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发现，对于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演进具有深远的意义。石峁遗址的发现与调查，不仅揭示了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的宏大规模，还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和防御设施的先进程度。从遗址的结构来看，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根据其与陶寺遗址之间的关系推断可能与建立夏代的族群有关。
外城
石峁古城遗址的外城结构确实堪称一绝，其设计之精妙、构造之复杂，都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匠心。这座古城的外城结构不仅是一个物理的防御体系，更是一个城邦象征。首先，从构成元素来看，外城墙、门道、马面、角台、内瓮城、外瓮城、城墙、院落等设施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严谨的城池结构。这种结构既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又能够确保城内居民的安全。而外城东门作为古城的视野最佳观测点，号称为「上古第一国门」，更是凸显了其在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最后，专家对石峁古城外城结构的评价也充分证明了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
石峁古城在石峁古城外城东门的遗址中能看到有一个被玻璃罩罩着的人头骨祭祀坑遗迹，总共这样的祭祀坑发掘出了七座，而目前大棚内的人头奠基坑只是其中的一个。总共七个殉葬坑头骨数量不少于一百二十具，别的六处都已经搬回到实验室。经过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为主，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还发现了灼烧迹象。以年轻女性头盖骨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的情况却十分罕见。在石峁古城遗址中的这一发现可谓十分惊人。
内城
首先，内城的结构设计精巧，将皇城台巧妙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为东北至西南向的椭圆形。这城墙作为内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位于山脊之上，采用高出地面的石砌方式构建。现存长度达5700余米，墙宽约2.5米，保存状况良好，部分地方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坚固且宏伟。
皇城台则是石峁古城遗址的核心区域，其结构特点鲜明。它位于内城的中心位置，具有宫城的性质，是石峁古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城台的建筑遗迹丰富，包括宫殿、祭坛、房址等，显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复杂程度。此外，皇城台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陶器、骨器等珍贵文物。
陶寺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在族群结构和文化传承上展现出了复杂而紧密的关系。首先，从族群结构的角度看，陶寺和石峁都位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地带，其居民可能有着相似的族源背景。特别是在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的情况下，陶寺和石峁的族群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可能包括人口迁移、通婚、经济往来等多种形式，从而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族群结构。
其次，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陶寺和石峁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相似的文化特征。例如，两者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陶寺和石峁在文化传承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能共同继承和发展了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此外，根据古DNA研究，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之间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这种遗传联系进一步证明了两者在族群结构和文化传承上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源于共同的祖先，也可能是在长期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
古文献中关于夏朝先祖大禹部族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从所引述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禹与西北地区的紧密联系。首先，【史记】中提到「禹兴于西羌」，直接指出了大禹的兴起与西羌地区有关。西羌，大致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其次，【后汉书】中的「大禹出西羌」进一步印证了大禹与西北地区的渊源。这不仅强调了大禹与西羌的紧密关系，还暗示了该地区可能是大禹部族的发源地。再者，【帝王世纪】中称「伯禹，西羌夷人也」，直接称呼大禹为西羌人，因此，石峁遗址极有可能是大禹部族城邦。
大禹在治水方面的功绩，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段极为重要且充满传奇色彩的篇章。更在华夏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根据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石峁古城的废弃时间刚好对应上夏朝的建立，可能标志着该地区大禹部族的统治中心向中原地区迁移，是一个与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重要事件。这一迁移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大禹部族可能为了寻求更为肥沃的土地、更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或是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而选择了向中原地区迁移。
石峁人群的南下陶寺有以下的考古发掘证据。首先，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陶寺遗址晚期的人口出现了显著的变动。通过锶同位素测定等方法， 考古学家发现陶寺遗址晚期有高达70%的人口为外来人口。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很可能与石峁人群的南下有关。
其次，陶寺遗址的文化面貌在晚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陶器的风格、纹饰上，还表现在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等方面。这些变化与石峁文化的特征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了石峁人群对陶寺遗址的影响。再者，石峁遗址出土的器物在陶寺遗址晚期也有发现。这些器物包括典型的石峁风格的陶器、石器等，它们的出现为石峁人群南下提供了直接的物质证据。
此外，通过对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比较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两者的畜牧资源在晚期出现了明显的交流。特别是绵羊和黄牛等畜牧资源在陶寺遗址晚期的增加，与石峁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相吻合， 进一步证明了石峁人群对陶寺遗址经济生活的影响。
最后，从地理位置上看，陶寺遗址位于石峁遗址的南部，这种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也为石峁人群南下征服陶寺提供了可能性。综上所述，陶寺遗址的消亡与石峁人群的南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考古发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包括人口构成的变化、文化面貌的改变、器物的交流以及畜牧资源的共享等方面。这些证据共同构成了揭示两者关联性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