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9月28日的夜晚，寿光县委向昌潍特区传达了一则消息，报告称已经成功拘捕了逃离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领导人王耀武。
根据后续由寿光县公安局提供的详尽报告，王耀武的真实身份之所以被揭露，是因为他露出了五个明显的漏洞：
首先，他伪装成一位重病患者，但行为过于夸张，身体未见汗水，脸色反而红润；其次，他自称是一位从济南来的小贩，打算前往青岛寻找亲人，但其口音明显为泰安地区的，且从外表判断，与一名普通商贩相去甚远；再者，对其同行人员进行分别审讯时，发现其陈述与王耀武的说辞不符，加之其面部上方因长时间戴军帽而呈现的白色印记，暗示他至少是名国民党军官；在其上厕所期间，发现其使用的是质地优良的美国进口手纸，这进一步表明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军官，地位颇高。
接到寿光县的这份报告后，昌潍特区立刻安排将王耀武转移过来。到了9月29日，王耀武被带至昌潍特区的警备司令部。
尽管寿光县经过一番审讯已确认抓获的正是王耀武，但鉴于济南解放后多地声称捕获了疑似王耀武的人物，昌潍特区仍不敢掉以轻心。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特地找来近几年的王耀武照片进行仔细对比，最终确认无疑后，才向华东军区发送了电报。
华东军区在接到电报之后，立即派出汽车将王耀武转至军区政治部。
王耀武到达华东军区政治部后，反复请求见到陈毅司令员。然而，陈毅当时并未在山东，这是一个高度保密的事实，我方干部无法向王耀武透露真相，只得告诉他目前无法与陈司令员会面。
这使得已经心惊胆战的王耀武更加恐慌，坚持认为只有见到陈司令员才能保命。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他极其担忧自己会被立即执行枪决，因此迫切希望能见到陈毅司令员，认为一旦见面，或许就能获得保护。
为了缓解王耀武的紧张情绪，让他不再感到心理负担，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了他。舒同与王耀武年纪相仿，见面时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傲气，几句客气话后，王耀武的表情逐渐柔和，情绪也开始放松。
在交谈中，舒同意识到王耀武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向他解释了我军的优待政策，劝他不必过于忧虑。见到舒同愿意耐心听他叙述，王耀武便开始讲述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
讲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耀武所在的51师与俞济时的58师等部队组成的74军，在淞沪会战、保卫南京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他回忆说，在南京的战斗中自己几乎命丧当场，能够逃生完全得益于俞济时的强大关系。当时南京的守军总司令唐生智一开始宣誓与城池共存亡，禁止部队撤退，但在最后下达撤退命令时，数万官兵涌向江边，却发现没有船只可乘。
在这种绝境下，俞济时调来了一艘小火轮，成功将王耀武和部分部队送过了江面。南京沦陷后，无法渡江的大多数守军几乎全军覆没。
俞济时离开后，王耀武被提升为74军的军长，在他的领导下，74军成为了国民党军中的一支主力。在之后的多场战斗中，74军屡建战功。
到了1941年，重庆军委会决定组建四支攻击军，西北和西南各分配两个名额。西北最终选定了胡宗南集团的第一军和李延年的第二军；作为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军队，第五军被蒋介石直接点名加入，因此西南只剩下一个空缺。
陈诚四处奔走，希望能让其主力部队——「土木系」的十八军加入「攻击军」，但当名单提交给蒋介石时，他决定选择74军。这一决策显示出，蒋介石对74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战斗力和表现均优于十八军。
1944年，重庆军委会组建了四个方面军，分别由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担任总司令。作为黄埔三期的毕业生，王耀武能够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人并列，显示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在第四方面军成立之初，其下辖有73军、74军和100军。由于方面军优先配备美制武器，陈诚将胡琏的十八军也划归王耀武指挥，不久之后，面对日军对湘西的进攻，湘西会战在雪峰山爆发。王耀武受命指挥第四方面军进行反击，后来第三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为了确保湘西战斗的胜利，廖耀湘的第六军也被空运支援，加入王耀武的指挥之下。
在四位方面军司令中，尽管王耀武的资历相对较浅，但他指挥的部队却展现出最强的战斗力。在后来的国民党军中，除了第五军驻扎在昆明，新一军还未归国外，剩余的三支主力（74军、新一军、十八军）均由王耀武指挥。
雪峰山战役之后，王耀武被选拔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蒋介石眼中的黄埔三期生中，他的地位无人能及，甚至超越了许多一期生。
在向舒同叙述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历后，王耀武进一步解释了他为何被派往山东的理由。他告诉舒同，在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健康原因，他曾在汉口的一家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虽然初时他对蒋介石指派他前往山东的命令感到不情愿，但在蒋介石显露出不悦并亲自派遣专机将他接送至重庆进行面对面的安排后，他感到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任务。
关于王耀武的这段陈述，有其真实之处也有夸大之处。他的旧部回忆称，王耀武确实因为担忧而不愿前往山东，尤其是考虑到国民党已经任命了当地的省主席，这让他的积极性大减。但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山东的军政最高权力后，他的积极性随即激增。
赴山东后，王耀武获得了包括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山东统一指挥部主任、保安司令等多个职位。在那里，王耀武充满了得意与自豪，感觉自己如同凯旋而归。而曾经的他的经史老师刘子衡却对人评价道，凭借对人心的了解，不出两年，王耀武终将面临不幸的命运。
关于济南的解放，王耀武提到，在战前他收到了来自南京的命令，要求他毁掉所有的仓库物资，但他并未执行此命令。舒同对此表示赞同，因为在济南解放时，大多数仓库确实被较好地保留下来，没有遭到人为的蓄意破坏。
几天后，舒同再次见到王耀武。由于前次的交谈很是融洽，王耀武没有再隐瞒，而是直接向舒同提出了一直困扰他心头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大致如下：
首先，他询问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做到宽大政策的言行一致，并取得显著成效，而国民党却做不到，也不敢这么做？
其次，他好奇为什么共产党的干部与士兵之间关系良好，基地风气正派，并询问了共产党所采取的有效政策是什么。
第三，他想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指示能够被上下一致贯彻执行，而蒋介石虽然四处奔波，命令却难以落到实处，经常遭遇失败？尽管毛泽东未曾亲临山东，为何你们能够坚定不移地遵循他的指示，从而不断取得胜利？
第四个问题，他探问为何共产党能够迅速利用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而国民党却不能这样做？
在听取了王耀武的问题后，舒同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王耀武听后深感启发，随即提出了第五个问题：「太平天国曾经一度横扫长江，兴风作浪，但最终却迅速失败；国民党的北伐虽然一时气势如虹，但不过二十年间便已式微。你们在北方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否也会像太平天国一样，最终功亏一篑呢？」
王耀武提出的第五个问题显示了他不甘心失败的态度，以及对国民党可能逆转局势的一线希望。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占优，因此王耀武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从王耀武提出的五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他比许多其他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更加清醒，确实可以算是国民党中的少数「明白人」。
交谈结束时，王耀武对舒同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舒主任的一席话，让王某眼界大开，受益匪浅。」
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短暂停留后，王耀武被送往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进行学习。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不乏曾经的部下。
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王耀武通过广播公开呼吁国民党将领起义，并向蒋介石发出警告，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继续抵抗是非常不理智的，最好是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无条件投降。
根据国民党中将文强的回忆，蒋介石听到王耀武的呼吁后，怒不可遏，一脚踢翻了收音机。
新年之际，解放军首长邀请了训练团中的原国民党少将级别高级军官共进晚餐。餐后，王耀武心情愉快地即兴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下联是「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是「全都来了」。
后来，王耀武和其他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一同被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在那里，王耀武开始感到担忧，害怕长时间被关押，但在他忧虑之际，毛泽东托人向他传达了一句话：「告诉王耀武，功绩是功绩，过错是过错。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我们共产党人永远铭记，只要他诚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归人民中去。」
毛泽东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王耀武，令他热泪盈眶。从此，他更加积极地参与改造活动。到了1959年12月，王耀武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迎来了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