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 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美籍波蘭 詩人、 散文家、文學史家。1911年6月30日，切斯瓦夫· 米沃什生於立陶宛維爾諾。曾參加左派抵抗組織，從事反法西斯活動。後任波蘭駐美國、法國外交官。1951年向法國申請政治避難，1970年加入美國國籍。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作品有【被禁錮的頭腦】、【伊斯河谷】、【個人的義務】、【務爾羅的土地】等。2004年8月14日， 米沃什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歲。
我的詩始終是清醒的
——米沃什諾貝爾獲獎演說
一、逃離泥沼
今天我出現在這一講壇上——這項事實足以證明某些人士所贊頌的「神賜的人生變幻萬端，又是不可捉摸」的話。在學生時代，我曾經閱讀過當時在波蘭出版的一套題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全集】的叢書，那時，我總以為這些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都是大作家——也就是說：寫大部頭散文體作品的人。甚至當我知道了在獲獎者中間也有詩人之後，我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擺脫不了那種看法。到了1930年，當我在自己求學的那所大學的校刊【維爾諾母校】上發表自己最早期的一些詩作時，我根本就不想要獲得作家的封號。後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選擇了孤獨，並投身於一種奇特的行業——那便是：住在法國或美國，而卻用波蘭語寫詩。我希望借此來保持這樣一個理想的形象：身為一名詩人，我若想要博得聲名的話，也只願揚名於我出生的村落。
在我小時候所讀過的諾貝爾得主文集中，有一位——我相信——對於我的詩觀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那便是拉格洛夫。她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我所鐘愛的一本書——剖析書中的主角扮演著雙重角色。他翺翔在空中，從高處俯視地球，不過，確實一滴不漏地觀看著。這種雙重的視野或許是詩人職業的一個隱喻。此外，我還從一首拉丁文的頌歌裏找到了一個類似的隱喻。那首詩出自17世紀詩人沙別烏斯基之手。這位以「卡西密爾」筆名享譽全歐洲的詩人，曾經在我就讀的大學裏講授詩學。在那首頌歌裏，他騎著天馬描繪他的旅行，從維爾諾飛往安特衛普，去拜訪他的詩友。和尼爾斯一樣，他也俯視著身下的河川、湖泊、森林。他一方面從遠處看，一方面卻又看得具體仔細。這包含了詩人的兩個特性：「不停地看」及「把所看到一切寫下來」。然而，認為寫詩即是「觀看與描述」的人，應該要知道自己會和現代派發生齟齬——因為現代派對於探討「詩的語言」的各種理論極為熱衷。
每一位詩人都必須依賴曾經用他的母語從事寫作的先人，以繼承他們苦心發展起來的文體與形式。可是，他卻又覺得這些舊有的表達方式無法充分表現自己的經歷。在順應這些表達方式時，他會聽到一種內在的聲音，警告他不得掩飾和偽裝。可是，在反叛這些表達方式時，他卻又落入對同代人、先鋒派的依賴中。唉，他只要出版過一本詩集，便會發現自己困在泥淖中。因為，甚至在油墨尚未幹透之前，那部在他看來最具個性的作品，似乎已經和別人的風格纏繞在一起了。於是，一種遺憾油然而生。對付這種遺憾的惟一辦法，便是繼續探索，然後推出另一本新書。然而，舊事卻會一再重演，因此這場「追逐」也就永無止境。而他很可能就是在為了擺脫前人所完成的一切而不斷地前進，並像蛇蛻皮般留下一些書之後，獲得了諾貝爾獎。
究竟是什麽樣神秘的沖動迫使一個人不斷逃離前人已經達成的事物呢？我認為這種沖動便是對現實的探求。我賦予「現實」這個詞以一種質樸而嚴肅的涵義，一種與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的哲學爭辯毫無關聯的涵義。這個現實便是尼爾斯從公鵝背上，同時也是那首拉丁文頌歌的作者從天馬背上俯視所看到的那個地球。無疑地，那個地球是「自在」的，她的財富絕不會因為任何的描述而稍有減損。我下這樣一個斷語，是表示我要先否定掉今天大家經常聽到的問題：「何謂現實？」因為這個問題近似柏拉圖的那個問題：「何謂真理？」在我們的日常所用的反義詞中，生與死的對抗性若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話，則真與假、現實與虛幻的對抗性也應是同等重要的。
二、矛盾與背叛
西蒙娜·薇依———從她的作品中我獲益良多——曾說：「距離是美的靈魂。」不過，有時候保持距離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是一名「歐洲之子」，一如我的一首詩的題目所承認的，但那是一種尖刻、譏嘲的承認。我另外還寫過一本自傳性的書，法譯本的名字叫【另一個歐洲】。無可置疑地，確實是有兩個歐洲同時存在著，而我們，第二個歐洲的居民，則碰巧註定要淪入20世紀的「黑暗之心」。我不懂得怎麽以泛論的方式來談詩，我在討論詩時，總是要把詩和特定的時間、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從某一角度來看，對於那些在制造死亡的能力上超過一切天災的事件，我們雖然辨認得出它們的輪廓，可是，詩——不管是我寫的，或是我的同時代人寫的，不管是繼承者的風格，或是先鋒派的風格——都不想討論那些災難。我們像盲人般摸索前進，同時，暴露在現代人用來自欺的種種誘惑之下。
現實與幻覺是不很容易辨別的，對於生活在一個大變動時期的人而言，尤為困難。這個大變動起始於兩個世紀之前，起始於歐亞大陸西部的一個小半島上，而在一個人的有生之年內便擴散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使得全人類一致崇拜科技。在歐洲的某些地區，要抗拒知識上的多重誘惑，是格外困難的。理由是：在那些地區曾因醉心於一種與「支配大自然」的理念頗為近似的墮落理念，也就是「支配人」的理念，而引發了一陣陣猛烈的革命和戰爭，摧毀了數百萬生靈的肉體和精神。如今，這些理念都是以最具體的面貌展現在我們面前，然而，我們最寶貴的收獲，卻很可能不是對這些理念的了解，而是對某些事物的尊重和感激，因為那些事物衛護著我們，使我們免於內在的崩解，免於向暴政屈服。正因為這個理由，某些生活方式、某些制度成了邪惡勢力猛烈攻擊的物件。而受攻擊最厲害的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有機地由家庭、宗教、群居生活、共同遺產等所維系著。換句話說，一切無秩序、不合邏輯的人性，經常因為其偏狹的執著與忠誠而被認為是可笑的。在許多國家，傳統的倫綱不曾遭到破壞，於是，那些國家的國民就在不知不覺中與傳統逐漸分離，在某些地區，情況卻不相同。在那些地區，就在情況高度危急之際，這些人際間有機關系的價值，一種衛護性的、蘊含生機的價值，突然湧現了。我的祖國便是如此，因此，我深覺自己應該在此談談我個人及我那些住在「另一個歐洲」裏的友人，究竟獲得怎樣的贈禮，同時，我也應該在此高聲表達我的謝意。
能夠誕生在一個大自然待人十分寬厚、多種語言與宗教並存了數世紀之久的小國，實在是很幸福的。我一直惦念著立陶宛，一個謎與詩的國家。我家在16世紀便已經說波蘭話了，正如芬蘭有許多家庭說瑞典話，愛爾蘭有許多家庭說英語一樣。因此，我是一名波蘭詩人，而非一名立陶宛詩人。可是，立陶宛的景觀卻不曾忘我而去。立陶宛的精神或許也不曾拒絕我。能夠在孩提時代聽到用拉丁文念的祈禱辭、能夠在中學時代轉譯奧維德的作品，能夠在羅馬公教的宗義學及論辯術等方面獲得良好的訓練，實在是很幸福的。能夠在命運的安排下，在一個像維爾諾一樣的城市裏接受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的教育，實在是一種莫大的福氣。那是一座奇異的都市，遍布巴洛克建築，同時也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歷史刻勒在每一塊石塊上。一個擁有40座羅馬公教教堂及許多猶太教會堂的城市，在當時，被猶太人稱為「北方的耶路撒冷」。直到前往美國教書之後，我才充分了解到自己從維爾諾大學的厚情，從牢記在腦海裏中的羅馬法條文，以及從古老波蘭的歷史與文學中，汲取了多少東西。最後那兩項常叫美國青年感到驚愕，由於它們所包含的特質：一種徹底的無政府主義、一種可使激烈的爭吵瓦解於無形的幽默、一種有機的社會觀、一種對任何極權的不信任。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長大的詩人，應該是一名透過冥思來探求現實的人。古老的秩序對他而言應該是很熟悉的：教堂鐘聲、遠離於他人的壓力與永不厭倦的欲望、修道院密室的寧靜。擺在書桌上的書，必定是在探討神造之物最難解的特征，即：存在。可是，突然間，這一切都被摧毀了，被那已經具有嗜血神之特性的歷史的兇狂作為所摧毀。就在世人從高處向下俯視時，地球從深淵中大聲喊叫。不錯，它不允許任人俯視它。於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出現了。它確是一個無比真實的矛盾，不管我們怎麽看待它。它日日夜夜不讓內心獲得安寧。它是「存在」與「行動」之間的矛盾。而從另一個層次來講，則是「藝術」與「融於他人」之間的矛盾。現實需要被命名，需要形諸文字，卻不可承受。若是觸及現實，湊近現實，詩人的口恐怕連約伯的抱怨都發不出：與行動相比，一切藝術皆一無所是。不過，要想掌握現實的原貌，要想保持它固有的善與惡、絕望與希望的交纏，惟一的方法就是保持距離，也就是翺翔於現實之上。可是，這種做法卻又像是一種道德上的背叛了。
這個矛盾包藏在20世紀所產生的沖突的核心中，而被詩人——屬於這個為滅種罪行所玷汙的地球詩人——所發現。詩人中的一位——他寫過一些詩用以作為一種紀念、一種見證——他的思想究竟是什麽呢？他認為，它們是一種痛苦矛盾下的產物。他非常希望自己有能力解開它，而無須去描寫它。
三、記憶的墜毀與復原
但丁一直是所有流亡詩人的神聖守護者。流亡詩人永遠只有在記憶中回到他們的市鎮和鄉村。但在今天，佛羅倫斯的數目實在是太多了！當今詩人之所以會流亡，乃是起源於最近一項發現：誰掌握了權力，誰就可以控制語言。不單是靠檢查制度的恐嚇，同時也靠改變文字的涵義。而這種情況所以會發生，是因為這樣一種特定的現象：被囚禁的人們會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若現實未得命名的話，那現實即不存在。有些理論認為：文學即作品，認為語言會自己生長。這些理論和集權國家的成長之間，暗中似乎有著某種關系。總之，國家沒有必要禁止某種「實驗性」的詩及散文的創作活動，只要這些作品是出自一種自發的體系，只要它們不跨出自己的領域。要是我們認定，詩人必須不斷地試著掙脫他那借用來探索現實的風格，那麽，這種詩人就真的有危險了。在一個房間裏，要是所有人都彼此心照不宣不說真話了，則一句真話就會如槍聲一般。可是，想要把話大聲說出來的誘惑，會變成一個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東西，使人再無心思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而這正是詩人會選擇內在或外在流亡的原因。然而，他是否完全是出乎他對真實性的關切，則無法斷定。他也有可能渴望要擺脫它，然後在別處，在外國、在海的彼岸，暫時重拾他真正的職責：思索存在。
這項期待是虛幻的，因為那些來自「另一個歐洲」的人，不管在哪裏找到自己，總是很註意他們的經驗使他們和新環境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這往往很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的意識。我們這個由於大眾傳播媒介不斷急劇增加而變得一年小似一年的星球，正在經歷著一個無法界定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特點乃是拒絕記憶。確實，過去的文盲，在當時占人類的多數，對於自己的國家、自己文明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而現代文盲，他們會讀會寫，甚至於還有在大、中、小學執教的，認為歷史雖然隱約存在著，但卻混亂不堪。莫裏哀變成和拿破侖同時代，伏爾泰則與列寧同時代了。
另外，由於過去幾十年間所發生的事件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不知道這些事件，對於人類的未來簡直就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些事件過去了，變得模糊不清，失去了連貫性，就好像尼采所預測的歐洲的虛無主義，真的已經實作似的。「一位虛無主義者的眼睛，」他在1887年寫道，「不忠於他的記憶：他聽任記憶墜地、落棄……他不肯為自己去做的，自然也不肯為人類的整個過去去做。他聽任它墜地雕落。」
今天，我們四周充斥著關於過去的種種杜撰，種種違背常識、違背基本善惡觀的杜撰。正如【洛杉磯時報】最近所報道的：在用各種文字寫成的書中，有百余部否認曾經發生過的「浩劫」，並宣稱它是猶太宣傳機構捏造出來的。人既然有可能喪心病狂到這樣的地步，那麽，永久喪失記憶怎麽會是不可能的呢？它所包藏的危險，豈不是要比「基因工程」或汙染自然環境要更加嚴重嗎？
對另一個歐洲的詩人而言，「浩劫」（Holocaust）一詞所代表的那些事件，便是現實。在時間上實在是太接近了，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敢希望擺脫對那些事件的記憶，除非去轉譯大衛王的「詩篇」或許還可求得一時的擺脫。然而，人們不斷地修改「浩劫」一詞的涵義，好使它漸漸地完全只隸屬於猶太人的歷史，仿佛「浩劫」的受害者當中並不包括好幾百萬名波蘭人、俄國人、烏克蘭人及其他國籍的戰俘似的。這時，詩人會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焦慮。他們所以會感到焦慮，是因為這件事情給了他們一種對不久將來的預感：到了那個時候，歷史將會縮小到只變成在電視機上出現過的東西。至於事情的真相則會因為過於復雜，所以就算沒有完全被銷毀，也會被埋葬在檔案間裏。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實，一些對他而言是無比接近、但對西方而言卻很遙遠的一些事實，使詩人更加相信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場景，地球上居住著一個叫做「白日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因而也就沒有歷史。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也就沒有了抵抗。
我們正隨著科技發展而邁進，我們知道，這個星球正在逐漸步向統一化。不錯，我們應當牢記國際聯盟及聯合國的創立日期，但是很不幸，和另一個日期相比之下，這兩個日期卻頓時失去了意義。另外那個日期，雖然新生的一代幾乎完全不知道，卻是我們應該每年加以紀念、哀思的日子。那個日期便是1939年的8月23日。那天，兩個獨裁者達成協定，並簽訂了一項密約。他們依照那份密約，瓜分了他們的鄰國，一些擁有自己的首都、自己的政府及自己的國會的國家。那個密約不僅引發了一場可怕的戰爭，同時更重新樹立了殖民的原則。這種原則使這些國家變得和牛羊無異，任人宰割，完全聽憑它們主子的意願。它們的國界，它們的主教，它們的護照，全都消失了。而更令人震驚的是：今天，世人在談論40多年前獨裁者的行為時，竟然都是用交頭接耳、惟恐第三者聽到的方式！
從未有人表示懺悔、從未公開地加以譴責這些違反人權的罪行，實為一種使國與國之間永無和睦相處可能的毒藥。在幾本波蘭詩選集中，都收錄有我的兩位亡友塞比拉及匹沃瓦的作品，並附註了他們兩人去世的時間：1940年。但沒有把他們的死因寫出來，實在是一件荒謬的事情。他們是怎麽死的，每個波蘭人都知道：他們那幾千名波蘭軍官，被希特勒的同謀們解除武裝並囚禁，長眠於一座集體墳場中（譯註：指卡廷大屠殺）。西方的年輕一代就算讀過歷史的話，他們會不會知道1944年在華沙，在那個被兩名狂兇宣判為該當滅絕的城市，有20萬人被屠殺呢？
那兩個獨裁者都已經不在了。然而,他們的影響是否如他們的軍隊那樣潰敗了呢？不管「大西洋憲章」上面怎麽講，把歐洲分割成兩半的這種做法，卻明確地肯定了殖民的原則：國家即使不是紙牌遊戲或投骰子中的籌碼，也是一種交易品。波羅的海三個小國家在聯合國裏沒有席位的事實，可用來提醒我們永遠記住兩個獨裁者的遺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三個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可因為1939年的那份密約，它們都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
希望諸位原諒我在此像揭傷疤般披露我的記憶。這個題材和我對「現實」一詞的探索，並非毫無關系。「現實」一詞雖常遭誤用，卻永遠是值得尊重的。民族的苦難、比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條約還詭詐的密約、楓葉的形狀、海上的日升日落、因果之大網——不管我們稱它們為自然還是歷史——都指向另一種隱藏的現實。這種現實發揮著強大吸重力，驅動著一切藝術及科學，卻難以理解。有些時候，我似乎覺得自己了解那些落在「另一個歐洲」國家頭上的苦難究竟代表什麽，那便是：在「這一個歐洲」及美洲所擁有的記憶一代少似一代的時刻，它們必須負起記憶的責任。
可是沒有一種記憶比受創傷的記憶還要深刻。至少，【聖經】上是這樣教誨我們的——那是一本記載以色列苦難的書。這本書有很長一段時間使歐洲諸國懷有一種「連續感」。不要把這個「連續感」和目前較為風行的一個字眼「歷史性」混為一談。
在異國居留了三十年之後，我發覺自己要比西方的同行，不管是作家還是文學教師，都要來得更有利。因為不管是最近的或是很久以前的事件，都是以一種鮮明的、精確的形式，呈現在我的腦海中。西方讀者在接觸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詩、小說或電影時，可能會在目睹一場創作者與檢查機構間的長期較量時，直覺地湧現一種同樣鮮明的意識。因此記憶是我們的力量。在它的庇護下，我們的語言才終於沒有像找不到樹和墻可資攀附的常春藤一樣地自己纏結在一起。
幾分鐘前，我說過我渴望解決一個矛盾——「詩人對距離的需求」與「融於他人」之間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們把「翺翔於地球之上」看作是詩人職業的一種隱喻的話，那麽，就不難看出：就是在詩人比較不受歷史羈絆的時代中，這種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誰能一面翺翔於地球之上，一面又事無巨細地進行觀察呢？不過，由於時間的流逝可以產生一種距離，所以我們畢竟還是有可能從對立兩者的搖晃不定中獲得某種平衡。「看」不僅是指觀察眼前的事物，它也可用來指保存在記憶之中。「看與描述」也可用來指「在想象中重組」。由時間的神秘所造成的距離，必然不會使事件、景觀、人物變成一團團漸淡的影子。相反，它可以極為清晰地將它們顯示出來，使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日期都變得有意義，且永遠不斷地提醒讀者，人的邪惡與偉大。活著的人獲得了永遠沈默的人的授權。他們想要完成他們的責任，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盡力將事物正確地恢復原狀，盡力將過去與虛構、傳說分開來。
就這樣，兩個地球——一個在永恒的現在被詩人俯視，一個在復原後的時間裏長存，都可作為詩的材料。
四、新世紀的耳語
我不希望讓各位覺得，我思想偏向過去，因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印象。我和同時代的每個人一樣，感覺到絕望、迫在眉睫的大禍即將臨頭。同時，我也和他們一樣，譴責自己向一種虛無的誘惑屈服。然而，我相信我的詩始終是清醒的，而且在一個黑暗的時代中表達出一種對和平與正義王國的渴盼。在此我應當提及一位教我不可絕望的人的名字。我們不僅從各自的故土——它的湖泊山川，它的傳統——獲得靈感，同時也從它的人民中獲得豐富的饋贈，尤其是一位在少年時代遭遇到極不平凡的人。我很幸運地能被我的親戚，一位巴黎的隱士與夢想家奧斯卡·米沃什視同己出。要了解他何以成為一名法國詩人，則必須知道一個復雜的故事——關於一個家族及一個一度被稱為立陶宛大公國的國家。不過，近期內巴黎的報紙上很可能會出現嗟嘆的文字，惋惜一項無上的國際性殊榮未能提早半個世紀頒給一位與我同姓的詩人。
我從他那兒學到很多，他使我深刻了解了宗教舊約，並教誨我：在心智活動方面，要追求一種嚴禁律己的體系。這種活動自然也包括與藝術有關的一切。在藝術方面，他認為最不可寬容的一種罪孽乃是將二流的東西與一流的作品混為一談。但在洗耳恭聽時，我基本上還是把他看作是一名愛世人的先知。他說過，「舊的愛已被憐憫、寂寞和憤怒磨蝕殆盡」。因而他力圖向這個沖向大災禍的病狂世界發出警告。我從他那得知，大禍已近在咫尺，另外還聽說，他所預測的大禍只不過是一台大戲中的一部份。
18世紀科學之進步造成一種天崩地裂的後果。關於這一點，他看出較深的原因，和比他更早的威廉比歷克一樣，他宣稱：一個想象力的新時代、一個第二次文藝復興時代已經來到。但是，這一想象力如今已遭汙染，而汙染它的是某種形態的科學知識。不過他相信，並非所有的科學知識，更非未來的人們所要發現的科學。我多大程度上轉述了他的預測，這並不要緊，只要掌握住一般性的趨向就夠了。
奧斯卡·米沃什和威廉·比歷克一樣，都是從斯威登堡的著作裏汲取靈感。斯威登堡是科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早看出，隱藏在牛頓宇宙模型後的人的挫敗。由於這位親戚，我成了斯威登堡的忠實讀者——我不是以浪漫時期的通常所見的方式去解釋他。當時，我絕沒想到我會在一種像這樣的場合中，首次存取他的祖國。
我們的世紀已逐漸接近尾聲，但是由於上述的那些影響，我不敢詛咒它，因為它同時也是個信心與希望的世紀。一種巨變正在進行中，不時以一種激起普遍驚愕的現象顯現出來。這一巨變，我們不甚了解，因為我們是它的一部份。那一巨變，我在此借用奧斯卡·米沃什的話，與「比以往更鮮活、更顫悸、更痛苦的受難民眾的最深秘密」有關。他們的秘密，一種對於真正價值的隱約需求，找不到確切的語言可以表達。因此，這方面不僅大眾傳播，就連知識分子都負有很重的責任。
不過，巨變持續不斷地進行著，使種種短期性的預測歸於落空。而我們的時代，雖然充滿了恐怖和危險，卻很可能會被判定是人類獲得一種新的事情之前必經的一個陣痛階段。然後將會出現一個新的價值系統。而我相信，我以恭順的態度加以研讀的作家西蒙娜·薇依和奧斯卡·米沃什將會獲得他們應得的地位，我覺得我們應該公開承認我們對某些名字的傾慕，因為這麽做將比宣布一些我們會強烈反對的名字，更可以使我們深深了解自己的處境！那雖然是詩人職業性的壞習慣，但在這次演講中，至少我已清楚地表達了贊成什麽人、反對什麽人。因為我們全體，不管是演講者還是在座的聽眾，都不過是過去與未來長鏈之間的一環而已。
文｜米沃什
譯｜建鋼、宋喜、金一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