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重要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在个人阶层上升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在目前存在社会阶层固化争议的状况下，高等教育是否还能提升社会阶层流动呢?高等教育本身除了可以改变个人社会阶层流动的经济、权利、声誉等方面的收益之外，同时高等教育本身也在改变个人的认知观念与行为，那将个体观念和行为纳入在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中，会使高等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两者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尤其作为人口问题中最重要的生育决策问题尤其应该被考虑在路径中。本文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分析高等教育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很少将社会阶层用多维指标衡量，同时在衡量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研究过程中未有研究将个人生育决策纳入两者路径中分析。在模型的设置上也没有考虑变量内生性和模型稳定性问题。本文借鉴Weber经济、声望及权利三元社会阶层衡量标准上，用收入、工作单位类型两类客观指标和自我评价社会经济主观指标对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利用工具变量法更准确衡量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并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数的调节作用，三个因变量相互作为替换变量检验结果的稳定性。研究表明：1.将配偶和父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工具变量衡量个人高等教育水平，得出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高等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生育行为呈现显著负向作用，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将导致0.487个生育行为数差异；3.利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进行调节发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数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其中生育行为作用更明显。在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强的个体其社会阶层越低；4.根据性别异质性回归发现女性相较男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