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0日，陕甘宁边区正是群狼环伺、暗流涌动的处境，边区高度警觉，保安工作可谓如履薄冰。当时担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的陈泊，每天都有一项日常工作，那就是查阅保安处抄来的中央领导日程表。
然而，陈泊看到一个新四军将领的名字后，不由得眉头一皱，心中警铃大作，将此人的名字摘抄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中。
陈泊素有延安「福尔摩斯」之称，曾深入国民党内部屡立奇功，被誉为延安情报界「三大奇才」之一，其心思缜密、能力出众可见一斑！那么，令他如此警惕不安的这位新四军将领又是何许人也？
「虎将」田守尧
此人名叫田守尧，年仅28岁便已身经百战，立功无数，现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限。
田守尧，1915年生人，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区一个小村子。（关于田守尧的出生年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1915年、1912年两种说法，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富县历史（第一卷）（1921-1949）】的资料依据。）
和大多数红军将领一样，田守尧家境贫穷，年少时给地主放牛为生，过得穷困潦倒，饱受封建阶层的剥削压迫。直到1929年，共产党的到来像一股春风，他们致力于让贫苦百姓们都有房子有土地，14岁的田守尧看在眼里深感震撼，心中不禁也涌起了一股革命豪情。
于是两年后，16岁的田守尧主动参加了红军，并于次年加入我党。此后，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直罗镇大捷、平型关大战、张店阻击战、郑潭口和响水口战斗中，田守尧在多次指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凭借着出众的战斗意识，立下累累功勋。
可见，此时的田守尧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将帅新星，是党内的一位优秀人才，这也是他获得来延安学习机会的原因之一。
而且，田守尧并不是第一次来延安。此前，田守尧已经来过两次延安，称得上是毛主席的「老熟人」了。
第一次是1936年西征结束后，田守尧奔赴延安红军大学学习，一直至同年年底方才结束学业；第二次是1939年10月到1940年6月7日，田守尧一行人离开延安前，还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叮嘱他们「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而这一次便是1943年3月，当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为了更好地开展打击日寇行动，中共中央便向新四军发来明码电报，组织小队奔赴延安学习。这支「赴延干部队」共51人，全是团以上干部。第三师参谋长彭雄与田守尧，则分别担任正、副队长。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什么异样。虽然田守尧来过两次延安，但1937年夏，陈泊才来到陕甘宁边区，在保安处从事侦查情报工作。
1942年陈泊因破获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方才在延安名声大噪。延安人员流动频繁，陈泊和田守尧所属部门不同，之前并不认识。再加上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属于机密内容，陈泊作为保安处长可以查看领导日程表，却不可能知道领导的工作内容。
抗战时期的延安
当时的日程表安排是这样写的，6目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将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既然是领导人要接见的人员，更要打起十二分的警惕。
所以，当田守尧来到延安后，陈泊单纯是因为对陌生人员的惯性警惕。而且就在田守尧到达延安的十几天前，边区便发现了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卡事件。有前车之鉴，陈泊当然要更加警惕。
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时期。当时的中国土地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陕甘宁边区便隶属于解放区。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延安为首府。1943年年初，陈泊从延安调任到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任保安处长，这个绥德就位于陕西省的北部。
陕甘宁边区地理位置特殊。东边是黄河和晋绥解放区，边区政府便通过晋绥解放区与华东、华中一带联系；南边是西安，直通国统区，为两个区域人民的密切交流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也为日寇奸细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潜入带来了便利。
当时因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当局承认了我党对陕甘宁地区的统治地位。明面上虽然承认，但暗地里却手段不停。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构，前赴后继地往延安塞人。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位便是电视剧【潜伏】李涯的原型——沈之岳。
沈之岳是军统特务，1938年他以国统区进步青年的身份来到延安卧底。此人性情极为谨慎，陈泊破获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时，他也没有暴露。直到1943年方才暴露身份，而且是他主动暴露——当时军统成立东南特侦站，沈之岳毫不掩饰身份，直接出任了站长。
此举不言而喻，沈之岳自爆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后来史学界也一直怀疑，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我军损失惨重，其中便有沈之岳的「功劳」。
延安「福尔摩斯」陈泊
身为保安处长的陈泊，侦查情报经验丰富，直觉更是敏锐无比，他觉得有问题，便一定要清查到底。于是，在看到「田守尧」这个陌生名字后，陈泊便找到了中央军委保卫部，拿到了田守尧的报到材料。
这份材料乍一看没有什么问题。如前文介绍的一样，田守尧的出发时间是3月上旬，途经渤海、冀东、平西、晋西北，最终进入边区。
之前说过，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晋绥解放区与华东、华中一带联系。晋绥解放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绥蒙区）这三个区域。阜宁地区隶属华东，田守尧从阜宁出发，行至晋西北，再进入延安，这么看来路线倒也正常。
但路线暂且不论，陈泊此时注意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在进入边区前夕，田守尧曾主动给军委发电报，称自己的介绍信丢失了。
陈泊神色陡然凝重，脑内念头急转，心里的主意便有了雏形。此事疑点有二：其一，为何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要在晋西北进入边区时才发电报？
要知道抗战时期发电报，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手机发微信这么轻而易举。自1931年日军入侵华夏大地，一个个重镇要城纷纷沦陷，电信行业深受其害——炮火之下，电信设备遭到破坏，电信局纷纷停业，原有电信线路已不能维系政府通讯需求。
战时资源稀缺，「一字千金」的电信行业更是如此。但为了维系前线战事需求，各大解放区自不会少了电信建设。田守尧选择来到晋西北兵站再发电报，虽然时间蹊跷，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其时陕甘宁边区日寇、国军虎视眈眈，电报内容大多机密，倘被截获不仅信息泄露，本人更有性命危险。田守尧自然明白其中厉害，却依旧发了这封电报，原因自然就是那封遗失的华中局介绍信。
其二，介绍信是证明身份的凭证，重要性众所周知，为何却突然遗失？实在古怪。
抗战时期的介绍信，相当于古代的路引，现代的护照，证明持有人真实身份、出行目标的「身份证」。当时进入延安有几种途径：持有由我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由中共地下党党员帮忙介绍，或持有当地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不管怎样，这个介绍信必不可少。1940年，有位叫沙陵的工人经人介绍想到延安学习，但没有介绍信，于是只能先在西安呆了一个月。
因为当时的战争态势严峻，不少人想去延安就得绕路先到西安。当然到了西安也不能让你闲着，在西安停留的这段时间，一是用来审查，二是「隔离」，最后还要经历一场考试，确定你毫无危险性了，才能放往延安。
所以介绍信丢了，那可是件大事！田守尧是来延安学习的，但没有介绍信，他连延安都进不去，更别提还要与毛主席会面。所以只得发了这封电报，向延安方面说明情况。
想到这，陈泊心头一惊：此人身份不一般，他即将与毛主席见面！哪怕是再小的疑点也不容忽视，陈泊顿时感到查清此事刻不容缓，于是连忙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申请暂时取消田守尧与毛主席的会面。
随后，他又派遣一干保安处的情报保卫科同志前往晋西北兵站核实情况。历经两天两夜的辛苦侦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田旅长」的真实面目
原来，早在3月17日，彭雄和田守尧所率领的51人「赴延干部队」，在连云港以东海面撞上日本巡逻舰，干部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生的希望，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拼死争斗，帆船上所有船夫却均不幸牺牲。
眼见如此惨状，田守尧痛定思痛，于是与妻子陈洛涟带领干部队弃船涉水登岸，以避开日军火力，且行且打，最终却在涉水登岸途中被海浪吞噬而死。
田守尧早已经牺牲了！现在身处延安的「田旅长」，只是国民党军统得知3·17事件后，特意挑选来冒充田守尧的一个冒牌货！
勘破「假田守尧」刺杀案7天后，也就是6月29日，我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直言有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蓄意刺杀我党重要领导人毛泽东。
此事曝光后，国内外一片哗然，尤其将国民党当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国土未收，外敌未除，竟开始同室操戈？犹记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起因，便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复前戒后，此次国民党军统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心寒。一时间，国民党当局的公信力受到公众强烈质疑。
不少人更是认为国民党当局与日伪势力有勾结，他们似乎早就知道田守尧会死，所以早早安排了军统特务李代挑僵，借见面机会刺杀毛主席。更有传言，说就在3·17事件发生的次日，国民党便拿到详细资讯，将海战的来龙去脉登上了报刊。此间种种，令人细思极恐。
的确，3·17事件和「假田守尧」案都是疑点重重。第一，3·17事件真是偶然事件吗？第二，为什么3·17事件后，整整3个月后，延安才知道了田守尧的死讯？
为何假田守尧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依然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延安，住进了招待所，难道整个延安没有认识他的人？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战地记者刘白羽所著的【海上的遭遇】一文中，对3·17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
「1943年3月，调到延安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刚集中到阜宁三师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苏北各地的情报：日寇向阜宁合围。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虽然赴延干部队一共有51个人，然而却没有一个战斗员，随身的武器也不过是驳壳枪和手枪。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按照原先的计划，是过盐河、淮海、陇海铁路去延安的路线。彭雄同志考虑到情况起了变化，便临时改变了决心，从海上去。」
古人讲究做事要「天时、地利、人和」。然而从文中看来，我们的「赴延干部队」一样都没占上。早在延安方面向新四军领导机构发送电报时，这封机密信息就被日伪、国民党截获了下来。就好像欢乐斗地主的时候，我方被迫发了明牌，被敌方看了个一清二楚，开局就是困难模式。
当时2.4万日伪军在阜宁一带进行「拉网式扫荡」，路上交通关卡重重，小队迫于无奈，一开始就选了最艰难的一条赴延路线。
海上的遭遇：小沙东海战
自1938年徐州失陷后，日伪方面故意破坏了北部各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秘密交通路线，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军又持续开辟了5条秘密交通线。
而彭雄决心「从海上去」的这条路线，便是唯一一条海路，也是极不安全的一条路。因日军海上防御极其森严，交通工具粗陋有限，光是挑选一只适合51人乘坐的大船便已经是大难题。
其次，「赴延干部队」共51人，目标相对明显，容易招惹敌人注意，且战力孱弱，一旦遇上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再者，海上天气变幻莫测。本来在3月16日晚上，干部队一行人就打算乘船前往柘汪口。然而天时不利，船只无法前行，又耽搁了十多个小时。这一耽搁便碰上了日军的巡逻舰，酿成了后面的惨剧。
然而，当时3·17事件后，彭雄和田守尧夫妇等16名战士均壮烈牺牲！但八旅政治部主任、时任支部书记张赤民同志（后改名张池明）和干部队其他同志却大难不死，成功逃出了敌人的封锁。
张赤民同志一行人强忍悲痛，决定先好好安葬16名战友的遗体，便将他们送到马鞍山（现在的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安葬。一直忙活到三月底，张赤民同志方才率领干部队一行人继续前行，直到9月才抵达延安。
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直到6月份，延安才知道了田守尧的死讯？是因为张赤民同志一行人条件过于艰苦，所以没有机会发电报向中央汇报吗？
倒也不是，在处理战亡同志的后事时，张赤民同志就已经向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发报解释了情况。而此时的黄克诚身处苏北军区，与延安相隔千里。苏北军区知道了田守尧一行人罹难的消息，延安却不知道。
当时战火连天，我国各地的通讯并没有现在这么便捷。据田守尧妻妹陈克秋回忆，当时她曾向姐姐陈洛涟邮寄信件，得知姐姐牺牲时，都已经是3·17事件几个月后的事情。
或许黄克诚是打算让张赤民代为转述，却没想到张赤民还未到达延安，便被国民党军统利用了这个信息差和时间差，直接往延安塞了个「假田守尧」，险些酿成大祸！
不过有人就要问了。前文说过，田守尧到过延安两次，为什么这次「假田守尧」到延安却没人发现异常，连遗失了介绍信也被轻轻放过？
谁为「假田守尧」放了水
说法之一，是说当时田守尧在苏北区打了不少胜仗，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延安地区的人民对其十分崇拜信服，于是在这层英雄滤镜下，并没有理会「假田守尧」遗失介绍信一事。
这个说法有待商榷。众所周知，延安是我党革命的摇篮，其政治意义极为特殊。因此，我军对所有进出边区的人员、信件、物品有一套严格的检查制度。
当时边区专门在各大交通要道设置了行旅检查站。对通行证、护照、路条的检查尤为谨慎。如果来人并未携带有效文件，我军是可以将其暂时扣留的。
奇了怪了，那这个田守尧在遗失了介绍信的情况下，是如何进入延安的呢？是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口灿莲花，还是那一份也许称得上翔实的（伪）报到材料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是一些猜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信息差和时空差。此前，不论是日特、中统还是军统，要么正面派遣特务前往延安，大多伪装成进步人士或者青年学生；要么直接渗透平民百姓，收买行商小贩、贫农乞丐。
延安这边虽然时时警惕，却也没能想到会冒出一个「假田守尧」。首先，田守尧虽然来过延安两次，但年岁渐长容貌变化，不可能和照片一模一样。再者，「假田守尧」来到延安不过数天，接触的人事有限，军统又为其做了充足准备，手握报到材料底气十足，蒙混过关也是有可能的。
事随时移，疑云亦随风流散，唯有真英雄的名字仍熠熠发光，流芳后世。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田守尧赫然在目。
2019年12月31日，在陈洛涟的家乡——乐清市政府为其举办了「陈洛涟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万里河山今又春，丰碑永矗慰英魂。虽然时移事易，但中华儿女永远不会忘记昔日革命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