰难又无奈的决定：分兵渡河。
具体程序是，刘伯承、聂荣臻率兵从安顺场渡河，杨成武率第二师第四团主力沿河西岸北进夺取泸定桥，然后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从泸定桥过河到对岸。
能否顺利地夺取泸定桥，关乎着红军的生死。
毛主席紧紧地握住杨成武的手，神情凝重地说：两万多红军的命运，就交给你们这些勇士了！
泸定桥又称为铁索桥，该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于水流湍急和条件限制，它不是石桥，而是一座铁索桥。
桥的全长是103米，宽是3米，主体是13根铁链。铁链是固定在两岸的桥台落井里，其中9根作底链，其余的4根分于两侧，作的扶手。
为了桥面稳定，铁索上面铺满了木板。在当时的情况下，上万红军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摆脱追兵。不然的话，红军很可能全军覆没，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1863年5月，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率领数万太平军将士到达大渡河，因为河水暴涨，渡船无法行驶，滞留在岸边。三日后，清兵赶到，展开了一场血战，太平军血流成河，全军覆没。
因此，当蒋介石听说红军到了大渡桥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随即给四川军阀刘文辉下令：「炸掉铁索桥，我要让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
当时的泸定桥，就在川军控制之下，刘文辉只要一动嘴，铁索桥就会灰飞烟灭，等待红军的，将很可能是一场大劫难。
从一定意义上讲，红军的未来命运如何，除了自身的勇猛，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文辉。
蒋介石下令之后，心里也直打鼓，他知道刘文辉不是省油的灯，对自己的命令能否执行，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从袁世凯死去之后，没有一个强人能控制全国局势，国家长期处于乱世之中。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各省都在军阀控制之下，他们把本省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东北有张作霖父子，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文辉叔侄子，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广东有陈济棠，湖南有唐生智……
虽然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职之后，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各省军阀跟蒋介石面和心不合，大家同床异梦，各怀鬼胎。
蒋介石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各省军阀，各省军阀舍不得丢掉政权，想方设法跟国民政府作对。大家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只不过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
因此蒋介石才吃不准刘文辉到底会不会执行自己的命令。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刘文辉陷入深思。
首先，刘文辉确实不是省油的灯，他在幺叔刘湘扶持下，渐渐成为气候，不到30岁就当了师长。
在二十年代，四川军阀山头林立，不像山西和东北那样是一家独大。四川小有名气的军阀，就有熊克武、杨森、刘成勋、邓锡侯、袁祖铭、陈鸣谦、陈献周、李家钰、何金鳌、罗泽洲等十几个。
能在这些军阀中合纵连横，利用他们，挑拨他们争斗，去壮大自己的力量，需要超人的智慧。
经过激烈斗争，刘文辉在33岁那年和自己的幺叔刘湘打败了各路军阀，担任了四川省主席，控制了四川军政大权。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叔侄翻脸，刘湘投靠蒋介石，刘文辉把汪精卫、冯玉祥当成自己的靠山。为了争夺四川统治权，叔侄大打出手。
争斗的结果是刘文辉失败，不得不向幺叔刘湘认输。
1933年，国民党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因率残余部队退到川南雅属（西昌、雅安、康定）地区。
刘湘是主动提出的"拥蒋统川"口号，跟蒋介石的关系也最铁，刘湘是被迫成为蒋介石手下将领的，无形中就被老蒋放到了次要位置上，跟老蒋离心离德。
蒋介石和刘湘都对刘文辉保持着足够警惕，军费上克扣，武器装备也不想给他，生怕他做大做强了。
刘湘
事实上，刘文辉也不甘心失败，想卷土重来，他趁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之际加紧活动，索要兵力、番号和装备，最终保留了陆军3个师、川康边防军两个师的编制，打算东山再起。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雅、康两地地瘠民贫、物产单一、供应困难，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军队的发展是一句空话。
就在这时候，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北上抗日。
刘文辉得知此消息后有喜有忧，忧的是红军北上很可能经过川康地区，自己首当其冲，如自己不抵抗的话，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如果抵抗，自己连刘湘都打不过，打红军更是以卵击石，死得更快。
喜的是，自己也许能利用红军和蒋介石的矛盾，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正因为有了红军，蒋介石才会向四川、贵州等地的军阀拨款，给钱给枪。也正因为有了红军，蒋介石就没有心思去对付杂牌军，包括刘文辉。
换言之，如果红军不存在了，蒋介石就该收拾刘文辉为代表的这些地方杂牌军了。
从军阀的角度讲，红军的存在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有了红军他们可以得到中央的军费，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在清朝时叫「拥寇自肥」。吴三桂剿匪的时候，就是杀一批留一批，甚至放一批，这样他们可以向朝廷要军饷。
红军当然不是匪寇，他们是为天下百姓的，是正义之师。不管怎么说，刘文辉非常狡猾，知道唇亡齿寒和鸟尽弓藏的道理，不打算执行蒋介石「炸毁泸定桥」的命令。
再说了，泸定桥是川藏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的桥梁，炸掉之后刘文辉的日子更难过，老百姓南来北往都会受阻，光是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
不过经济因素是次要的，如果能消灭红军，消除了心腹之患，蒋介石还是舍得出钱去修建桥梁的。
刘文辉也明白自己不能跟蒋介石对着干，不能完全抗拒蒋介石命令，他耍了个滑头，想了搪塞蒋介石的办法，对蒋介石说：「桥炸了太可惜，其实阻挡红军，不必非炸泸定桥，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撤掉也能达到目的。」
刘文辉说得不错，没了木板，渡河就是走钢丝、荡秋千。红军不是杂技演员，在铁索上摇摇晃晃地根本过不去。
蒋介石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刘文辉的建议。
刘文辉打算糊弄蒋介石，但表面文章要做足，不能让对方看出破绽来。
为了守护泸定桥，刘文辉先是派了两个团，后来又调了两个旅。对于刘文辉和蒋介石的暗斗，红军高层是不知情的，他们只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别无选择，必须夺取泸定桥。
28日早上，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务必夺下泸定桥!」
杨成武
这时候，他们已经连续打了三场仗，两天没合眼。接到命令之后，4团第2连的战士没有犹豫，他们迈开飞毛腿，开始生死时速，经过120多公里的急行军，他们终于在指定时间到了泸定桥。
此时的战士们又累又饿，人困马乏。河对岸的敌军为了阻止红军前进，更是在桥的那端放起了大火，桥东头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以第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为首的23位勇士，冒着敌人的弹雨飞夺泸定桥，红军的主力得以顺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
蒋介石得知红军过了大渡河，气得直骂刘文辉：「草包、饭桶、娘希匹！」
问题来了，在上千名敌人激烈的火力扫射下，23位勇士是如何通过晃晃悠悠、间隔很宽的铁索，到了河对岸的？
一说是在火力掩护下，23名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爬过去，一边冲锋一边铺设木板。
也有人说，刘文辉下令川军只拆了一半的木板，其余的还在上面。
权威资料上说，川军拆了80米，还留了二三十米木板没拆。这样的话，桥面就相对稳定很多，为勇士们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条件。
木板为何没拆？是士兵们玩忽职守，还是刘文辉故意放水？
多年以后，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做出了这样的申述：
「泸定桥川军如果不‘放水’，红军很难冲过去，因为铁索桥很窄，红军兵力无法展开。而且桥还很长，火力之下几乎无法通过。」
「父亲刘文辉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担心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父亲的地盘，让自己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被老蒋除掉。」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文辉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1938年西康建省，蒋介石下令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和刘文辉分庭抗礼，主要是用来监视川、康、滇三省。
气量狭窄的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刘文辉跟汪精卫和冯玉祥曾经是盟友。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刘文辉。
1942年，刘文辉接到重庆一道绝密命令。内容是对藏用兵，先取昌都，然后攻占拉萨，由刘文辉负责指挥作战。
老谋深算的刘文辉敏锐地感觉到，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
刘文辉与幕僚们研究之后，决定将计就计，借机向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索要军费和武器弹药，扩充实力，壮大自己。
刘湘明白，发展壮大才是硬道理，兵强马壮了就不怕蒋介石耍花招。
因为时局的变化，蒋介石攻打西藏的计划胎死腹中，刘文辉扩充实力的目的却因此而达到了。
抗战爆发后，刘湘出征身亡，蒋介石趁机让张群主政四川，这让本来就对蒋介石有二心的刘文辉更加失望。刘文辉曾经联合军阀邓锡侯等抵制张群主川，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惨遭失败。这时候的刘文辉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蒋介石跟吃掉。
危急时刻，他想到了共产党。
他认为，国内可与蒋介石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因此，刘文辉决定亲共，以保全自己。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文辉通过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中共南方局开始关系。
从此，刘文辉一发不可收，开始与中共要员进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在武汉、成都，重庆等地频繁秘密接触，对我党的抗日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曾通过中间人劝说刘文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当走这条路。」
如此一来，刘文辉对共产党更加敬佩。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寓所秘密会见了久仰的伟人周恩来。二人一见如故，越谈话越多，一直谈到黎明。
没有等周恩来开口，刘文辉主动提出：「恩来先生，我们见一次面太难了，我想和贵党通过电台保持经常性接触。」
周恩来欣慰地说：「那太好了！」
这标志着，刘文辉已经跟蒋介石决裂，起义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刘文辉已经决心起义，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这时候只剩下了西南一隅，还在解放军的进攻下垂死挣扎。
此时不起义，还等何时？
12日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和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地占领西康。
从刘文辉后来的行为判断，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时候，驻守的川军很可能已经接到刘文辉的密令，适时放水。
即使川军不放水，具有钢铁意志的红军渡过泸定桥的事实也毫无悬念，只不过很可能有更大的伤亡罢了。
如今再看，正是因为刘文辉的正确决定，为自己日后跟我党合作留了条后路。
作为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深明大义，在建国后出动将自己的财产分散出去，把拥有的土地分给了乡亲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因此受到了周总理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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