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山西，在全国，在华北，都不过是一个一般的省份，并不突出。但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次，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占有突出的地位。
下图可以看出山西的地势比华北平原高出很多，简直就是居高临下，一览无余。
由此可以很直观看出山西这个地缘板块对于华北平原的重要性，对于北京来说山西是绝对不可以失去的。
对于华北平原来说，山西高地就是制高点，控制了山西高地，就能控制住华北平原，以太原为核心的山西高地无论对于影响西安为核心的关中还是以洛阳、郑州为核心的中原，亦或是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平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想象一下如果太原为核心的山西高地在别人手上，那么开封府、济南府、保定府还有京师估计要整天戒备森严了。对于北方来说，山西确实是地理的中心，是连接西安和北京两大古都的核心板块。
从尧舜一直到夏朝，山西，主要是晋南，是当时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朝起于东方，它推翻了夏朝后，山西就失去了重要性。到了西周初年，周成王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国号为晋。不过西周时的晋国并不很重要。
到了春秋，晋国就发展成为黄河流域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是谓三晋。三晋都是当时的大国，初期的魏和中期的赵还是数一数二的强国。三晋的首都初期都在山西，赵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韩在平阳（今临汾），魏在安邑（今夏县北）。只是到了中期以后，才先后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的平原地区。魏国由安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国由晋阳一迁中牟(河南汤阴)，再迁邯郸(河北邯郸市)。韩国由平阳一迁宜阳(河南宜阳)，再迁阳翟(河南禹县)，再迁郑(河南新郑)。
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山西在华北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战国中叶才稍显衰落。
到了秦汉时，山西在政治上就不太突出了。但是晋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山西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活动，山西又显得重要起来。这种变化，渊源于东汉时代。经过长期的接触兼并，戎狄羌胡逐渐同华夏融为一体，因此到了秦和西汉时，山西境内基本上都是汉族了。
西晋初，又有大批匈奴人从塞外搬进山西。这时山西全境共分为七、八个郡，差不多每一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西晋末年，就是公元四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首先起兵发难，造西晋统治者的反。
再后来的鲜卑族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分成好几支，其中拓拔鲜卑这一支逐渐向南迁移，到了曹魏时代，已把重心迁到了盛乐，即今内蒙的和林格尔。西晋末年，又乘中原大乱，继续向南扩张，占领了雁北地区，338年建国号为代，376年为前秦所灭。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复国后当年就改国号魏。398年，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北朝的第一个朝代——北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到了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才把首都从平城搬到河南洛阳。
从四世纪初刘渊起兵一直到六世纪后期577年北周灭北齐，山西在北中国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平阳、平城、晋阳，先后更迭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中间间断的时间极少。
隋唐大一统时期，山西的地位虽没有南北朝时重要，但仍有相当的重要性。唐朝一代都很重视这个王朝的发祥地并州。太原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
山西继两晋南北朝之后再次对全国历史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在唐末五代时期。
而从元明时开始，山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开始直线下滑，这跟中国经济重镇从北往南转移有很大关系，也跟中国大动脉从依赖黄河转型到依赖长江有关。
自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倒台，曾一度「通汇天下」的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山西的面目便开始模糊不清。
但很快，留日归来的阎锡山接盘治晋38年，一度成为华北样板；1949年以后，在前三十年中，山西以「大基建」闻名全国；后三十年，以1979年山西上书国务院，立志成为「煤电能源基地」为拐点，「能源大省」一梦三十载，虽有起落，但山西「以煤为基」，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年代。
当中国进入「新常态」，举国在内外时局变幻中转身，山西又一次在梦中惊醒。煤炭这一页要翻篇了，但接下来的前行的方向呢？
回首百年，山西从未遭遇如此深刻的挫折，一觉醒来，竟徘徊在边缘——连新疆西藏青海都成了赶超的对象！山西，进入了一个百年困境。山西，急需要积蓄能量，找准方向进行大突围。如若突围失败，下一个百年的山西，将彻底沦落为未流省份！
山西目前的问题，表面是GDP低位运行，经济总量一直徘徊在全国二十多名，增速也曾滑落到全国倒数第二位。实质是山西在历史面前，陷入了百年困境。 山西要走出世纪困境，实现百年突围，就不能不总结山西的经验。
（一）阎锡山治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17年提出的以发展农业经济的「六政三事」，以及随后制订的以振兴山西工业经济为主的「厚生计划」。这两项山西治理方略，主要内容就是：大兴水利，种树养蚕，发展畜牧业；禁吸鸦片，解放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工业上开办炼油、炼钢、机器、电气等工厂44处。工业预算经费占整体预算的87.6%。
第二阶段是在1932年，推出了更为宏大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这项规划的核心分别是「村本政治」和「经济全覆盖」，通俗的说，前三年政治建设，打造好的经济建设环境，后七年火力全开拼经济。
从项目后评价来看，阎的两个阶段的建设，有三方面的成效。
1.农业经济成就大，1936年的山西粮食总产量达到3367410吨，不仅是山西农业发展历史上的最高峰值，更是直到15年后1952年才被赶超。2.工业发展成绩显著。到1936年，山西官办的各种工商业，其设备占当时全国机器业总数的60%，工人占全国总人数的40%。3.在金融业方面，山西开办的6个银行资本总额，相当于当时中央政府四大行（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资产总额的19.52%，当时山西银行大抵相等于中国交通银行。
为什么所有的数据都只统计到1936年，而没有到规划期末的1942年？因为从外部环境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了，阎锡山的「十年战略」被迫提前结束了。十年计划仅仅实施了五年就拦腰截断了。客观公允的说，阎锡山还是相当成功的，他的「山西治理」经验，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留意。
第一「局势安定」：自阎锡山1917年执掌山西起到1936年，20年山西无战事，几次军阀混战，都在境外，阎老板还浑水摸鱼趁机占领过河北，北京，天津。第二「让市场配置资源」。尤其在金融业，阎放手让山西银行发行纸币，筹措资金，大批资金为工矿业的发展提供力保障。第三「独立自主」。出于安全考虑，阎既没有依靠列强「举外债」，也没勾搭「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苦练内功自给自足。第四「不拘一格用人才」。主要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派山西娃娃们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都是为了人才成长。而参与企业分红，管理，都是提高人才的积极性。甚至为了使用「外脑」，抗战胜利后仍然容留了万把日本人在山西。
（二）第二个「山西故事」，1949以后，1980以前。这一阶段，山西随着国策短暂迎来过建设的小高潮，但很快在举国「三线」建设中沦为吃瓜群众。
1953年的元旦，随着【人民日报】的一篇「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山西被要求建设成为重工业区，「太原、大同两市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从此拉开了十年山西基础建设的大幕。这十年时间里，国家在山西共投建厂矿220个，其中太原45项，大同38项，占全省的37%；长治21项，阳泉28项，占全省的22%；其余7地市瓜分了剩下的41%的名额。这220个项目中，110项是煤炭工业部的项目，机械工业部项目78个，其次是电力13项，化工冶金10项，这也基本构成了这一时期山西的工业布局。之后的「三线建设」，外因是中国国防边疆沿海的环境恶化，1965年中央提出「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决定把国家的财力和工业重心转向西南部的战略决策，国家工业中心向后方转移。这么一转移，山西的十年「大基建」也宣告结束。
在此以后，山西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859924万元，仅占全国基本建设2.4%，最明显的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山西的数量从238个断崖式降到了49个，中央企业占工业总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49.7%减少到1975年11.9%。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心情是跌宕起伏的。「大基建」时期固然有一半是煤炭类产业，但工业科技的重心依然在山西，不要忘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芯片，就是在太原研发生产的。换句话说，太钢能在2017年初生产出圆珠笔头，一举打破国内的空白，从渊源上说，也是吃着工业「大基建」的老底。
（三）山西能源基地建设阶段。1979年9月19日，山西省委、省革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1980年7月，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草案)】。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并设立了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这标志着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方针的基本确立。
当时，对于山西的经济结构的战略设想是，以煤炭为中心，协同发展其它产业。「逐步地形成以煤炭的开发和综合利用为中心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的，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以此为支撑的共识，是「山西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有比较好的重工业基础,具有大规模发展能源工业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目前农业和轻工业还比较落后,轻工业品有近百分之四十要依赖外地供应,重工业各部门各搞一套,自成体系。只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才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山西建设成为我国北方的强大的能源基地。」
应该说至此，百年山西进入了第二次历史的拐点。
（四）在山西，围绕煤的问题一直在破解，兴于煤，困于煤，活于煤，「 能源魔咒」锁死山西三十年。说是历史拐点，是因为从此起步，山西真正开始被能源所诅咒，用当下流行的话说，能源魔咒将山西「锁死」了。
但在锁死之前，山西也有过短暂的「光辉岁月」。至少与现在灰头土脸的GDP排名比起来，山西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综合实力曾排名全国第7。当时山西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3.1%、13.4%和8.2%，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这样的成绩与全国同期比较，增长速度也高出个2~3个百分点，在纵向上横向上均达到峰值。
所以，如何来评价此前山西决策的得失呢？我们只能说，在时间轴上，刚开始提出的「山西能源基地战略」，客观上是符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准确的响应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也因地制宜将山西省的省情进行了最深度的结合，抓住了山西的发展机遇。
但在1985年以后，持续失调的经济结构，粗放的经营管理，使山西很快被打回原形，到八十年代末期，山西省的人均收入已处于全国下游水平。山西短暂的「成功」，第一源自国家的投资拉动，将山西建成能源基地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二个原因就是「垄断」，其时的陕西，内蒙的大型煤田还在酣睡，山西外调的煤炭高峰时占全国的70%，跟现在俄罗斯守着天然气阀门差不多。
山西的失败咎由自取。只想着有水快流，其他产业尤其轻工业被「自废武功」，春笋牌电视机、海棠牌洗衣机、白猫牌洗衣粉等制造、轻工品牌都被挤在逼仄的空间里喘息，山西铁路92%的流量给了煤炭，致使农副产品，人流物流全部被阻断，出不去也进不来。那时候，谁能批上「条子」，能搞到车皮，就能迅速发财致富，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就在那个时候放弃晋城火车站的小饭店，经郑州铁路局，一路走到铁道部长的办公室。1986年，山西煤炭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去库存压力最大达到5000万吨。从此，山西一蹶不振。
九十年代中期，「转型发展」摆上了山西省政府的案头。山西渴望华丽的转身，想要黑色转绿色，地下转地上，「穷挫矮」逆袭成「高富帅」，从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山西的确有过这样的尝试，1996年，山西省委通过了【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的实施意见】，就是要大力压缩了煤炭、冶金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淘汰一批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到1998年，山西关停的小煤矿、小炼焦厂、小炼铁厂就有几千家。
就在山西苦练内功，苦苦破解煤炭枷锁之际，又一个外因环境的变量，让山西的转型之路提前破产了，我们现在习惯统称为的「煤炭黄金十年」猝不及防的来临了。
(五)挣扎，奔跑，跌倒，挣扎……山西1996年开始转型，在次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应该说，从1996到2006，山西一直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在这期间，初步形成了晋北佛教古建文化游、晋中晋商大院游、晋南寻根文化游、晋东南太行山水游的基本布局。同时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文化业的整体发展。2001年的热映的【康熙王朝】，2006年播出的【乔家大院】，都是山西旅游战略在背后「发功」，前者带火了皇城相府，后者将晋商文化推至传播领域的巅峰。山西的软实力得到最大张力的释放。
这十年，不仅是煤炭的黄金岁月，也是中国命运的关键十年。正是因为煤炭的滞销，煤价的长期走低，山西才被迫「转型」发展，然而到了2001年的下半年，不经意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量：中国入世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使得中国的产品进入全球资源配置，其上下游产业链被激活，能源需求在全球经济体的格局中被重新分配与调整，山西煤炭产业绝境中等来了订单支援。煤价复苏中断了或者干扰了山西的转型之路。2006年10月，随着煤炭旺盛的产业需求，山西提出要「实现煤炭大省向新型能源和煤化工大省的跨越，实现老工业基地、新型工业基地和精品原材料基地的跨越」。
2008年，山西提出的优化产业结构，向支柱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都是围绕能源，围绕煤电进行的。到了2009年，被称之为「国进民退」的煤矿重组开始了，在利益面前，国家资本大踏步前进，民企下的小产量煤矿被淘汰，被整合。
就在山西「大干快上」的时候，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另一个外因的环境变量，悄悄改组了全球的产品供应链格局。煤炭沿着惯性，继续狂奔，山西却未能准确判断外界的趋势，直到2012年底，产品积压的实在是无地可放了，这才被迫被中央出手「供给侧改革」。
（六）新常态下的山西。从1979年到2016年，山西就像嗑药一样，愈发上瘾。「转型发展」，山西从1996年喊到2016年，却在单一的煤电产业里愈陷愈深。「黄金十年」固然让山西高速发展过一阵子，但很快带来的环境包袱和「一坨一坨」的官场腐败重创了山西生态。时间到了2013年的时候，中央出手着力产能过剩，进行「供给侧改革」，山西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经济新常态下，治晋从当前条件看，挑战巨大！为山西把脉，这些临床表现不可忽视：山西三十多年积累的「一煤独大」结构性矛盾、「一股独大」体制性矛盾、创新不足「素质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带来的各种次生病症，层出不穷，如：企业负债率偏高、区域性金融风险较大、财政收支不平衡、就业增收困难、安全生产隐患较多、社会管理粗放、维稳压力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更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年「嗑煤」，山西的「官心」和「民心」都在集体「变异」。煤炭不仅锁死山西经济，更锁死山西人心，长期累月挖煤，如「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山西的干部「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服务意识不强、行政效率不高、工作落实不力；山西的老百姓丢失了晋商「通汇天下」的智慧和胸怀，一直在这条「黑道」上奔跑、跌倒、奔跑，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山西。2013年，就在煤炭黄金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提出了200年来最伟大的洲际发展战略，这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中国在发展战略布局上要「海陆并举」，是全球化下的再平衡。五百年来谁著史？哥伦布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继而开始了第一代全球化；19世纪，英国和英镑的崛起，开始殖民世界，这是第二代全球化；20世纪，美国人主导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继而挟「联合国」「世界银行」「北约」领导地球。这一次，「和而不同」的中国以全新的「天下观」为全人类顶层设计未来。
全球化的再平衡，就是要一举扭转500年来三代全球化造成的偏差。这500年来，由于航海的全球化，重商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形成了「乡村从属城市，东方从属西方，陆地从属海洋」的不平衡格局。而「一带一路」战略，最重要的，就是陆上的「西进」。
「一带一路」受益最明显的，是新疆这样传统内陆地区，N年后会脱胎换骨成重要的国际口岸，2017年1月18日下午1点，第一列从中国浙江义乌市启程的货运列车，顺利抵达终点站英国伦敦。1月1日起，列车搭载着义乌市场上采购的日用百货、服装、布料和箱包等88箱小商品货物，从义乌西站启程，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经英吉利海峡隧道，最终抵达伦敦，全程运行12451公里，共历时18天。
这趟从浙江出发的国际贸易列车，没有从临近的海港出发到欧洲，而是选择了陆路。这是因为与海运相比，走铁路在时间上能缩短30天左右，费用上更是空运1/5左右。这是一个多么积极的信号。
实际上，山西南面的河南，开通的「郑新欧」国际列车，从郑州的西面出发，从新疆阿拉山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后到达德国汉堡，运行时间仅16天左右，比从郑州东面的海港出发节约时间15天左右。和山西同处内陆的成都、重庆开通的国际快速列车，到达欧洲的时间最短是12天，比走海路节约30天以上，运输成本最少仅为空运的1/8。
山西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心惊肉跳？这六大经济走廊，有两条就分别布局在山西的南北两端。
（八）百年得失。百年来的山西人，在天下大势面前，有「三不」主义！思想上不开放，态度上不积极，行动上不主动。和20世纪之前的山西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最让人心情沉重的，这五百年沧海桑田的转变，500年来最杰出的山西人是商人，这些人紧跟天下形势需要，走出中俄万里茶路，做起国际贸易，实验国家金融，写出中国银行最初的源代码；而500年后的山西商人，只能扑腾在煤铁资源。
（九）山西的出路，就在「一带一路」。冲出百年困境，离不开「一带一路」。首先在思想领域的改造，我们要建设的是「天下山西」，而不是「山西的天下」，这个概念要打成思想钢印嵌进山西人的思想意识里。山西要睁开百年来浑浑噩噩的惺忪睡眼，重新打量世界，发现自己。顺势而为，借势而上，造势而动。要顺全球化再平衡的天下大势，开放心态，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要借中国「海陆并举」的世纪战略态势，搭上「一带一路」的便车走出去；要造突围百年山西能源魔咒的声势，贯通优秀山西文化的气势，化被动为主动，建构山西的未来。唯有在思想领域，全面系统升级，才能与世界对话。
开放的山西要成为投资兴业新热土，要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拓北的区位优势，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武宿综保区、太原机场航空口岸、中鼎物流园区铁路口岸，北部的大同国际陆港，南部的方略保税物流中心、兰花保税物流中心，要尽快成为山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山西，不能将自己锁在地理上的「表里山河」。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面前，不能旁观热闹，行动上更应有所作为。方向上，以大同、朔州、忻州的晋北要融入京津冀经济圈，搭「中俄蒙经济走廊」之便利，发展自己；以运城为主的晋南，长治，晋城为主的晋东南，有天然势能冲入山下的中原经济区，挤上新亚欧大陆桥的国际列车；以太原为中心的城市群，因应陆权崛起的高铁时代，致力于「山西门户」的定位，以唐风晋韵拥抱世界。
在经济产业发展上，要跳出传统产业布局和势力空间，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以工程建设为带动，输出成熟的基础建设技术模式。在煤机装备制造业、电厂投建运营等优势行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走进去；以中国现有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将山西产能就地转化，从「云端」联网送至境外。要深化「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治理理念，先行先试，在多个行业领域，降低门槛，激活山西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
在技术创新领域，关键是人才。在北上广深有无数优秀的山西青年，他们没有选择回到山西，固然有山西产业粗放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用人环境的恶性循环，用人机制的僵化守旧，各个层面的技术创新很难在这样的生态中生根发芽，山西唯有技术创新，才能赶超，才能真正实现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