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接见了回祖国讲学办学的美籍华人陈树柏，他的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有「南天王」之称的粤系军阀陈济棠。
陈树柏虽然常年在海外，但是对祖国还是心怀挂念，这次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他出于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心。
早在他1980年受邀请访华时，他就曾对祖国的科技文化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邓小平一见到陈树柏便亲切地说：
「我现在该称呼你为陈教授，还是陈博士呢？」
陈树柏回答：「您就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两个人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相谈十分愉快。 陈树柏依然惊讶于邓小平一点领导架子也没有，邓小平也感叹陈树柏年纪轻轻就学识渊博。
陈树柏
不过确实谁也没想到，陈树柏居然向邓小平提了一个提议，他问道：
「你们共产党，考虑换一个名字吗？」
邓小平听后微微一怔，随即他目光深邃地盯着陈树柏回答：「那你说换成什么名字啊？」
陈树柏推了一下眼镜说： 「我看叫社会民主党也行，共产党听着怪让人害怕的。」
邓小平听到他因为这个原因劝共产党改名，一边掐灭了烟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延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就靠理想和信念撑着。这个信念就是共产主义。」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坚决的信念支撑，那是真的什么都没有，靠什么领导国家、领导人民呢？所以你说这个名，改不改得？」
陈树柏听后若有所思，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邓小平
陈树柏此人
1929年，陈树柏出生于广东，受父亲陈济棠的影响，他中学毕业就前往陆官学校学习和训练，毕业之后也是受到派遣去往海南担任过一段时间连长。
1950年，他随军去了台湾，并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当了9个月教官，也正是这段教官生涯让他醒悟过来，自己余生不愿意再留在部队当中。
于是他选择退役，放弃了前途一片光明的军旅生涯，在1951年成功考取了美国佛琴尼亚军事学院电机工程系。
也许是他本身就适合学术研究，又也许是他天资确实过人，在本科期间他就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并在该校以应届第三名的身份毕了业。
因为他在校的成绩过于优秀，学术成果也比较丰富，1957年到1960年他被母校留任当了讲师，后来又当上了副教授。
陈树柏的水平承受住了时间检验和认证，得到了美国学界的认可。他在美国做学术做了二十多年，甚至连美国总统都对他青睐有加。
1979年，陈树柏获得「总统特别奖」后，他收到了来自祖国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进行访问。
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祖国的陈树柏，心里除了惊讶，也有几分担忧。毕竟他的父亲陈济棠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他自己本人也曾经在军队中任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敌对方。
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陈树柏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试探性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以及担忧，但同时也表达了对祖国的一份牵挂。
邓小平收到他的来信很高兴，并立马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回信过去，表示陈树柏不仅可以放心地来，还希望他能够回国进行讲学，为目前正在快速建设中的祖国提供一些经验和建议。
于是，1980年9月陈树柏便启程赶往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热情地接待。
邓小平见到陈树柏后，态度非常亲切，还直言道：
「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这让陈树柏在听后很是感动，他完全放下了顾虑和担忧，与邓小平一起畅谈起了祖国的未来。
他认为中国现在如果要推进现代化，必须要在人才的培养上下足功夫， 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回到祖国，他还是立马就对国内二十多个大学都进行了考察，并且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了相应的改进和培育建议。
陈树柏
为此，邓小平也亲自为陈树柏题写了一句鲁迅的名诗：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他将这幅亲自书写的题字送给了陈树柏，一方面感谢他对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上心，一方面也表达了两岸统一的殷切愿望。
陈树柏也没有辜负邓小平的这份情谊，他一回到美国便拟定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 表示可以在中国创办一所吸取美国经验的科技型大学，专门用于培养国家所急需的高科技人才。
因此很快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了陈树柏， 他对陈树柏说的这个中国实验大学很感兴趣，并且直言这是个好建议。
陈树柏诚恳地跟邓小平说出了自己对中国和西方教育的看法，也表示美国的教育方式有一些可取之处，如果在祖国能把他擅长的电子工程领域赶上去，相信在中国开发出一个「硅谷」只是时间问题。
在1984年，邓小平访问深圳时，他便将陈树柏的这个建议传达给了当时深圳的市委书记，认为深圳可以办一所实验大学。
就按陈树柏说的，在这个大学里培养一批尖端人才，由华侨来进行投资，既可以让海外华人报效祖国有路，也能够让国内的教育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不过由于资金筹集困难，这所大学最终没能够实现落地。 但陈树柏对于帮祖国培养人才的心愿还是没有被消磨。
他没有气馁，并且在回到美国之后重整旗鼓。继续四处筹集资金，召集人力、物力，还自己出钱办了一些所需的设备。
最终在1994年，陈树柏终于在美国硅谷创办起了国际科技大学，这也是我国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正规大学 ，这里不但为许多华人学生提供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为祖国输送了大批尖端人才。
他一直以来为祖国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梦想得以实现，这所非营利性质大学也成为了华裔人才的「硅谷」。
国际科技大学
陈树柏对祖国的这片心意自然与他的父亲陈济棠分不开关系，虽然共产党与国民党曾属于敌对的两方，但邓小平对于陈济棠的态度是很客观的，也由此可以体现其胸襟宽广。
「南天王」陈济棠
1927年12月，广州暴动爆发，陈济棠也在此时崛起，随后他以广州为大本营，主粤八年左右的时间使得广州社会趋向稳定和发展。
陈济棠是广东人，粤桂战争爆发后他率军击败了桂军占领了广东大部分区域，加上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充。
到1932年时，已经坐拥15万大军的陈济棠，成为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当时，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作为治粤的方针，对广州的商业和经济建设做了极大的努力。
1929年到1936年，中国处于党争不断、军阀割据的时期， 但在陈济棠治理之下的广东，百姓却能安居乐业，并且民生有保障。
以广州为例，当时的物价每年都在下降，不仅社会稳定人丁兴旺，而且经济也不断发展。
陈济棠通过救济和复兴农村的经济，改良和引进优良种子，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使得广东的粮食连年增产，连进口都少了一半之多。
陈济棠
在那个时期流通港币的广东，一块钱可以买到20码的花布，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份有菜、有粥、有油条的早餐，对于所有生活在广东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享受。
陈济棠在一开始上台主粤的时候，广东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工业很少，粮食量产也不多，再加上商业不景气，全省的收入都属于巨大的亏空和赤字之中。
陈济棠眼见这一形势，便执意要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他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和保护工商业的法规，主张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在财政方面，陈济棠提出一是要开源节流，二是要惩治贪官污吏，一旦发现有任何贪污行为便立即革职免职。
就拿当地的财政厅长来说，当时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借口筹款来敛财，被陈济棠发现之后立即将其免职，并进行公开的通报和处理，让整个广东的官僚风气都肃清了不少。
在建设方面，陈济棠和陈树柏一样，很重视侨资和海外华裔人才的引入。
他注重吸引侨资，并且大量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仅仅是吸收侨汇这一项，1933年就达到了全国侨汇总额的84.26%，1935年广东侨汇的投资就达到了5500万元。
这对于当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因此在1933年时，广东市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还有报纸评价这一盛况：
「新履仕途，必多朝气；武人骤治民事，亦多慈祥。」
但蒋介石的内战决策使这和平景象天翻地覆。
当然，除了陈济棠治粤有方这一点使得邓小平给了他较高的评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陈济棠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与共产党不谋而合。
抗战
在第五次围剿后，蒋介石下令要让陈济棠出兵参与围剿，但这个时候的陈济棠却显得很消极，不仅不肯派兵，派出的兵力也只是装装样子。
民国时期广州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只有把红军挤进广东和陈济棠互相牵制，他的兵力才不至于失衡，因为就他的兵力部署而言，一直是北重南轻，如果赣南红军能深入广东，那么陈济棠自然也不会维持一家独大的局面了。
陈济棠明白蒋介石的这番心机，广东的治理和建设刚有成效，他不愿意受到这样的损耗，于是便在对红军的围剿上一直阳奉阴违。
但蒋介石不会放弃广东方面的军事部署，便用战时补助和取消广东的免税政策作威胁，要陈济棠立马出兵参与围剿。
陈济棠见此情形留了一手，他出兵作战，但保留了一半的军力在广东地区。
粤军和红军的战争越打越烈，陈济棠在被红军打得节节败退之时也不得不再多派出兵力进行支援。
但是他意识到，如果最后和红军斗得两败俱伤，那么获利的只有蒋介石一个人，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所以他和白崇禧商量，要防住蒋介石。
白崇禧和陈济棠分析完局势，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与红军进行和谈。
这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早已洞悉了国民党内部之间的问题，尤其是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准备从陈济棠突破，争取他一致统战的态度。
周恩来
1934年，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受周恩来委任，开始了和陈济棠的和谈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先后发表了通告，呼吁停止内战、一直抗日，并且将这份通告加印了好几千份送到前线，表明了做好统战工作的态度。
陈济棠自然看在眼里，很快就和共产党人联系并给周恩来发去了信件。
周恩来和朱德当即回信同意和陈济棠进行谈判，并且双方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之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协议表示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
何长工
这次协议对红军来说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济棠在接到蒋介石要求增加兵力派往前线的指令后，假意派出了兵力，但实则下令「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对红军的转移起到了比较大的帮助。
因为蒋介石全力围剿之下的红军其实损耗已经很大，再加上当时在粤军区没有根据地和后方，要是和陈济棠全力拼杀，其实说不清楚结果究竟会如何。
所以这一次双方的和谈，可以说是保全了共同的需求。
两广事变
1936年5月，蒋介石想借胡汉民的去世结束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继续在内战上大做文章。
但陈济棠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显然抗日才是关键，于是便与桂系李宗仁联合，发动两广当地的各级组织和群众共同举行抗日示威运动，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两广事变」。
在当时繁华的广州街道上，到处都能看到「打倒蒋介石」「讨伐蒋介石」的宣传画和标语，蒋介石怒不可遏，便立马派兵向广东进军。
他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将两人策反，粤军也在这样的分化之下被瓦解。
粤军
陈济棠手下的部队几乎全部投向了蒋介石，他身边的要员也纷纷离开，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之下，陈济棠被迫下野远赴欧洲，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再次回国。
不可否认的是，陈济棠身为国民党将领，其反共立场是客观事实。他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但共产党历来都是愿意与对祖国发展有贡献的国民党人一笑泯恩仇的。
不论是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和谈尝试，即便是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我党也在两岸和平统一上不断尝试，都象征着共产党一直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和平的立场。
就如同邓小平送给陈树柏的那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党的宽广胸襟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于这样一位国民党军官做出客观的评价，才没有错过像陈树柏这样的华裔人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在海外华侨的帮助之下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海外侨胞声援反帝爱国运动，融入抗日救国战线，不仅捐款献物、参军参战，有的甚至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以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华侨科学家毅然回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帮助国家摆脱困境，还有许多海外侨胞投资兴业、捐款汇款，时至今日，侨资都仍然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主体。
钱学森
像陈树柏这样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也始终是我国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主体，历史证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海外华侨华人是功不可没的。
同样，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发展进程之中，我们党都秉持着积极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所有愿与祖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华夏儿女。对于华裔人才更是如此。
我们欢迎每一个愿意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同胞，也愿意用最真诚的态度接受建议。
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继承者，也是重要传播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都发扬了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支持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
未来，我们党也依然会积极以中国梦引领侨务工作，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切实维护好侨胞的合法权益，与海外华侨华人同胞们一起努力，共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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