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6期「老年与传播」专栏。
作
者
钟智锦：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纪晓玉：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佰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生。
概
要
【摘 要】 智能手机依赖作为数字实践中功能失调的表现，在银发人群数字融入过程中时常发生。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旨在阐释数字化社会中银发群体的数字融入实践及其伴随的数字福祉问题。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孤独感）对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直接关联是最稳定的，动机因素对智能手机依赖的直接影响存在内部差异，社会规范、表达需求、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的直接效果显著，但社交需求不显著，并且上述因素在不同人口特质的银发群体中，作用机制有所差异。研究还讨论了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中介效果，发现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在表达需求和智能手机依赖之间具有稳定的中介效果。
【关键词】 银发群体；智能手机；数字福祉；数字依赖；使用动机
一、引言
「智能手机依赖」指的是因使用智能手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依赖状态，并伴随行为上瘾的症状（Turel et al.，2011），是数字依赖（digital dependence）的一种表现。个体难以控制自己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因此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例如疏远现实人际关系、记忆力和注意力衰退等。过往的研究常从负面视角批判人们的数字依赖行为，主要观察对象是一般人群、青少年、大学生，缺乏从数字福祉视角对银发群体的数字依赖现象进行特殊观照。
银发群体通常被视为「数字弱势群体」。老龄化社会和数字化社会同时到来，加深了银发群体和数字环境的羁绊。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社会各个环节中的深度嵌入，为银发人群营造了主动或被动加入数字实践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银发群体仍面临数字融入的困境，「数字排斥」的窘境屡见不鲜，一些老人的数字生活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合，反而扩大了数字鸿沟，甚至出现银发群体内部的数字区隔。此外，数字化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调整业已形成的生活习惯，被迫适应新的交往形式，面临着其他一般群体没有的境况。
从现实表现看，50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成为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的重要群体（Quest Mobile，2023），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日渐加深。从「数字边缘人」到「数字依赖者」，银发群体的数字实践映射出社会数字环境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既反映出当代社会成员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指示着当下银发群体数字融入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
尽管数字素养较为薄弱，但银发族心智成熟、人生经验丰富、自律性较强、对身体健康也十分关注，他们的数字依赖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出现数字依赖？他们的数字依赖又如何影响数字福祉？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银发群体追求数字福祉的动机角度分析导致数字依赖的原因，以期能够更综合、客观地看待促使银发群体大批涌入网络世界并产生智能手机依赖的本质因素，深入理解这部分群体在角色转型生活中的适应情况和心理健康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数字福祉理论
数字福祉（digital wellbeing）是一个新兴概念，涉及屏幕使用对用户幸福感的影响，用来理解数字媒体使用与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平衡（Gui et al.，2017），也被认为是对当代社会中技术过度使用和媒介依赖等社会挑战的回应（Lynch，2021）。
数字福祉是「在移动连接所获得的利弊之间实现最佳平衡的主观个人体验」（Vanden Abeele，2021），强调数字媒介使用带来的满足感（Büchi，2021；Vanden Abeele & Nguyen，2022），以及数字媒介使用和获取福祉之间的平衡问题（Vanden Abeele，2021；Prakash，2023），特别关注数字媒介如何影响个人的情绪、社交关系、自我意识和总体生活满意度。数字福祉有时也会被理解为「数字幸福感」，并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概念发生混淆。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或声明（Diener et al.，2018），强调在快乐和满足感方面的幸福，并未考虑在数字背景下幸福感的特殊含义（Ong et al.，2021）。数字福祉则更具体地指向了数字实践领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观察人类幸福感的新兴维度，能够维持或提高主观幸福感（Braghieri et al.，2022）。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福祉不仅指从数字媒体使用中获得的愉悦感，还强调用户利用技术实现生活目标的能力。它涉及到自我认知、社会期望以及用户有意识地利用网络空间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交往（Prakash，2023）。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致力于达成数字媒介使用和自身需求或情感状态的平衡。因此，数字福祉高的用户更能够控制屏幕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能获得一系列好处，表现为实现社交连通性，获取社会支持，获得在线信息和建议，减少社会隔离等。
从国外数字福祉研究的情况看，心理数字福祉研究是目前关注的重点。根据Büchi（2021）的观点，心理数字福祉研究侧重于以屏幕使用时间为自变量，抑郁或焦虑等指标为因变量进行概述，重视网络成瘾、智能手机成瘾等数字媒介实践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在人们对移动互联网依赖性日渐增长的环境中，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依赖网络环境会影响人际联系和社会联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增加抑郁、焦虑、孤独和自杀等风险，以及背痛、肌肉骨骼问题和肥胖等风险（Mathew et al.，2023；Dutt，2023），消耗数字用户的幸福感，威胁数字福祉。
（二）数字福祉与银发群体的数字依赖
目前，数字依赖现象已经发生在全球各地，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再次加深了数字用户的数字依赖程度（Beaunoyer et al.，2020）。因此，数字依赖不仅是全球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更是影响人类数字福祉的重要问题，对数字依赖的研究对人们认识和理解数字福祉、平衡自身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数字依赖指「一个人持续且无法控制地使用数字设备，并对其产生高度依赖」（Gonçalves et al.，202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数字媒介「依赖」的描述总是和「上瘾」紧密联系在一起，纳入「耐受性」和「戒断」等概念来解释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数字依赖。除此之外，一种更客观的视角是「功能失调说」。功能失调可以被视为一种应对生活困境的补偿性策略（Kardefelt-Winther，2014）。例如，在数字空间中过度追求娱乐或情感慰藉，以逃避现实困境等。这与数字福祉强调的平衡媒介使用和追求幸福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不谋而合，有利于深刻地理解数字依赖的本质。
从目前的数字依赖研究来看，「动机」在解释数字依赖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先行作用（Sun et al.，2008）。银发群体在经历了身体衰老、工作状态改变、家庭结构变化之后，面对社会技术革新，认知能力、接受能力、对新事物的适应性和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都相对较弱（Saboor et al.，2015），自我感知的孤独感更强，对社会关系的满意度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更低（伍麟、张莉琴，2022），常会感到迷茫不安。而大量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或移动智能设备能够帮助银发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主体建构性，拓宽人际网络和获取社会支持，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以及减少孤独感等（He et al.，2020；姜照君，2022），这些都可能成为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促成因素。
（三）银发群体的智能手机依赖的动机因素与情感因素
数字福祉研究为理解数字依赖提供了理论基础，Prakash（2023）认为数字用户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能促进数字用户对屏幕使用达成平衡，Gui等（2017）也指出，人们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是以社会规范和对数字环境中「好」的期望为框架的。社会规范和个人期望有助于数字用户在数字实践中感到舒适和满足，获得数字福祉，本研究正是据此来考察银发群体数字依赖的形成因素。
1. 内部动机因素：个人期望
个人期望是「数字用户有意识地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交往，实现生活目标」，反映了人们追求数字福祉的内在动机。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作为理解数字用户和数字媒介之间依赖关系的经典理论（Ball-Rokeach，1985，1998），将个体从事数字实践活动的动机划分为理解（understanding）、趋向（orientation）、娱乐（play）三个维度。理解意味着获取对自己和社会世界的深入认识，趋向意味着获取关于个人行动的指导和与社会互动的资源，娱乐意味着获得放松和娱乐以及实现对日常问题或紧张局势的幻想性逃避（Jung，2017）。这三个维度对个人福祉都至关重要（Ball-Rokeach，1985），也是导致银发群体数字依赖的重要动力。
「理解社会世界的需要」意味着深入认识自己和社会世界的需求，即驱使个体获得外部讯息的动机。老年人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获得生活信息和健康知识（伍麟、张莉琴，2022），提高在数字世界中的幸福感。在世界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银发群体的人生经历往往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关心国际国内大事是这一代银发群体的重要特征。数字时代通讯的发达令他们能够随时了解社会时事，茶余饭后的谈天论道也加深了他们了解社会的需求。
「趋向」来源于「进行有意义和有效行动的需要」（Ball-Rokeach，1985），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表达需求和社交需求的重视，因为表达即在传递意义，社交则是构成人类基本生活的行动。网络空间的自我表达能够帮助老年数字用户在数字空间整饰自我印象，获得自我存在感和满足感。一项对老年数字用户的研究表示，大多数老年用户都会主动在其社交主页分享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照片、观点等内容（Hutto et al.，2015）。此外，数字媒体有助于维持和加强老年人与远近联系人的现有关系，包括利用数字媒体进行协调、保持联系和闲聊等（Quan-Haase et al.，2017）。
娱乐常被理解为对日常问题或紧张局势的一种幻想性逃避。一些研究指出，老年人的数字实践很少以经济获利为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遣娱乐和获得精神愉悦（Wang，2019；伍麟、张莉琴，2022），娱乐和享受无疑是追求数字福祉的一种典型表现，娱乐需求可能会显著增加个体的智能手机使用时间，进而提升智能手机依赖的概率。
2. 外部动机因素：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组织内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则和标准，规范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Magill et al.，1995）。过往研究证实了群体影响对个体接触智能手机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当个体有较高的社会融入动机时，在身边人的影响下，个体更有可能使用智能手机，甚至形成依赖（Salehan & Negahban，2013）。对银发群体而言，这一现象通常表现为在家人、朋友的要求下，银发人群逐渐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以便维持社交联系，保障出行、医疗、购物等日常生活环节的正常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老年人对数字设备的依赖。基于智能手机内外部动机的共同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 银发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动机因素（信息需求、表达需求、社交需求、娱乐需求、社会规范动机）分别如何影响智能手机依赖的发生？
3. 情感因素：孤独感
伍麟、张莉琴（2022）认为，进入老年阶段，人的社会关系将会逐步萎缩，与外界社会逐渐脱节，社会孤立感加剧，更容易感到精神孤独，这可能会引发老年人自我封闭、空虚无助，严重的还会显露抑郁和自杀倾向，而数字技术为纾解银发群体的精神孤独提供了帮助。研究显示，银发群体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与外界保持沟通，从而减少物理隔离引发的社会孤独（洪建中等，2015），增强自我效能和形成积极的生活体验。Ashaari等（2021）指出，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就是抵御孤独，Abacı等（2013）则发现银发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时长、孤独感等与数字依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将孤独感视作影响银发群体使用智能手机和形成依赖的一种重要情感因素，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2： 银发群体的情感因素（孤独感）如何影响其智能手机依赖的发生？
综上，本研究从数字福祉视角和银发群体数字依赖的动机因素和情感因素出发，分别讨论上述六种因素对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直接影响。此外，由于过往多项研究都认为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在中间起到了推动作用，本研究还讨论了上述因素分别通过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对智能手机依赖的间接影响，以及不同人口特质下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形成机制差异，从而深刻理解数字化社会里银发群体的数字融入实践，为理解银发人群智能手机依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可能的缓解策略。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共同收集，线上渠道主要是问卷星平台，结合样本服务和滚雪球抽样进行收集；线下渠道通过方便抽样法，在佛山市南海区某镇老年人活动密集区域发放问卷，对其中教育程度较低、文字识别能力差的老年人，研究者听其口述代为填写。研究共收集问卷495份，其中线上问卷302份，线下问卷19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31份（50.1%为女性，年龄中位数在56~60岁之间，没有受过教育和受过小学教育的老年人占比分别是31.8%、29.2%，非独居老人占比91.7%），有效回收率为87.1%。
（二）变量测量
智能手机依赖。参考Kwon等（2013）和苏双等（2014）的量表，智能手机依赖包含五个题项：「因为用（玩）手机，我在生活或者工作中上很难集中精力；用（玩）手机时，我的手腕或颈椎感到不舒服；如果不能用（玩）手机，我会觉得难以忍受；我会不断地看手机，以免错过手机上的信息；家人和朋友等人曾告诉我，我用（玩）手机太过头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智能手机依赖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924。
智能手机使用动机。智能手机使用动机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其中，外部动机参考Graupensperger等（2021）对社会规范的测量，题项包括「我的家人们/朋友们/邻居们都曾对我说过，我应该学会并使用手机上网」（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内部动机参考Wang等（2018）的研究，将内部需求分为信息需求、表达需求、社交需求和娱乐需求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均由三个题项构成。信息需求的测量包括「我觉得我需要通过手机上网来了解最新的信息和资讯/了解社会动态以便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获取、学习更多的知识」，表达需求的测量包括「我觉得我需要通过手机上网来更新自己的生活动态/让朋友们多了解我一些/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一些事件的想法」。社交需求的测量包括「我觉得我需要通过手机上网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保持和家人或者朋友的联系/了解家人和朋友们的最新动态」，娱乐需求的测量包括「我觉得我需要通过手机上网来找一些乐子，娱乐自己/放松自己的心情/打发我的时间」。其中，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0.914、0.957，信息需求、表达需求、社交需求和娱乐需求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0.938、0.912、0.804、0.920。
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参考Ramón-Jerónimo等（2013）的研究，使用题项「过去一周，您平均每天用手机上网的时间大概是？（1=1小时以下；2=1~2小时；3=3~4小时；4=4~5小时；5=5小时以上）」
孤独感。参考Hays和Dimatteo（1987）以及周亮等人（2012）的孤独感量表，题项包括「我感觉自己在需要时，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人；我感到自己被别人冷落；我感到其他人和自己疏远了；虽然身边有人陪我，但我感觉到没人关心我」（1=从不，5=总是）。孤独感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916。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居住情况（是否独居）。本研究使用Amos估计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以验证不同动机因素或情感因素对智能手机依赖的影响效果。
四、研究发现
（一）基准分析
主要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各主要变量与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见表1）。
（二）模型拟合度分析
考虑到人口特质对智能手机依赖程度的影响，本研究对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的银发群体进行了细化讨论。本研究以60岁作为年龄界限，将银发群体划分为中老年组（ n =281）和老年组（ n =150）；性别按照自然性别划分为男性组（ n =215）和女性组（ n =216）；受教育程度按照是否接受过扫盲班及以上教育划分为未受教育组（ n =137）和已受教育组（ n =294）；居住情况按照是否独居划分为独居组（ n =40）和非独居组（ n =391），以探索不同人口特质下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形成路径的差异化表现。
参考Schermelleh-Engel等（2003）、温忠麟等（2004）对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的衡量指标，本研究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在样本总体、中老年组、老年组、男性组、女性组、已受教育组和非独居组中显示出良好的拟合效果（见表2），但是在未受教育组和独居组中拟合效果并不理想。这可能是因为独居组样本数量较少，未受教育组容易在填写网络或纸质问卷时出现理解偏差，导致模型拟合效果不佳，因此后文的分组别汇报中不再报告这两个组别的分析结果。
（三）直接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见表3），在绝大多数组别，社会规范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但在中老年组、男性组银发族的智能手机依赖不再受到社会规范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中老年群体比老年群体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强，男性银发族比女性更注重自我需求，更多地基于内在驱动而非他人建议而使用手机。此外，在男性组，受社会规范影响的银发群体会显著增加对手机的使用。在样本总体和绝大多数组别中，社会规范与智能手机使用的关联并不显著，体现了不稳定的效应。
信息需求在样本总体、女性组与智能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而女性组的智能手机使用系数却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在所有的组别，信息需求与手机依赖的关联并未形成以手机使用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虽然就总体而言，信息需求与手机依赖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主要体现在女性组别中，可能是因为上网寻求信息对检索等媒介技术素养具有较高要求，她们更倾向于从电视等大众传媒或社交关系中获取信息。
表达需求在样本总体中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细分群体后发现，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来自于中老年组、受教育组、非独居组的贡献，但在这些组别表达需求与手机使用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看似矛盾的结果体现了表达需求在接受能力强、媒介素养高、获得家人技术支持的银发族中，对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的不稳定性效应。对老年组而言，表达需求与手机依赖、手机使用均呈现出一致的显著负向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进入耳顺之年后的银发族受到身体机能进一步衰退的影响，手机输入、小屏阅读等技术层面的障碍对他们在线表达能力的约束更为明显，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社交方式来表达意见和情感，更难因为网络表达的福祉追求而形成手机依赖。
社交需求与智能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的直接关系在所有组别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尽管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体被证实可以维持或加强老年人的社交关系，但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手机依赖，或许是因为这一代银发群体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们面对面沟通的社交习惯，他们不像「数字原住民」那样适应、习惯或者依赖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人际沟通。
娱乐需求在样本总体、老年组、男性组、非独居组中与智能手机使用程度显著正相关，但娱乐需求和手机依赖的关联在绝大多数组别均不显著，体现了银发群体在赛博空间娱乐诱惑前的相对自律。
相比动机因素，情感因素（孤独感）对智能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的影响更稳定、更一致。在绝大多数组别中都可以看到孤独感与手机依赖、手机使用正相关，说明孤独感的作用不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干扰。
（四）中介效应检验
方杰等人（2012）建议使用Bootstrap方法直接分析中介效应，这种方法认为间接效应的显著性即代表中介效应的存在。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5000次自抽样，以检验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在六项因素与智能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见表4）。
根据表4，动机因素并不总是受到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中介而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对不同人口特质群体而言，中介效应也会存在于不同的动机因素或情感因素与手机依赖之间。特别是对于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在所有的动机因素模型中均不能起到中介效果，说明老年群体的智能手机依赖主要通过情感因素或特定动机因素直接产生，而不一定和过往研究认为的那样，需要通过媒介使用程度去中介它们对依赖的影响。
从共通性出发，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在表达动机到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果更稳定，显示了在绝大多数组别中的显著负向中介作用。这说明表达需求和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作用方向相反，致使智能手机使用程度对表达需求和智能手机依赖起到了反向效果，削弱了表达动机与智能手机依赖之间的联系。
在中老年群体、男性群体、非独居群体中，孤独感会通过增加智能手机使用程度来强化智能手机依赖，显露出相对优势群体更容易受情感因素到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间接影响而形成智能手机依赖；在男性群体中，社会规范和娱乐需求均能够通过增加手机使用增加手机依赖，这意味着尽管社会规范和娱乐需求无法直接增加男性银发族的手机依赖，但这些动机也会通过增加他们的手机使用时长间接强化男性银发族对手机的依赖；在中老年群体、女性群体中，社交需求通过增加手机使用增加手机依赖，显示出社交需求尽管不能直接推动银发族产生手机依赖，但对特定银发族的手机依赖具有间接推动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价值启示
过往研究建议从功能主义视角扩展过去对微观个体心理需求的探究，鼓励结合宏观社会文化环境或结构背景重新认识个体的媒介实践。本研究在数字福祉框架下，融合社会强制性规范对数字媒介技术采纳的影响，发现外部动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银发群体的智能手机依赖，这一发现符合过去「群体动力导致媒介接触」的研究主张。因此，本研究提示了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现象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心理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由社会规范和数字生活环境导致的广泛的社会问题。
本研究对银发群体的细分揭示了不同人口特质的银发族独特的智能手机依赖形成路径，凸显了细化人群对深化此类研究的必要性，为预防银发人群陷入智能手机依赖提供了实证参考和缓解策略启示。例如通过建设更多老年人活动中心、鼓励代际互动和线下社交等多种措施扩大银发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情感支持并减轻银发群体的孤独感；提倡扫盲课和老年大学、采取开展健康知识公开课等方式为银发人群提升学识素养提供渠道和资源补偿；关注高龄银发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适时引导低龄银发群体科学上网、适度用网，培养银发群体的数字媒介素养等。此外，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相较其他银发群体受孤独感的影响最强，可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动态、社交生活，通过社区关怀、组织邻里互连等方式增加其线下表达机会以减轻智能手机依赖。
（二）理解数字依赖
数字技术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和心理机遇，但同样也挑战着人们应对新变化的能力。对一些人而言，「永远在线」总是会带来好处的，但也有一些人担心对智能设备的依赖可能会伤害人们的心理、精神或情感健康，从而主动选择「数字断联」。这些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了人们在数字化生活中的矛盾状态，显示出人们对自身掌控力的让渡逐渐流向「屏幕时间」，有时甚至到了不得不强制断离的程度。数字媒介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才能达成微妙平衡，既促进人们对社会数字环境和自身关系的理解、行动，又不损害人们在数字生活中的利益？
一个重要争议是「数字依赖」本身是不是一种不健康心理或行为。现有的研究大多数将数字依赖等同于「毒物上瘾」，其预设就已经将数字媒介放在了负面立场上。事实上，有研究表示，数字原生一代并不认可数字依赖是一种问题（Ahn & Jung，2016）。数字时代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与数字技术之间关系的自然演变，几十年间，数字设备逐渐从生活里的「奢侈品」变成「必需品」。从这个视角来看，智能手机依赖或许不是一种个体心理的病理化现象，而是人们对数字化生活的适应性表现和一种时代特征，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切促成数字依赖的隐藏利基以培养人们的这种依赖性。
数字福祉提供了解读这个时代人与数字技术关系的视角。于数字福祉而言，数字媒介或数字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重要的是如何平衡人们的数字实践体验以获取满足或支持。过度的智能手机依赖在这里应被视为对日常行为中功能失调的转变。银发群体在经历职场脱离、身体衰老、疾病和生活环境转变时，常会遭遇一段迷茫时期，虽然智能手机依赖显示了银发群体在使用数字媒介过程中的一种功能失衡，但其带来的短暂精神满足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数字福祉的另一种体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银发群体数字实践中的依赖现象，这或许也是银发群体积极融入数字社会、调适内心情感和获得数字福祉的一种外在表现。
（三）研究不足
囿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接触难度，本研究的数据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不够丰富，例如独居银发群体的结构方程模型效果不佳可能与样本中的独居者数量不足有关。此外，本研究仅讨论了智能手机使用的五种动机因素和一种情感因素的影响，并未考虑到其他可能的动机或情感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最后，本研究建立在截面数据基础上，未能获得更丰富的追踪数据，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能力有限。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重突发事件下群体心理安全综合评估与风险治理」（项目批准号：22AZD157）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钟智锦、纪晓玉、黄佰全：【 数字福祉视角下的银发群体智能手机依赖的动机与情感因素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6期，2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