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慶歷四年，宋仁宗啟用杜衍、韓琦、範仲淹等人進行新政。朝中權臣呂夷簡、夏竦等人反對新政。夏竦對範仲淹有知遇之恩，他曾經舉薦範仲淹擔任韓琦助手。曾經的「朋友」，因政見不合撕破臉，出手就是狠招。夏竦反對新政投擲了「黨論」，指責範仲淹等人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甚至想要趁機篡奪皇權。偌大的罪名扣了下來，當事人肯定要辯解一番。自證清白不夠，最好有正義之士代為發言，才顯得客觀公正。作為範仲淹等人好友的歐陽修，寫了一篇文章【朋黨論】呈給皇帝，闡述所謂朋黨之說，只是反對派攻擊新政的手段。
歐陽修說，「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朋黨本身是個貶義詞，官員都不想和這個詞沾邊。歐陽修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發聲。他承認朋黨存在，然後話鋒一轉要替朋黨說幾句話。
北宋初年有個叫王禹偁的官員，就寫過一篇【朋黨論】。他提出了一個觀點，朋黨自古有之，可以分為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這樣一來，朋黨由貶義詞變成了中性詞。不要一提到某某是朋黨，就覺得是在罵人奸佞狡邪之輩，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也許有人好奇，宋仁宗為什麽聽不得朋黨這個詞。只是由於宋代重文抑武，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宋仁宗晚上想吃烤羊肉都不敢吃，就怕有朝中文臣指責他奢靡無度。面對被分化的皇權，宋仁宗必須考慮朝中勢力分配。此外，宋仁宗面臨沒有繼承人的問題。宋仁宗曾經有三個兒子，全都過早夭折。如果朝中出現朋黨，權利大到可以左右皇權繼承人，那麽皇帝的下場可想而知。
歐陽修寫【朋黨論】就是想告訴皇帝，韓琦、範仲淹等人都是君子，他們有道德操守，實行新政只是為了替皇帝分憂。夏竦等人利用皇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想要阻止新政實行。
歐陽修在文章中反復對比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想要打破宋仁宗的疑慮，讓皇帝繼續支持新政。對比之後，歐陽修采取了舉例論證的方法，揭示君子之黨大治天下，小人之黨禍亂天下。歐陽修誇贊宋仁宗是明君，可以分辨出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很多人會關心，歐陽修說了這麽多，皇帝聽進去了嗎？結果很遺憾，皇帝根本沒聽歐陽修說了什麽。慶歷四年，敵寇犯邊，範仲淹自請外放巡守邊境。宋仁宗任命他為河東宣撫使。到了慶歷五年，杜衍、韓琦等人外放離京。慶歷新政僅僅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
新政為什麽失敗，史書上有很多總結。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新政沒有獲得廣泛支持。範仲淹等人覺得，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夠了。殊不知皇帝是靠不住，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危險系數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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