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条消息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然而，在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是否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处理问题？无论是在军队的高级将领还是普通的百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被迫离开南京前往无锡避风头，而陶勇作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则没能逃脱大革命的影响。
陶勇自18岁起便投身红军，是粟裕手下的得力干将。他曾与许世友、尤太忠等一同参加反围剿战争，翻山越岭，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这段经历使他们彼此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全国解放战争结束后，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被任命为海军部队司令员。在大革命时期，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引起了某些「有心人」的注意。
听到陶勇去世的消息，许世友痛不欲生。当他听到「畏罪自杀」的传言时，他的怒火如火山般爆发。他坚决地说：「陶勇的妻子朱岚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
下午陶勇还说过要剪头发，怎么可能自杀呢？他上午刚刚接受完采访，下午就让招待所的所长请理发师来给他理发。
所长将理发师带到招待所，但没等他，就开始四处寻找。突然，有人喊道：「快来人啊，有人跳井了。」
当陶勇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时，医生发现他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这说明他落水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他在井水中溺死显然是不可能的。
朱岚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想不开自杀。于是，她写好申诉书，四处奔波，坚决为丈夫讨回公道。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作为陶勇的家人，她无人敢接下她的请求。许世友曾试图安排她前往上海躲避风头，但她坚决拒绝。
最终，她被错误地打上了「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追随丈夫而去。
陶勇夫妇的离世，令人深感痛惜。
接到老友尤太忠的电话，南京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在思考之际联想到了老领导许世友现在正在无锡，他意识到这通电话可能是许司令的意图，因此立刻应下了对方。
肖永银随后将工作妥善安排，并亲自前往无锡。
在和尤太忠会面后，肖永银果然立即发现了许世友。许世友先是询问了南京军区的情况，得到了肖永银的肯定答复后，他才开始说话。
他说：「肖永银知道陶勇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只是他的脾气过于刚硬，才招致小人的记恨。肖永银和陶勇的关系很好，他也不会坐视不管。」
这是一件重大而必须谨慎处理的事情。他们在屋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决定先把孩子转送到上海，然后再由肖永银接手，将他们带到南京。
经过一番周折，肖永银看到了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他心中非常难过，紧紧抱着孩子说：「看着孩子们的背影，肖永银狠下心来，决定将其他受难战友们的孩子全部接到自己的军区。」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接纳，他们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虽然肖永银的行为有些秘密，但他不合规的行为还是被曝光了。军区内的几位领导聚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面面相觑。
他们刚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询问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当初，他们对肖永银收留孩子们进军营的行为就持反对态度，他不顾反对将人领进来，结果连周总理都知道了。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没有人敢冒险行事，生怕被抓住把柄，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别人的质疑和批评，肖永银只是付之一笑，他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关于「招兵买马」的真实情况，心中暗自想道：
在消息走漏后，那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南京军区，想要找到一些线索。然而，他们的计划落空了。因为在有人向周总理报告之前，肖永银就已经把孩子们送到了装甲兵训练基地，那里提供了真正的训练。
由于基地一直保持封闭，一般不会有人去那里检查，这正是使得孩子们和肖永银得以安全避过一劫。而当肖永银长时间没有收到周总理的回复时，他开始以为可能是周总理政务繁忙。
肖永银明白了总理的苦心，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基地娃娃年龄太小的问题。他从中央发来的电报中找到了启示，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让所有娃娃都达到合格标准。
这样，就不必担心年龄问题了。
肖永银决定对孩子们进行培训，他在报告中详细列出了训练后合格和不合格的人数，以及可能发展成为党员的人数。
这份报告非常详尽，肖永银的「招募和培养」计划得以顺利完成。在肖永银的保护下，孩子们度过了那段特殊的时期，并成长为与他们父辈一样出色的人才，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热血和才能。
在多年后回忆起那段岁月，肖永银总是忍不住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