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 河（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暨贵州大学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
「必有事焉」，系孟子在【公孙丑上】中回答「何谓浩然之气」时提出的观点。其中的「必有事」，是「言养气当必以集义为事」（【朱子语类】），即以集义之「事」存养和生发「浩然之气」，然后「塞于天地之间」，达至「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实现「尽心知性知天」。由此，孟子确立了「必有事焉」的工夫取向，赋予了「事」以深刻的伦理内涵。
孟子的以上观点，被自许直承先秦孔孟思想的宋明理学所赓续和发挥。张载说：「【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谓下头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长也。浩然之气本来是集义所生，故下头却说义。气须是集义以生，义不集如何得生？」（【张载集】）其中的「必有事」乃指集义之「事」的涵养过程，目的是生发「浩然之气」，以实现「性」与「天道」的沟通。张载坚决拒斥意、必、固、我，因为「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如果「四者尽去，则直养而无害矣」（【张载集】）。程颢认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养气之道当如此」（【二程集】），这里的「养气之道」，主要是指以本心自由地对待外物、处理事务，而不妄用主观、人为加以矫正和助长。这样的「集义」工夫，亦即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道德践履，与「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有异曲同工之妙。程颐则将「必有事焉」与主「敬」工夫相联系，认为「‘必有事焉’，须把敬来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简，最是易，又省工夫」（【二程集】）。二程的以上观点，侧重于「必有事焉」的工夫之维。朱熹认为孟子的「必有事焉」是「言养气当用工夫，而所谓工夫，则集义是也」（【朱子语类】），而「集义」又指「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朱子语类】），亦即「集」为聚集、累积，与之相关的处事之道即为「义」。依此累积、如此扩充，是为「集义」。若事事合乎「义」，即能生发「浩然之气」。随后的「勿忘、勿助长」体现为内在的涵泳、涵养之义，即不可增添过多的私欲或人为。由此看出，程朱对「必有事焉」的诠释，以及对「事」的运用，皆与本性论的讨论密切相关，并与个体修养切实联系起来，往往以一种践履工夫的形式而出现。陆九渊将「必有事焉」中的「事」界定为内心的念虑，而「正」则为矫正。他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长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两正字同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则辞不亏，‘勿忘’字上无‘心’字，则辞不赘。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义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义同。」（【陆九渊集】）对此，他还作了进一步阐释：「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陆九渊集】）联系上下文看，陆九渊认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上一句，「勿忘，勿助长也」是下一句，下一句在内容上是对上一句的阐释，亦即按照「勿忘勿助长」去修养、践履，舍弃旧习，此「心」不待矫正，即能复其本性，即「积善」「积义」。如果强行矫正，就违背了「本心」的自然本性，即「硬把促」。相应地，「必有事焉」中的「事」是指内心的念虑，而「勿忘，勿助长也」则是指弃去旧习，务求复其本性。「心」与「事」在这里得到了通融，「必有事焉」变成了「事上见心」的践履工夫。王阳明延续了陆九渊的理路，将「义」进一步阐发为「良知」，认为「必有事焉」就是「集义」，而「集义」又是「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在体用关系上，「良知」是「必有事焉」之体，而「必有事焉」则是「良知」之用。这就意味着「必有事焉」工夫的展开，要以「良知」作为头脑，而「致良知」的工夫，则以「事」作为依托。「事」是构成实实在在「致良知」的「实」元素。从时间之维看，他认为：「‘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王阳明全集】）
以上关涉「必有事焉」的论述，无论是张载、二程和朱熹的「集义」，还是陆九渊、王阳明的「积善」「致良知」，皆从不同角度对孟子「必有事焉」义理的深层次展开，同时也是「必有事焉」贯穿宋明理学演进的反映。那么，作为宋明理学各时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为何要论及「必有事焉」？对其中之「事」作出了怎样的阐释？从实质上看，「必有事焉」中论及的「事」，在宋明理学中每与「集义」「积善」「致良知」相联系，呈现为亦本体亦功夫的双重面相。以广泛哲学视域看，「事」具有更深沉的哲学意蕴。按韩非子「事者，为也」的理解（【韩非子·喻老】），「事」应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关，一般表现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如上文论及的「必有事焉」之「事」，亦即人在日用常行中的「集义」「积善」「致良知」之「事」，是宋明儒肯定现实世界的日用常行之「事」，是构建社会生活秩序的道德践履之「事」。这意味着：人总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的「活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并获得区别于动物的内在品格。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与发展皆以「事」为基源。同时，「事」也因人而成：正是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创造和运用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事」，构建起美轮美奂的人化世界，并依此获得区别于「物」的多重规定。由此出发，人的存在与发展与人化世界的建构，因「事」而得到彼此的互认和促进，人与世界的关系，亦因「事」得到彼此沟通和互融，正如杨国荣说：「‘事’既关乎现实世界的生成，又与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简言人与「事」的内在关系：人因「事」而在，「事」因人而成。
总而言之，一向以「性与天道」的方式展开哲学沉思的宋明理学，相应地存在「化物为事」的理论视域和「主德」「重事」的思想旨趣。在此背景下，宋明儒必然通过「事」来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彰显其哲学思想的多维性和深刻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孟子提出的「必有事焉」，贯穿了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始终。与之相应的「事」，在不同人物不同作品那里呈现出亦本体亦工夫的义理面相，与「性」「理」「物」「道」「敬」「心」「知」「行」「良知」等一道，俨然构成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图谱。而宋明理学中的天人之辨、道器之辨、知行关系、理事关系等基本论题，在以「事」为视域下也可探寻其更为精妙的义理蕴涵，抉发其更为独特的思想面相。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9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