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三十四岁 >
1月4日 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四日至十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
在县城召开座谈会，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情况。
在银田寺的白庙召开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并讲话。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
在韶山，了解到此时的韶山同一九二五年离开时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他看到有很多妇女到会，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讲话时还赞扬了农民的革命精神，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他同毛福轩、王淑兰等农协干部谈话说：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月10日﹣14日 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外祖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二十余人座谈。询问了唐家托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从唐家氏到湘乡县城。在湘乡饭店住地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在调查中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等等。在湘乡饭店还先后邀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邀集一些区农协委员长等，听取他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还找来县农协执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了解湘乡农民诸禁和农民武装等情况。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毛泽东称赞好得很。谈到武装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在湘乡期间，曾出席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听取与会者汇报湘乡农运情况。毛泽东对湘乡县在监狱里关押许多乡农协干部提出批评。湘乡县很快将他们释放。
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到横铺萧家冲，听取第二十三区农协委员长方绪良汇报，又召集区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调查该区农运情况。
1月15日﹣23日 到衡山县考察。在白果召开区农协干部座谈会。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
命，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接着，到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农民自卫军组织情况，工会情况，煤矿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组织情况，并看望了岳北农工会几位死难者的家属。随后，到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所在地询问纠察大队人数和枪支等。
在福田铺出席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在农协所在地圣帝庙开调查会，了解福田铺农运情况。还走访了几家商店，详细调查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
在宋家桥（世上冲）戴聘公祠召开党员及农协骨干座谈会，参加乡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走访农户，找开明绅士座谈，了解他们对农运的看法和意见。
在衡山县城邀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农运情况，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在出席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会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大搞宣传，发动群众，用革命的联合反对反革命的联合。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多吸收煤矿工人和农村贫农入党。
在衡山县城期间，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员座谈；视察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和城郊农村，了解衡山工、农、青、妇、商等各方面情况。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当他从统计表中看出贫农在农会中占百分之九十时，很高兴。
在衡山考察将结束时，出席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作长篇讲话，称赞衡山农民运动和妇女的革命行动，并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1月24日 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还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
1月27日﹣2月3日 到醴陵县考察。在县城邀集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县农会委员长孙筱山和县工、青、妇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运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交谈。随后，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到会四十多人，每晚开到深夜。座谈会主要汇报全县各地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认为农运过火的李味农提出批评（1)。还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县各区有代表性的农民和绅士座谈会，每区来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一个顶著名的绅士，年龄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农民要稍有文化、能讲得一下子的，绅士要能熟悉神祖情况的。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当地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等。在县城期间，还给醴陵民众训练班七百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
在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东富寺考察的三天中，参加三个会：一是有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自卫队长、妇女和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二是三区区委扩大会。在这两个会上主要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了解各方面的反映。
<注:〔1〕 李味农，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部长。他在 1963年回忆说：1927 年春，农民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设特别法庭拘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豪劣恶霸，我同情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农运过火，与同志们颇不合。毛主席视察醴陵，曾提出委婉的批评："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三是出席有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并讲话。
2月4日 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
2月5日 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
2月12日 由长沙回到武昌。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
2月16日 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报告说，农民运动"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向一切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
<注:〔1〕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我们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报告认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报告提出，在农村中要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还说"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月18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会议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说：农民问题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
2月下旬 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 团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
(1〕 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
2月23日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会，作【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3月初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提出的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
3月2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会，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十日，出席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五次常会。连瑞奇报告说：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接受训练。
3月5日﹣4月3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革命的措施。
<注:〔1〕 关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筹备处的情况，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有如下记载：创办农所，"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处于 1927 年1月16日在武昌成立，筹备委员为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76 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2〕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陈雷1967年回忆说：农讲所"当时三个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领导"。佟兰昌也说：「农讲所的常委共三人，除毛泽东同志外，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同志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点很准确。">
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三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先后发表其中的前两章；三月二十八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四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1出版单行本；五月和六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
<注:（1）瞿秋白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到战奋泽东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篇报告全文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5日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预备会议，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伯渠、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
3月7日 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不按时从南昌来汉口并企图阻挠全会的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徐谦等坚持如期开会，谭延阅等主张待蒋介石、朱培德由赣来鄂后再开。会议讨论确定，八、九两日开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开全体会议，届时无论蒋介石等是否到会，会议均按时举行。会议还通过毛泽东关于在大会期间，政治委员会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由主席团全权办理的提议。
同日 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到的学员已有四百余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先期开班上课，以应各省之急需。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本期讲习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二十八门课，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本届农讲所主要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
<注:〔1〕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向导】周报刊载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2〕后来蒋介石没有到会。
〔3〕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选举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为主席团委员。>
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四小时。
3月9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审查会议，讨论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问题，以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决定。会议认为，军事委员会必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反对"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
3月10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会议确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各项决议继续有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会议递补毛泽东、周启刚、夏曦、许性魂、邓演达、董必武名中央候补执委有表决权。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日会议。会议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改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各部长。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实行委员制。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与选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的提议，改变过去国民政府委员由政治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推选的情况。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日会议。会议宣布蒋介石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会主席。
<注:（1）据1927年3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称：自去年 5 月 15 日开会以后，"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由，毫无党的自由"。"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
〔2〕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共开会7次，因到会中央执行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毛泽东四次被递补有表决权。>
讨论并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以讨论统一民众运动、共同负担政治责任、派代表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等问题。
3月14日 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给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信，在【湖南民报】发表。信中提出，【农民丛刊】为非卖品，如需翻印，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
3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会议。会议讨论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毛泽东多次发言，提出在乡村应组织乡村自治机关，并采取委员制；祠产要收归公有，"祠产如不收归公有则对宗法社会不能与以大打击"。主张由大会批准实施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这一主张，得到会议批准。毛泽东、邓演达、吴玉章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查处阳新惨案（1）委员会。会议还作出裁撤军人部、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等项决议。
3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会议。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
<注:（1） 阳新惨案，指1927年2月27日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几百人进城捉拿并以酷刑杀害农协干部、工会干部及同情农工运动的县警备队长共9人的惨案。
地主阶级是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要推翻封建势力使这个斗争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宣言说：农民在政治斗争胜利之后，经济斗争便随着开始。"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我们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宣言强调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十项具体措施。
3月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在讨论军事政治学校议案时，毛泽东提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注:（1）这10项具体措施是：一、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之自治机关；四、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伤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七、改革旧有田税法；八、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九、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有管理粮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粮食之权；十、政府应加紧实现民主司法制度和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
「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
3月18日 应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第三日会议，并向会议作湖南农民运动状况报告。会后往汉阳兵工厂参观。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的大会，出席会议一千余人。毛泽东向大会致词："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3月2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员工，对蒋介石及其仆从蹂躏党权、摧残农工，制造阳新、赣州惨案异常愤激。本日上午，全体学生八百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3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中央农民部召集的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极快，需要有中心领导机关，以收进行划一及势力团结之效。
<注:〔1〕 赣州惨案，指1927年3月6日国民党新编第1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搜查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事件。>
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执行全国农民协会之职权并负责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3月30日 根据全国农协筹备会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十三人，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为常务委员。
3月 和邓演达、陈荫林、周以栗等受聘为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月 将一九二六年向佃农张连初调查的情况，整理成文，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为题，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该文从假定一户典型佃农的情况出发，计算其一年的各项支出和收入，田租按通例交十分之七，得出关于中国佃农生活情况的一般结论："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4月2日 下午四时，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法国的多理越、美国的白劳德。
同日 下午七时，继续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孙科、邓演达等关于蒋介石等人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蒋介石无视中央，自由行动，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持上海的外交、财政、交通各机关，破坏中央各项计划，形成一个反动中心。
<注:（1)【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编入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为此，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一训令，令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问题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
4月4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解散，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组成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
同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周以栗报告农讲所成立经过，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演说。大会发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
同日 三子毛岸龙在武汉出生。一九三一年初夏，在上海病亡。
<注:〔1〕 关于毛岸龙的病亡，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派人作过调查，1982 年李静峰在【党史研究】第4期上载文披露了调查到的情况。文中说："一九三一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喋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了丧事。"
4月7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为在四月二十五日准时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决定，通知陈独秀和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各地代表速来汉口。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土地委员会，由瞿秋白和毛泽东负责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农民土地问题的资料。
4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罗易以及鲍罗廷等列席会议。罗易、鲍罗廷分别就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发表讲话，随后退席。会议听取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秘书长刘少奇关于"四三惨案"后工运情况的报告。听取孙科和上海市政委员丁晓先的报告，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镇压工人和市民运动的反革命行为，决予以处置。会议同意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南京。
4月9日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发出就职通电。通电说，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通电指出："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
4月10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
<注:〔1〕 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在武汉乘车不付钱，还行凶打死打伤车夫。继而，日军舰水兵大批上岸，3次用机枪扫射民众，死伤数十人，称为"四三惨案"。>
讨论如何应付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反动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一个能干的委员会（陈延年为临时书记）到上海执行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政策。
4月1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
4月18日 和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筹备处发出通告，决定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4月中旬 中共中央农委连续召开三天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
4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土地委员会在召开了两次会议之后，自今日起改为扩大会议。本次扩大会议有湖南的夏曦、易礼容，广东的彭湃和北方的江浩，王法勤等参加。
<注:（1）这次大会后来没有开成。>
会议听取了各省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报告。毛泽东就巩固农民政权、没收和分配土地等问题多次发言。他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毛泽东提出六条：（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的文件。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毛泽东赞同邓演达提出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应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意见，并提出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还说"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鉴于土地问题极迫切，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天召开扩大会议。
同日 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二十六日，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议，督促直、鲁、豫三省早日成立农民协会，协助北伐。
4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听取苏联顾问岳尔克关于"俄国分配土地之经过及效果"报告后，继续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一人组成专门委员会，于次日上午十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讨论和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同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阁等出席会议。邓演达代表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岳尔克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报告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他说：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他说：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当然不同，全国都实行经济的没收，则是空想。毛泽东还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会上，汪精卫等对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说，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
会议指定汪精卫、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岳尔克、邓演达、谭延闾、孙科、唐生智、何键、李品仙等十五人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修正【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同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责蒋介石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抵沪以后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反共产为名，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4月23日 出席【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就土地没收的范围和标准问题展开讨论，谭延阁、汪精卫对决议草案持否定态度，徐谦、夏曦等对决议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发言。会上意见分歧，讨论无结果，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4月2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谭平山等起草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会议继续讨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在谈到土地制度和佃农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号，不能用"国有"的口号。要尽快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指定谭平山、徐谦、顾孟余起草保护佃农的法规。
4月2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讨论【佃农保护法草案】，继续审查【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陈独秀、鲍罗廷应邀参加。
陈独秀、鲍罗廷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但又说，原则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会议决定草拟三个文件：由邓演达重新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由毛泽东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由徐谦起草【处分反革命逆产条例】。
4月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三项决议案。在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农民不但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指出："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争取领导权，但没有具体措施，对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
当时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同国民党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相一致，即在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委员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春作【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醉滔滔，心潮逐浪高！"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各项议案。邓演达主持会议，汪精卫、谭延阁、孙科等参加。毛泽东未出席。谭平山对各项议决案作出说明，称"本案须经中央批准，始能决定可否发表，现在暂不发表"。汪精卫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暂不发表，是很对的。"
<注:〔1〕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2〕 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作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会议最后决定：将一切决议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准，或公布或实行。扩大会议后，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存在。
5月9日 土地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报告，附上七个决议案，请求核夺。报告说：土地问题，从目前政治形势和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全数收归国有，只能做到政治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还不能完全消灭。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由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解决。
5月14日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会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请求救援。毛泽东即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二百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赴麻城剿匪，并将农讲所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农讲所学生同警卫团一营一起，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肃清。
同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改组后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蔡以忱、瞿秋白、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十人组成。
5月17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十九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5月21日 汉口【民国日报】刊载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发布的限制革命群众的两个"训令"。一为【各级党部及政府切实执行中央决议案】，称："凡民众已获得之正当利益，必加以保障，而越轨之行动，亦必加以制裁。"一为【中央关于保护公正绅耆训令】，称："本党党员应切实指导民众，不得滥施攻击，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其有借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即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反革命。"
同日 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策划下，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称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国民党省党部及一切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接着在长沙及其附近各县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决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和唐生智，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及恢复工农团体"，责问解散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事。还决定工农商各团体要表示接受国民政府政策，国民政府对湖南事要约束，军队要服从行政，交还纠察队枪械。
5月30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训令。训令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愈加激烈的形势下，必须采用新政策，首要的是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必须严厉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力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改良贫农生计，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尽可能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金融，购必需的物品；实施佃农保护法。
5月31日 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的大会。毛泽东致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而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口号的内在性。""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工作。
5月 鉴于中共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向中央请求到湖南
6月3日 在汉口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对湖南问题作出决议：湖南省政府暂时维持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均应改组；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指挥；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机报复举动。
同日 全国农民协会发出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
6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批准毛泽东、周以栗去湘潭，由毛泽东、李维汉、易礼容、夏曦、郭亮、周以栗、彭干臣、王则鸣、柳直荀组织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协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五项规定：（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乡农协，要"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应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改良恶习须经长时间的宣传，倘操切从事，则不但得不到良好的效果，
<注:（1）国民革命军第 36 军副军长周斓，由唐生智委派处理湖南马日事变问题，也是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
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五）加紧宣传工作。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宣传，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
6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阅、唐生智等赴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企图联冯反蒋反共。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3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
同日 和谭延阁、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揭露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军官残杀共产党员、农民、工人，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种种事实。要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
<注:（1）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总司令。他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
〔2〕 关于毛泽东报告的情况，据汪精卫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第28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阅、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今天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6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政治决定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
6月中旬 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二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此期间，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有关情况。
<注:〔1〕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
〔2〕 湖南问题的这个决议未保存下来。>
6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曾偕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1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7月初 由长沙返回武汉。
7月3日 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共十一条，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继续向国民党妥协退让。决议案说："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部长，为减少冲突，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7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
<注:〔1〕指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情况时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毛泽东发言说：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上山，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上旬 在武昌家中，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遂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十三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改变对汪精卫的退让政策，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限制工农运动，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申明中国共产党将同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同旬，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五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7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7月23日 中共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润兄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此时尚做不出，请缓数日送上；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随后，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指出湖南省委负责人已经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地点不宜在长沙，以湘阴为宜。这期间，毛泽东一直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等。
7月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暴动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
8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去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外援，夺取广东，再行北伐。
同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等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号召国民党全国同志，特别是忠实将士，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8月初 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的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军事方面请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现在汝城的广东农军他调，浏阳、平江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兵力赴汝城，这三部分组成一师的武装，以革命军一个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8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秋收暴动的战略，是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大纲对湖南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在不久的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现在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8月5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要他们向城乡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征调一切反唐生智的力量，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出席会议。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不采纳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注:（1）唐军，指由唐生智任总司令的国民党第4集团军兼第1方面军。
[2〕【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田主则减租"。
(3) 罗米那兹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的书记。
8月12日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住在"板仓杨寓"。见到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他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8月13日 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农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同时看望先期回板仓的杨开慧及孩子们。找来五位农民、一位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全般解决土地问题。
8月16日 彭公达主持中共湖南省委改组，成立新省委，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同日（或17日） 由杨开慧陪同，从板仓到长沙城里，仍住"板仓杨寓"。通过多方深入了解，认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民众对立，
<注:〔1〕 板仓杨寓，指已故杨昌济在长沙的住所。>
镇压工农运动，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已另眼相看。
8月18日 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土地革命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在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在讨论暴动区域问题时，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然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马也尔说中央亦有取长沙之计划；毛泽东则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但也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会议选出湖南省委常委。
8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改变中央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1做暴动的"发火药"。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
<注:〔1〕陈烈、李隆光两团，属国民党军第6军，内有秘密共产党员。>
执行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因湘南与长沙已经隔绝，省委另组织了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
同日 向从湘潭韶山来长沙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经与他们商谈，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并于当天经省委讨论。草案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8月20日 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说："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信中提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注:（1）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2〕 蒋、唐、冯、阎，指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
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信里并将"土地纲领"草案录上，提供中央讨论。
8月22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就湖南省委十九日报告和二十日来信，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的汇报。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未被批准。有的常委指出，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并说毛泽东抛弃湘南暴动计划是不对的，现在仍应开始各地的农民暴动。
8月23日 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信中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计划中有两个错误：一、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动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等处暴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复信指责湖南省委关于应当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说"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关于土地问题，复信指出，现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在策略上不提出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但革命发展的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
8月下旬 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
<注:〔1〕 宝庆，今湖南邵阳。>
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关于暴动范围问题，毛泽东力主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
同旬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将队伍合编为一个师，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下辖驻修水的第一团，驻铜鼓的第三团。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8月30日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注:〔1〕南昌起义前夕，原国民革命军第 4 集团军第 2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汉口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遂转至修水休整。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因未赶上南昌起义，即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
〔2〕 余洒度，原任警卫团第1营营长，在团长卢德铭去武汉接受任务后，任代理团长。余贲民，原任平江县工农义勇队队长。>
会议指定彭公达去汉口向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等问题致信中央，答复中央八月二十三日来信所提出的指责。信中说："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中央"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中央"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8月31日 晨，乘火车去安源部署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中共株洲镇委宣传委员朱少连、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指出：现在要搞秋收起义，搞武装暴动。敌人打我们，我们要还击。株洲是个重要地方，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抓紧恢复起来。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并答应他们派一个搞军事的人来。四五天后，毛泽东从安源派搞武装斗争的涂正楚到达株洲。
8月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军阀部队积极准备镇压工农暴动，从中旬开始对湘东"严密布防"，调兵遣将，"严防共党中秋节大暴动"。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宣布：从九月"八号（即农历八月十三日）起特别戒严五日","以防暴动"。
9月初 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
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前进的方案：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农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逼进长沙。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5日 在安源写的信送达中共湖南省委。此信提出长沙暴动要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湖南省委常委讨论后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知各地执行。
<注:[1〕 第1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2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 3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1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
同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拒绝湖南省委八月三十日信中对中央所提意见，指出湖南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认为湖南省委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八月二十日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加以否定和指责，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9月6日 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计划与部署，要他们积极作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潘心源等赴铜鼓第三团领导秋收起义。
9月7日 驻在江西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关于秋收起义军事部署的通告，即开会讨论，决定立即执行，一面布置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一面将前委的军事部署派人送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
9月8日 驻在江西修水的由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及第一团，接到第三团转去的前敌委员会的通告，决定立即夺取平江，直攻长沙。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布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一起发动。
同日 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
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9月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江西修水县城宣布起义。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先师部一天到达渣津。
9月10日 到达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
同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进到渣津。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从武汉回到起义军师部，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注:〔1〕 关于这段脱险情节，毛泽东在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详细讲述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11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在攻打金坪时，起义前夕余洒度收编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团长邱国轩）突然叛变，使部队腹背受敌，损失较大。卢德铭同余洒度率部向第二、第三团靠拢，并派人速报前委书记毛泽东。
同日零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令攻打萍乡，未克；改攻老关，取胜。起义部队乘火车进发醴陵，在当地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因敌军反扑，主动撤出醴陵，向浏阳方向前进。十六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优势敌人重围。十七日，仓促突围，溃不成军。突围出来的余部向文家市方向撤退。
同日 晨，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领全团从江西铜鼓出发，向湖南浏阳进发，攻占浏阳县白沙。次日，攻占东门市，连战皆捷。毛泽东要求警惕西面达浒、官渡之敌，但苏先俊放松警戒，使敌占先机。十四日，第三团与反扑的优势敌人激战，受挫，遂与苏先俊率部向东北方向退却。
9月11日﹣15日 在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各团分别进攻平江、浏阳的同时，长沙县及醴陵、平江、株洲、浏阳等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配合行动，但没有形成预期的声势。
9月14日 率第三团退至浏阳上坪，获悉第一团已在金坪失利。当晚，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暂时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要第一团尽快与第三团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十五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十六日晨在长沙举行暴动的计划，暴动延期举行。
9月17日 和苏先俊率领第三团辗转到达浏阳孙家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一团会合。在孙家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余洒度主张继续进攻长沙，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退往湘南。会后，第一、第三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 秋收起义部队第一、第三团及第二团余部会师浏阳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再攻长沙的决定，指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各派军阀已经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只能先在中心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实行，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而在农村中最近时期仍然是"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9月20日 早晨，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
<注:〔1〕指1927年8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9月21日 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9月22日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到萍乡县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内驻有敌军，遂与师部决定，部队转东向南，绕道芦溪进入莲花。
9月24日 工农革命军到达芦溪。师部命令在芦溪镇上宿营，毛泽东认为在街上宿营不妥，传令移住芦溪西南大山下宿营，途中不准点灯火。
9月25日 工农革命军拂晓从芦溪出发，向莲花前进。由于军事侦察不力，敌情不明，部队出发途中，后卫第三团遭到敌军袭击，损失人枪各二三百。部队向莲花方向突围，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牺牲。第、第三团直奔莲花县境，中午陆续到高滩村集中。毛泽东向部队讲话，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晚上，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九月十八日攻城失败，牺牲十二人，被捕九十余人等情况，决定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随即召开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具体部署。
9月26日 工农革命军清晨从甘家村出发，向莲花县城前进。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配合下，攻克莲花城，俘虏县保安队队长；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七十余名，打开县府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朱亦岳等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晚上，去参加余酒度召集的会议，当得知县保安队长已被放走，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未开成。
9月27日 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县城出发，向永新县方向前进。毛泽东脚痛行动不便，坚持不坐担架，与大家一起行走。
9月28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通过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同日 工农革命军向永新三湾方向前进。部队从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部队约有一千人，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
9月29日 和余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为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次改编，称作"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会后，毛泽东从建立落脚点出发，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一农民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9月30日 在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并作动员讲话。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并强调指出：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秋 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0月初 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三十里的古城。
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向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当天进驻宁冈县的古城。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历时两天。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部队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6日 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鼓励袁文才扩大和巩固部队，坚持革命斗争，做好王佐的工作，并决定送他一百支枪。经与毛泽东面谈，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拿出几百块银元赠送工农革命军，并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10月7日 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部帮助下，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的辎重和多余枪支有了安放的地方，伤病员得到妥善安排。
10月8日﹣10日 毛泽东和团部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先到湖南省鄙县进行革命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
10月上旬 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到："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12日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鄙县十都，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10月13日 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到鄙县水口（在井冈山西麓）。在水口的朱家祠、桥头分别听取当地党组织代表的情况报告，要他们回去发动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反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师长余酒度、原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脱离工农革命军。
10月15日 在鄙县水口叶家祠主持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六人人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10月16日 应袁文才要求，在水口工农革命军团部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茅坪袁文才部，在步云山帮助练兵，进行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袁文才分别委任他们为连长、副连长、排长等职。
10月中旬 在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同时，关心部队的军事训练，到练兵场询问战士训练情况，鼓励战士练好本事。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工农革命军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宗旨。
同旬 获悉湘军分两路从茶陵开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当即决定：派第一营二、三两连，由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从水口出发，经安仁到茶陵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自己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10月22日 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从水口出发，经下村入遂川县境，经戴家埔到大汾镇宿营。途中休息时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10月23日 清晨，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镇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向南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1)。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一营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至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接应上山。
10月24日 在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
10月27日 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随后，宛希先率领的一营两个连从茶陵来到茨坪。毛泽东等送王佐部队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11月初 率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注:（1） 据当时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1958年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回忆：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1月上旬 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的情况汇报，然后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意见，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
11月9日、10日 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个决定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传到井冈山。
11月中旬 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机，决定攻打茶陵。自己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就委托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营攻打茶陵。部队出发前，作动员讲话，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
11月下旬 从宛希先的报告中获悉，团长陈浩等不发动群众，不筹款，仍按旧县府一套办法进行工作，群众不满。毛泽东在宁冈立即给茶陵去信，批评陈浩等人的错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11月 为适应湘赣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在宁冈袭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培训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第一期学员约一百名，派吕赤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这一期学员学习一个半月。
同月 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
同月 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覃（化名覃泽）到井冈山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见到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以及朱、陈派他来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井冈山工作，决定派专人到朱、陈部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与此同时，在桂东鹅形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同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取得联系。不久两营在茶陵会合。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三日，广州起义失败。
12月18日 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12月21日 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提出："桂东的北边茶陵、鄙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12月下旬 在脚背溃伤略有好转，后方工作已有一定安排的情况下，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由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同去的还有毛泽覃等。经过两天行走，到达茶陵县城郊，因城里枪声紧、情况不明而未进城。
同旬 粤桂军阀战争告一段落，湘敌第八军军长吴尚派他的独立团会同湘东地主武装"挨户团"共十几个连兵力进攻茶陵。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从桂东前来会合的第三营，共七个连，敌我力量悬殊。宛希先、张子清主张撤出战斗，折回井冈山。团长陈浩等不顾宛希先、张子清反对，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毛泽东等闻讯从茶陵城郊出发，于二十七日赶到茶陵湖口追上部队，命令停止向湘南转移。当晚，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发陈浩等人叛变投敌行为。毛泽东当即决定把部队带回宁冈袭市。谭震林率茶陵二百多名赤卫队员随工农革命军到袭市，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
同旬 在袭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会后，召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新的任命名单。
同旬 深入连队安定部队情绪，同指战员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12月31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又一次指责毛泽东，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后因湖南省委被破坏，由湘南特委执行中央的上述命令。
12月 受中共前敌委员会委派的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后，经过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军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