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1934年，我考入北大哲學系。一年級聽湯用彤先生講授哲學概論，鄭昕先生講邏輯課，引發了鉆研哲學的興趣。第二年學習西方哲學史。三年級學黑格爾哲學及斯賓諾莎選修課。四年級畢業論文，賀先生指導，論文為【朱子哲學】。
北大哲學系的老師都主張自學，從不把著手教。如能主動讀書，可以有較大收獲；如混日子，也不難混下去。後考上研究生，導師是湯先生。北大文科研究所規定，導師外還要有一位副導師，我的副導師是賀麟先生。現在看來，這是個很好的制度，學生可以兼采導師的長處，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結合，對以後成長有利。學生聽課也自由，不限制聽課時數，有充分時間讀書、準備論文材料。
在抗戰時期，國家多難，大家在流亡中，學生生活有困難，老師很願意予以幫助，師生關系比在北平時顯得更親近了很多。
大學畢業時，面臨就業選擇，哲學系留一名助教，同學石峻留作助教。同班畢業的還有兩人，我和韓裕文。韓去外縣教中學，我也考慮去教中學。正值北大法學院周炳琳先生到重慶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務長，請賀先生教哲學概論課。賀先生約我去擔任助教，幫他改改學生的讀書報告。我覺得這可以有更多時間讀書，就答應了。
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學校，當官的多，沒有什麽學術空氣。賀先生教哲學概論課，給學生以新鮮感，很受歡迎。第二年，賀先生不再在中央政校教書，回到昆明。有好幾個學生自動轉學，改進西南聯大哲學系，陳修齋、樊星南就是其中優秀的。
學校設在重慶南溫泉。這一年，我看到許多國民黨軍政要員。校長是蔣介石。蔣介石去學校時，隨行的文人有吳稚暉、陳立夫等人，軍人有何應欽、陳誠等人。這一批文武大員，沒有一個像有獨立人格的人。蔣介石訓話時，學員要保持立正姿勢，學校職員也要站著聽蔣訓話。教員自由參加。賀先生受特別禮遇，他可以不參加這種訓話。
這一年，賀先生給我開了一個書單子，讀了不少西方倫理學及哲學史的書。寒假期間，聽說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報考研究生要附上一篇論文），我也準備了一篇【王陽明哲學】的論文。這時，熊十力先生逃出北平淪陷區，也來到重慶南溫泉附近一鹿角場，住在他學生周鵬初家。他們聽他講中國哲學的一些問題和讀書中遇到的問題。寫【王陽明哲學】這篇論文時，有些問題向他請教，采取閑談的方式，不像上課那樣正規。熊先生有時教書，有時也評論政治，回憶清末的一些掌故。每去一次，都有收獲。
我在初中時，軍訓教官粗暴對待同學，使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在中央政治學校，親眼見到國民黨上層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更生了一層反感。這個學校有學生200人，職員200人，校內工人200人，上下等級分明。有一位高級職員，在食堂飯桌上大講某年某次，「委員長親自罵過我，罵的什麽話……」說者不以為恥，反引以為榮。更令人詫異的是，許多聽者不以此舉為可恥，反露出某種艷羨之色。「知恥近乎勇」，不知恥可以無所不為，還有什麽希望？
在研究哲學的道路上，對我幫助最大，甚至可以說有終生影響的老師中，賀先生是其中一位。
大學四年，有三年在北平，一年在長沙和昆明。此後十幾年間，我和賀先生都未離開北大哲學系（賀先生離開北大哲學系在1956年，我們才分開，但都在北京，經常見面）。
賀先生治學，有現代人的特點。從聽他的西方哲學史、斯賓諾莎、黑格爾哲學，到參加他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長期學術熏陶，受益最深的，是接受了他的中西哲學比較法。我們這個時代是個中外文化交流的時代（有時主動，有時被動）。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語言詞匯，無不帶有中外交流的痕跡。賀先生從事轉譯事業，也是從行動上貫徹了中外交流的思想。
賀先生受舊社會長期教養，又接受西方近代科學訓練，他身上體現了中外道德觀結合的痕跡。他在北大、在聯大，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的教授留學回國後，就擔任教授。賀先生留學回來，是先從講師做起，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初進北大時，他還是講師，後來升為副教授、教授。賀先生在清華大學與張蔭麟是同學。和張蔭麟兩人一同去拜見梁啟超。賀先生對我說，「梁啟超對張說（用廣東話）：‘你有作學者的資格呀。’他沒說我有作學者的資格」。清華是賀先生的母校，從美國回來，他想回清華。金嶽霖先生主持哲學系，認為賀先生治學，不重視邏輯，喜歡講直觀方法，不大符合清華哲學系的學風，沒有請他到清華，賀先生接受了北大的聘書。
1947年，北平面臨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骨幹紛紛南下，擔任訓導長的陳雪屏逃往南京，陳的訓導長職務交給賀先生。訓導長當時的任務是監視學生，管理學生，不使學生有反對政府的行動。賀先生沒有站在國民黨立場監視學生，而是設法保護學生免於逮捕，被捕的設法保釋。北大學生送給他一面錦旗（不是綢制的，是用紅布寫的），寫著「青年的保姆」。賀先生主持「西洋哲學編譯會」，新中國成立前夕共有成員4名，其中有3個地下黨員。北京大學也有向賀先生告狀的，賀先生置之不理。這4個編輯工作人員為汪子嵩、黃楠森、鄧艾民、王太慶，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哲學專家。
賀先生為人忠厚，即使別人對不起他，他也從不記仇、不報復。「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教育界是重災區，賀先生又是學術界的重點人物，有些人乘勢落井下石，批他的政治，還批他的學術，批他的轉譯。政治錯了，連轉譯的黑格爾哲學也要打倒。事後賀先生對我說，「政治可以批判我走錯了路；我轉譯黑格爾的【小邏輯】，確實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連我的轉譯也說得一無是處，感到屈辱」。「四人幫」垮台後，那位學生登門道歉，申明當時迫於形勢，言不由己，賀先生對此人並未介懷，不再計較。
北大哲學系的教師，學問雖有專長，但應付日常生活，對跟行政部門打交道，很不行。賀先生在北大燕東園分到的住房，不見陽光，他不去爭，一直住到工作調動，才搬到城裏幹面胡同宿舍。
賀先生為人忠厚，沒有架子，平等待人。幾十年來，我沒有見他發過脾氣，即使遇到極不痛快的人和事，也不疾言厲色。他是西方哲學專家，但更具有東方文化熏陶下的涵養。在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時，他說，從前曾國藩和他的老師倭仁交換日記看，借以互相促進。他知道我也有記日記的習慣，便也和我交換看日記。日記本來不是寫給別人看的，對某人某事的不滿，日記中可以自由發泄。賀先生在我的日記上，有時批註幾句話，規勸我對人對事不宜過於嚴苛；為學讀書不能過於峻急。他還說：辦事能做到日後不要失悔是最好的結果。青年人為了一時快意，不顧後果，給人以傷害，到了自己懂得道理多時，會感到後悔。我也從賀先生的日記中看到他對青年的愛護。他還善於發現青年的長處，青年身上容易犯的毛病也予以寬容。可惜我這本日記毀於「文化大革命」，沒有保存下來。
賀先生和我在昆明翠湖公園散步，談起沈有鼎先生。賀先生說，沈為人聰明，善於思考，可惜他文人相輕的壞習氣太深，難成大器。沈曾對賀先生說：「金龍蓀（金嶽霖字龍蓀）那點學問只能騙騙馮芝生（馮友蘭字芝生）罷了。」一句話罵了兩位大師，太刻薄，連老師也罵，而且罵得沒有道理，不可取。
在昆明時，經常聽賀先生講宗教對文化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基督教，也一再提到【聖經】值得研究。當年我年輕，翻開【聖經】，見到有些以水變酒、使跛子行走等神奇法術，認為沒有什麽看頭，對宗教的社會作用很不理解。賀先生說：中國文化是禮樂；在西洋，他們的禮樂包容在宗教中。宗教與文化是一回事。光從哲學著作中還不足以認識西方文化的全部。我對文化、哲學摸索了多年，自己已進入老年，才深刻懂得賀先生這一見解的深刻、正確。宗教是人類知識的源頭。人類知識起源於宗教這個母體，以後每前進一步，又必須擺脫它的限制。不了解一個民族的宗教，即無法認識一個民族的文化。
歐洲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中國的宗教是什麽呢？最後我終於找到中國的宗教是儒教。西方的禮樂包含於基督教，中國的禮樂包含於儒教之中。
賀先生憑借他的學術感召力，贏得學術界的欽重。新中國成立前，他是中國哲學會的成員兼秘書，主編中國哲學界唯一的刊物【哲學評論】。那時，中國哲學會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學會，而是全中國的哲學界同仁的學會，是邏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倫理學共同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現在台灣的中國哲學會仍沿襲當年在大陸的格局。
新中國成立後，賀先生最大的貢獻是推動了西方哲學名著轉譯，培養了一代西方哲學和黑格爾研究的人才。黑格爾的幾本主要著作都有了可供傳世的漢譯本，完全是賀先生主持、推動的功勞。近、現代中國轉譯著作，影響最大的有兩部書，一部是嚴復譯的【天演論】，一部是賀麟譯的黑格爾的【小邏輯】。【天演論】為近代中國革命敲響了警鐘，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小邏輯】為今後若幹年中國研究黑格爾哲學，建立了基本資料，這部書不曾風靡一時，卻成為中國精神文化財富。
記得1948年，有一次在他家，他發現我身體瘦弱，有些病相。他告誡我：你30歲剛過，不可過勞，這是中國學者很難度過的年齡，顏回32歲，僧肇31歲，你可得小心。物價貴，生活困難，是實情，也要把身體養好，心情要開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