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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牘書疏，千裏面目。」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人們之間的交流往往依賴書信。展閱一紙信箋，就如同與遠隔千裏的親友面對面交流一般。尺牘書法不僅保留了文人靈動的指腕技巧，還收藏了他們曾經的交往和多變的心緒。對於書畫初學者來說，尺牘是引領他們進入藝術境界的不二法門；而對於久浸丹青之人來說，尺牘則是他們反復品味的美饌佳肴。
尺牘與書法史的關系極為密切。無論是魏晉時期還是後世，用毛筆書寫的書信都是書法史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三希堂合體卷 】中的三封信：【快雪時晴帖】【中秋帖】和【伯遠帖】，它們充分展示了尺牘在書法史中的重要地位。唐代留存的名人尺牘墨跡較少，而宋代則以尺牘作品為中心。到了元、明時期，書法作品數量逐漸增加，以信劄為主的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到了清代和近現代，尺牘反而成為了配角。顯然，尺牘是早期書法史的主要構成部份，也為後世書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書法史研究中，尺牘常常被單純地視為書法風格的材料，而對其本身的功能性重視不夠，導致許多書信中的文化現象被忽視。例如，晉唐時期的書信在書寫上有特殊的格式和用詞，這些在後世的尺牘中已不再沿用，因此在文句解讀上常常會遇到困難。此外，信中內容的隱晦也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因為很多事情只涉及到通訊雙方，往往點到為止，作為旁觀者的我們確實很難完全理解。
尺牘文化不僅僅指信劄本身，還涉及到許多相關的實際操作層面，如信稿、信封、傳遞等。然而，由於書信的日常性，很多東西都難以流傳或保存下來，導致我們對古人的尺牘文化了解有限。
在書法史上，信稿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它具有時代上的區分和意義。以宋代尺牘為例，流傳下來的書信中很少發現塗改的痕跡，這表明它們基本上不是底稿，而是寄出的正本。這些信件由於書法、內容等原因而被妥善保存下來，但信件的底稿去了哪裏呢？很可能這些稿本在完成階段性的功能後被丟棄，或者由於其他因素未能流傳下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代。
晉人法書無疑是書法史的核心典範，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尺牘。過去，由於流傳數量稀少，加上年代久遠等因素，這批尺牘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只是被當作書法學習的物件。然而，數量不多的晉人尺牘所反映的書寫文化是什麽呢？這確實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所見的晉人尺牘中，很多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節筆的出現。簡單來說，節筆是毛筆碰觸到高突的折紙痕所產生的特殊線條。這種現象直到近代才引起日本學者的註意。這種現象之所以長期被忽視，是因為書寫方式的改變，特別是宋代開始習慣使用桌子寫字後，節筆幾乎完全消失在書法史上。米芾在【海嶽名言】中說： 「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折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並言用此法作書一紙與蔡京，蔡京謂「法何太遽異耶！」 並且說用這種方法寫了一張紙給蔡京，蔡京說： 「異狀……為臨摹者不能得。」 驚嘆不已；又拿給蔡襄看，蔡襄感嘆古法再現，頓時恢復了舊日的面貌，驚訝地以為他是神人。 這則記載是說米芾學習「折紙書」後，書法得到了古法。
我們觀察【 王羲之墨跡摹本全集聯卷 】中【遠宦帖】中的「救命」、【二謝帖】中的「左邊劇」等字，都有折紙書的現象。那麽米芾是學了「二王」，而不是孫過庭嗎？答案是否定的。前面已經說過，當時【書譜】在米芾的摯友薛紹彭手中，而且薛紹彭還將【書譜】刻石傳世，被稱為越州本。米芾不可能舍近求遠，學習「二王」帖中不起眼的偶然折紙痕，而舍棄孫過庭【書譜】後半段比比皆是的折紙書。最合理的解釋是，【書譜】上大量的折紙書現象引起了米芾的註意和思考。米芾又在「二王」的手劄中發現了折紙書的痕跡，從而證實了「折紙書」是古法，於是學習了孫過庭的「折紙書」法。
二 信封
大家對現代信封都不陌生，無論西式還是中式，都是長方形的，寄收件人的資訊寫在平整的面上，而不是紙張的合縫處。在傳世的尺牘書法作品中，很少見到信封流傳下來，晚期的作品相對較多。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信封在古代被稱為外封，與之相對的還有內封，但內封其實就是信件的一部份。目前傳世書信中最早的內封是蘇軾的【渡海帖】（收錄入【蘇軾尺牘墨跡合集卷 】）：
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雲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此帖的結字在統一的風格中又有豐富的變化，每個字都有各自不同的姿態，被蘇軾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力，恰似蘇軾所說：「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通篇的章法參差不齊，長短各異，字法大小錯落，順其自然，墨色淋漓，厚重豐滿。尤其是到了後面越發肆意揮灑，心手相應，忘卻了楷書的規則。筆墨之間透露出濃郁的氣息，超凡脫俗，猶如書中的仙人。
這篇劄記全文不足百字，卻揮灑自如，信筆寫就，充滿了天然的趣味。「大概就像行雲流水一樣，起初沒有固定的形態，但常常在該流動的時候流動，在不能停止的時候停止，文理自然，姿態多樣。」元代的張宴曾說：「告不如簡，簡不如草。」也就是說，作為一般的書信交流，往往不是有意要寫好的，但越是不經意越能讓人擺脫一切束縛，達到忘我的境界，從而展現出真實的性情，就像蘇軾所說：「書初無意於佳，乃佳耳。」
這封信現在被裝裱成了立軸，尺牘上方有兩條拼接而成的橫書小紙條，就是這封信的內封，現在被移到了尺牘上方。內封的方式是將寫好的書信向左卷起，沿著合縫線糊上，然後直接在騎縫處寫上收信人的姓名和「謹封」字樣，這種卷封的方式在唐代以後比較流行。蘇軾說自己「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希望對方不要怪罪。顯然，宋人在卷封的內封之外還有更隆重的重封（外封）方式。【西樓蘇帖】中收錄了蘇軾的【與寶月和尚書】，其中內封寫著：「手啟上寶月大師老兄。軾謹封」，外封寫著：「書上成都府大慈寺中和院寶月大師。眉山蘇軾謹外封」，可以看出外封主要是用來寫地名等資訊的。由於大多數宋元時期的鈐封都沒有保存下來，所以北宋的墨跡例證就顯得格外珍貴。
內封因為和信劄寫在同一張紙上，比較容易被一起保存下來。而信劄的外封則是用另外的紙張書寫，在沒有刻意保存的情況下，收到信後往往會隨手扔掉，這也導致人們對外封的概念一直都很模糊。
現在能看到的宋代外封，應該就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程元鳳的【呈舉郎中劄子】。雖然這是一份官方檔，但也足以反映當時外封的使用格式。這個外封的高度與尺牘大致相同，中間寫有名銜的部份可以看到一條紙縫，紙縫的右邊（觀眾的右邊）從字上可以看到還有一條紙痕（左邊超出中縫的部份被右邊的紙蓋住了），最珍貴的是外封上下的折邊，就是寫著「劄提」和「封」字的兩個長方形紙條，可能是因為有字才得以保存下來，長方形紙條很明顯是向前折疊密封的，形成了一個長條狀的信封外觀。
與書信本身被珍藏的情況不同，信封顯然因為階段性功能的完成而被輕視，至少從傳世的尺牘來看是這樣的。盡管信封和信箋都屬於尺牘書寫文化，也是出自同一位書法家之手，但由於其承載的功能不同，命運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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