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苦难说不完
曹德贵 口述 张利 王福生 整理
我是科左中旗查干嘎查农民，今年70岁。
伪满时期，我们弟兄四人都在村里种地，日子还算混得过去。可是在康德10年(1943年)春，我摊上了劳工。
这年5月4日，我和本村的李森、孟和、张五十三等人在架马吐区集结后，被带到奈曼八仙筒修黑龙坝。我们中队有一个日本人，10几个警察，管300名劳工。
每天要从几十米外取土，装进草袋子往10几米陡坡的大坝上扛，一百五、六十斤的土袋子，在肩上死拉拉的沉。每天必须完成11方土的任务。
300多人的队伍，一个跟一个小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谁要是跟不上趟，影响了工程进度，就要挨扁担，打得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然后还得补干没完成的任务。
大坝越修越高，陡坡越来越大，劳工们个个拖欠土方，完不成原来的定额。这样，惹怒了日本指挥官，他亲自到大坝督战，挥舞着洋刀大骂：「八格亚路！你们统统地快干」。
日本人喊完，中队长紧讨好地嚷起来：「太君让你们统统地快干!」
大家见这阵势，怕吃大亏，一个个扛着袋子小跑。我个子低，老是跟不上趟。稍一打站儿，鞋后跟被人踩掉了，刚一弯腰提鞋，被后面的人撞倒，满满的土袋子砸在身上。
一个伙伴伸手拉我，影响了进度，警察上来就是一枪托，打得他险些栽到坝底下。
我被压在土袋子底下，如果爬不起来就活活垫了坝，再说，几百双脚踏过去，就要变成肉泥啦！我一脚蹬开草袋子，急翻身，顺着大坝滚下去，虽说摔个鼻青脸肿，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管劳工的死活。我想，继续在劳工队干下去，不是累死也得折磨死。于是找到本村的李森、孟和、张五十三，串通他们一块逃跑。
农历五月初的一天夜晚，我们溜出帐篷，朝东方猛跑。一路上怕被人发现，昼歇夜行，实在走累了，把行李铺在路旁沟里就睡。后来为了换饭吃，把行李也卖掉了。
有时买大饼子，也不敢都进城，大家蹲在荒郊野外，派一个人进去，买回来大家分着吃。5月中旬，终于回到了家乡——查干嘎查。
我们逃出后，警察就给架玛吐警察署打了电话，通知他们将逃跑的劳工抓回去。所以，到家后的第二天，架玛吐区就派人来抓，警察进屋时，我早已躲了起来。
他们抓不到人，恼羞成怒，随后把我三弟抓去顶替。那年三弟已成婚，家有妻儿。逼得没法，我四弟追到架玛吐南的哈布吐盖。尽管四弟膀大腰圆，但半年的劳工做下来，腰椎骨都累弯了。
第二年(1944)春季，我们又摊上了劳工。三个哥哥都已成家，还是四弟去了。这次是去虎山修铁路。每天的任务是12方土。因路基高，只好往上挑土，摊上不好地段，还得趟水洼地。
干得稍慢点，警察过来就打，完不成土方，晚上还要补上。不到半年时间，四弟就累病了。半个月过去，病情仍不好转。日本监工见他没什么油水可榨了，便将他关进「集中营」。「集中营」是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面关着100多个重病号。
日本侵略者硬说他们患上了传染病，必须统统烧死，以防瘟疫蔓延。警察在帐篷外拉了铁丝网，设了岗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日本指挥官命令警察拉来两车洋油(柴油)，准备将这些重病号活活烧死。
就在这危急关头，巴彦塔拉旗旗长乌力图直闯集中营，与日本指挥官进行了交涉，提出了保证每个病员生命安全的具体意见，避免了一场大屠杀。
乌力图旗长词严义正，为民作主，极大地震慑了日本侵略者，避免了一场野蛮的大屠杀。
1944年l0月，四弟从大虎山劳工队返回了家乡。由于长期折磨，积劳成疾，不久便离开人世。可怜他年纪轻轻，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