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華文頭條 > 國風

房建昌:清以來蒙古貝子廟及歷世活佛考

2024-01-02國風

清以來蒙古貝子廟及歷世活佛考

房建昌

乾隆年間是內蒙古喇嘛教(藏傳佛教)的極盛時期,許多重要的喇嘛寺相繼建立,今錫林浩特市的貝子廟就是其中的一座。有關該寺流傳下來一些藏文及蒙文史料,學界或由於對該廟不甚了解,以至譯述有關該廟及活佛的藏文史料時只能據Sog—po譯為蒙古;或據當地史料對於該廟及活佛的敘述又因不諳內蒙古佛教用語的藏文語源,只好譯音,譯意時則多有訛誤。本文從藏文史料入手,結合偽蒙疆時期日本僧人的實地考察資料,對解放後漢文史料的譯述進行考勘,以正確地為使用者所理解。

一、 近年來有關貝子廟及活佛的記述辨正

眾所周知,內蒙古的喇嘛教由於從西藏傳入,遂以藏文為宗教語言,清代及民國年間拉薩及青海的高僧不僅曾到內蒙古及其它蒙古族居住區傳教,蒙古族地區的僧人更有不少是在拉薩地區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及劄什倫布寺學過經或拿過學位。所以藏語過去在內蒙古喇嘛教中的地位如同拉丁語過去在歐洲天主教和醫學中的地位一樣。但教外之人研究內蒙古的喇嘛教,由於不通藏語,遂造成了只可及皮毛,不能入精髓的現象。

如【中國名勝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頁211「貝子廟」條言:「【貝子廟】在內蒙古錫林浩特市內,由阿巴哈納爾旗(俗稱貝子旗)巴拉吉日道爾吉貝子和巴拉朱爾倫德市一世活佛主持興建,因有此名。(筆者註:巴拉吉日道爾吉為藏語dpal—vbyor rdo—rje的譯音,意為富足金剛。當時蒙古族居住地的一般信奉喇嘛教的家庭、特別是上層人士,多請喇嘛為其子取教名,故造成過去蒙古族的名字與藏族相同的現象。而巴拉朱爾倫德布為藏語dpal—vbyor Ihun—grub的譯音,意為富足順利。

前一名照藏音通常譯作班覺多吉,後一名照藏音通常譯作班覺倫珠。巴拉吉日和巴拉朱爾實均為dpal—vbyor的譯音)又因該廟一世活佛曾獲得「班智達,(聰明的布教者)稱號,又名班智達葛根廟。(筆者註:班智達為梵文Pandit的譯音,意為學者,並無布教之意)始建於清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二十三年賜漢名崇善寺。乾隆以後至民國年間陸續擴建,成為錫林郭勒草原上規模最大的喇嘛廟。主要建築有朝克欽殿、明幹殿、卻日殿、珠都巴殿、丁克爾殿、活佛殿及喇嘛塔等。(筆者註:朝克欽為藏語tshogs—chen的譯音,意為大經堂。明幹(筆者註:幹當為巴之訛)殿為藏語sman—pa grva—tshang的譯音,意為醫學劄倉。

卻日殿為藏語chos grva—tshang的譯音,意為顯教劄倉。珠都巴殿為藏語rgyud—pa grva—tshang的譯音,意為密教劄倉。丁克爾殿為藏語dus—vkhor grva—tsahang的譯音,意為時輪劄倉)。今僅存部份殿宇,原有布局依稀可辨,廟宇附近已逐步發展為草原新興城市,並改名為錫林浩特,古廟已成為點綴草原城市風光的古代文物。」可以看出:該辭條的撰寫人由於不明藏語語源,故只能譯音,無法還原本義,做出應有的說明。

同樣,國內一些學者由於不了解內蒙古的寺院情況,在編寫內蒙古喇嘛寺活佛的藏文著作時也有錯誤出現。如民族圖書館所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子目類)】(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頁500—520收有「江隆班智達阿旺洛桑丹白堅贊文集(1Cang—lung Pandit Ngag—dbangblo—bzang bstan—pavi rgyal—mtshan gsung—vbum)」一節,後頁520的該班智達傳言其為江隆寺的活佛。但江隆寺在什麽地方?編者未能考出,只好據藏文原傳言為Sog(蒙古)。筆者考證該寺即貝子廟。

因為該廟的一部份西廟的藏名有「江隆聖班智達大寺」(1Cang—lungarya—panditvi dgon—chen)的字額。作為另一部份的東廟的藏名則有「江隆聖班智達新寺」(1Cang—lung arya—panditvi dgon—gsar)的字額。該貝子廟的時輪經院(dus—vkhor vdu一khang)則有「由江隆聖班智達命名」(1Cang—lung arya—panditas stsal—bavi mtshan)字額。另外,該班智達傳頁520言其於1770年生於Sog—po(蒙古)四十九族之一的索尼(Sonid)左翼部部落。蒙古四十九族所指為何範圍?而索尼左翼部落又何處?傳記編者均未說明。

實際上,只要稍通內蒙古的史地,就會看出So—nid乃蘇尼特的譯音,蘇尼特屬漠南蒙古,當時漠南蒙古正好分四十九族,其中錫林郭勒盟蘇尼特部的左翼旗設旗時間為崇德六年。今蘇尼特左旗在貝子廟之西不遠處。該班智達傳的編者言:民族宮圖書館藏有該活佛的自ka至ja七函著作,其中有修法、啟請文、各種儀軌、規約、教誨等159篇和六部零散著作,共165篇。透過以上考證,今後重版該【藏文典籍目錄】時此傳應作修正。這樣可為蘇尼特左旗誌及貝子廟誌的編寫提供史料。

二、一世與二世江隆活佛

如前所述,江隆班智達一世名班覺倫珠,又稱作江隆·洛桑((blo—bzang,意為善慧)班覺倫珠,從下一世活佛的生年大致為上一世活佛的卒年的翌年這一規則可推其卒於1769年。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佛教僧人長尾雅人來到該寺,僅記述了一世為藏人。江隆藏語意為柳谷,西藏今無此地名,青海同仁縣過去有江隆寺,今猶存,現在江隆鄉。根據藏人名前冠以籍貫的特點,我們推斷一世來自江隆,因為這裏亦為藏區。長尾雅人言據貝子廟寺誌:一世於1729年(成吉思汗紀年516)建貝子廟,這比【中國名勝詞典】的1743年之說提前了14年。長尾雅人言五世達賴的一位老師名班覺倫珠.為色拉寺學派的著名學者,可能為一世。我們不同意這一推斷,因為此班覺倫珠1561一1637年在世,所以並非一人。

此外,對於一世,我們僅知其二百多年前為江隆貢巴(藏語貢巴意為寺,即青海同仁的江隆寺)的住持。不知是何原因,他被迫逃離了故地,來到了阿巴嘎左翼旗,即今貝子廟的前身。一世精於醫術及占蔔,據說有一次為聖上(應為乾隆皇帝)看病,竟妙手回春,聖上大悅之下,賜予江隆班智達名號,從此身價倍增。他與章嘉活佛達從甚密。當地傳說他在小廟中立了阿合瓦(系藏語,亦稱吉多爾。我們認為乃藏語sNgas—pa的譯音,意為密宗師。吉多爾為藏語rGyud的譯音,梵文對譯為Tantra(坦特羅),亦為密宗之意)。

一世有三個弟子頗為著名,即:1、日特得喇嘛。2、洛本((siob—dpon)喇嘛。藏語洛本意為軌範師,對自己的徒眾從法財上給予利益的善知識。梵文對譯阿者梨(acarya)。這說明了該喇嘛在該廟的職位。3、呼圖克圖喇嘛。此後轉世,故追認為呼圖克圖。實際上,三位弟子均轉世至解放初,所以在江隆班智達之下,該廟另有三個活佛轉世系統。

一世江隆班智達圓寂時已屆九十余歲高齡,逆推當生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即康熙十幾年。他臨終前將廟產帳目托付給了好友章嘉活佛,希望能幫助發展貝子廟。一世圓寂後,三位弟子尋訪了轉世靈童。我們在二世江隆班智達的文集中沒有發現一世的傳記。

二世江隆聖班智達活佛(或呼畢勒罕「qubilran」即前面提到的阿旺洛桑丹白堅贊,他於藏歷第十三饒迥鐵虎年(1770)二月一日在蘇尼特左旗出生。父為台吉頓珠,系成吉思汗後裔;母名德哇堅。六歲時被章嘉大師若必多吉及堪欽諾門汗認定。江隆劄薩克(即阿巴哈納爾旗貝子)格桑策仁特赴京察明乾隆,當即被欽準。是年七月,達喇嘛阿旺班覺、貝子格桑策仁、索本阿旺尊珠等僧俗大眾近五十名前來迎請,賡即從蘇尼特啟程,來到一世駐錫之貝子廟(江隆寺),住在一世之拉章。

同月十一日上午在堪欽諾門汗阿旺楚臣座前出家,受沙彌戒,取僧名阿旺洛桑丹白堅贊。不久,依止格西阿旺班覺為經師,學習拼讀及念誦儀軌。七歲時,即火猴年六月,在大願法會之年供法會中登上一世之法座。十一歲時,即鐵鼠年六月,班禪大師來京,途經蒙地,二世前住晉謁,並求聞正法,奉獻大批禮物。鐵羊年一月十八日,經師阿旺班覺去世,遂依止十論師阿旺金巴為師,開始聆習顯密經論。

十四歲時,即火兔年七月十六日,至山西五台山拜謁章嘉大師若必多吉,求聞飾畏十三尊灌頂諸法,立誓不過葷食。十六歲時,即木蛇年秋,隨經師及王爺格桑策仁等一行多人至北京,約居一月,最後曾謁章嘉一面。十七歲時,即火馬年,患痘癥,不久即愈。是年冬,乾隆因章嘉圓寂,迎堪欽諾門汗阿旺楚臣至寺以代之,為拜會堪欽諾門汗令其主持寺院政教一切事務,遂為寺主。

土雞年三月至北京,約居一月,又返回本色。二十一歲時,即鐵狗年三月上旬去拉薩辯經,隨行約二十一人,經塔爾寺等地,於六月七日抵拉薩,住在噶丹康薩。九月十三日,在布達拉晉謁八世達賴絳邊嘉措,呈獻大批禮物。後入色拉寺結巴劄倉。二十二歲時,即鐵豬年正月十七日,在達賴尊前受比丘戒。是年七月二十日,廓爾喀兵進犯劄什倫布寺,班禪大師再也無法安居,故來前藏,居布達拉宮,因此前去晉謁並呈獻禮物。在藏約五年,臨歸故裏前,達賴賜以甘丹聖教班智達(dGav—Idan bstan—pavi gsal—byed Pandit)稱號,諭宏揚正法,普度眾生。賞賜黃寶蓋、印信、通人冠及整套服飾。十月二十四日返抵故鄉本寺。

不久建造彌勒佛像及佛堂,於第十三饒迥火蛇年(1796)六月一日竣工。是年十月,乾隆命其來京作佛事,遂於翌年一月抵京師。同年四月赴五台山朝聖,九月始返。三十四歲時,即火豬年(1803)十二月,經塔爾寺至拉蔔楞寺,拜見嘉木樣劄巴活佛,並向貢塘·丹白仲美問法。四月二十日返途中經過卻藏寺(chu—bzang dgon,今青海互助縣境)拜見了卻藏活佛洛桑克珠。木鼠年(1804)建參尼劄倉,任命饒絳巴·洛桑協珠為法相師。二世一生由於常為皇上作祈福鑲災佛事,入覷達數十次之多。平生廣修法事,灌頂傳經,授戒及誦經祝福,並將所募錢財修葺或建造寺院、佛像和經塔。

還有禮敬三寶,向求乞者施舍等善行。二世從西藏返回後,在本寺增修或擴建了顯教劄倉、醫學劄倉、大經堂及活佛拉章。而後,貝子廟發展迅速。他除與章嘉法緣甚合外,還受到了不少信徒的布施,所得豐厚,故貝子廟建造得十分牢固,至解放時已一百余年,當時仍完好無失真。晚年時,二世被人尊稱為「額布根都爾」。額布根意為長者,都爾意為姿態。即言其有長者風度。這時廟中的喇嘛人數已逾千。二世於第十四饒迥木蛇年(1845)五月十九日下午圓寂,終年七十五歲。其遺言為:「若不照吾在寺中制定的法令行事,便非吾之繼承者!」

二世的著作在海外也有流傳,如印度專門從事藏文典籍整理及刊印的文學博士羅開什·旗陀羅所編【藏文典籍史資料】(新德裏,1963年)卷二頁407—47收有二世的文集目錄,但頁14—15的二世傳竟未考出其生卒年,僅言十八世紀時在世。不過旃陀羅結交了一個名叫法海的喇嘛(Lama Choijamcho, Chos rgya—mtsho),該喇嘛出身於貝子廟。他告訴旗陀羅:貝子廟有僧人上千。因廟中安放著兩尊拉薩覺臥(jo—bo)佛的仿制品而聞名,一為大昭寺的釋迎牟尼佛;一為小昭寺(Ra—ma—the)釋邇佛不動金剛像(像高相當於釋迎牟尼八歲時的身量。

是松贊幹布所娶尼婆羅妃子尺尊公主帶入吐蕃的)。貝子廟江隆活佛的居處名索南空都林拉章(bSod—nams kun—sdud—gling bla—brang,索南空都林意為福大洲)。該貝子廟有三個劄倉,其中顯教劄倉因仿自二世學過經的色拉寺結巴劄倉(byes—pa grva—tshang),故又稱作色結劄倉。應當指出的是:在內蒙古,與色拉寺有經學承襲關系。其次為密教劄倉,乃仿自拉薩的下密院(rgyud—smad grva—tshang)。拉薩的下密院清代入藏內官兵稱作下溫都遜寺。溫都遜乃蒙古語,指有經學水平的僧人。因為只有透過經學考試的僧人方可入下密院或上密院。其三為醫學〔或曼巴〕劄倉(sman—pa grva—tshang)。藏人稱醫生為曼巴。

原西德蒙古學家海西希的【北京蒙文喇嘛教刊本】(威士巴登,1954年)頁159—1160,條185a言有一部十八張(正反面)的蒙文著作,名為Uun mor blama—yin takil—unjiriiken—i angqar—un abqu yosu qamnr sidis jarurci kemegdeku orusiba.內載二世的梵文名為Vagidra SumatiSasanadhvaja.作者言二世精研格魯派教義,並以此知名,他的書乃受二世鼓舞而成。海西希的【德國東方寫本目錄,第一部,蒙文寫本、刊本與地圖】(威士巴登,1961年)條814,816,817(諸地圖)己考明貝子廟位於錫林郭勒盟的阿巴噶旗(Abar—a qasirun)。但準確地說是阿巴哈納爾左翼旗。

應當指出的是:二世的文集雖刻版於貝子廟,但上有漢文題簽,且以漢文標頁數。該文集流傳較廣,目前已知在北京、西藏及烏蘭巴托國家圖書館有收藏。文集中最有價值的是與二世有交往的蒙藏地區高僧傳,較著名的有以下幾人:1、六世班禪(1738—1780),2、八世達賴(1759—11804).3、一世策滿林活佛(卓尼人,曾出任西藏攝政),4、隆多喇嘛(西藏格魯派高僧),5、榮增班智達意希堅贊(一世策覺林活佛,八世達賴經師)等。其次是關於貝子廟的記述。另外是關於該廟修行儀軌的教義論文。可以探討當時內蒙古喇嘛教的的修行次第。

二、 三~七世江隆活佛

自二世以後,貝子廟的歷世江隆班智達的轉世靈童只在本旗中尋訪,這似乎已是一公開的秘密。這一方面是便於本旗的貝子衙門管理,不致權益外溢;另一方面是怕外籍的轉世一來生出意外事故。

三世江隆班智達依舊遵循二世之法度,無所變更;但至四世時,與內外蒙古各大廟多有往來,羨慕哲布尊丹巴的奢侈與豪華,便就廟中的起居設施模仿了起來;還開路至二十裏外塔黑達格山,路兩旁種樹,以供觀賞。復秘密娶妻,遭到廟中廣大僧眾、特別是年長喇嘛的反對,認為四世悖逆二世的遺風,非二世之真身轉世,於是江隆拉章的一喇嘛將其毒死。四世死時正當青年。五世入廟後尚能遵循二世之法度,實際上,由於四世之教訓,廟中對五世看管甚產,所以當他成年後要修密宗時,曾要求擴建密教劄倉的廟堂。

由於密教的修煉多與女人有關,廟中怕他重蹈四世的故轍,遂以有違二世之遺訓而極力反對。不過後來經過廟中廣大僧眾的一致意見,認為正常的密宗修煉是有利於廟務發展的,五世的要求得到了贊同。五世圓宿時已屆高齡。駐藏大臣有泰言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拉薩攢大招時,散銀物者中有「江龍崩只達」。此應為五世。這說明當時他在拉薩。至於六世轉入廟,不過數歲即圓寂,無事可記。

七世轉世於民國七年,入廟後至十歲時,正為民國十七年(1928),這時班禪大師來到貝子廟,認為七世聰明絕世,大加贊許。七世與廟中僧眾十分高興,遂奉獻了大批禮物,班禪滿載而歸。民國十九年(1930),在五當召及多倫諾爾均有佛倉的甘珠爾瓦呼圖克圖(1914年生人)路經貝子廟作了短暫的停留,言其為錫林郭勒盟的大寺,名阿巴哈納爾貝子廟。蒙古語名Pandit gegeen deid,意為班智達葛根寺。漢商稱作貝子廟的原因是:該廟所在的阿巴哈納爾左旗的劄薩克的封爵是貝子。年方十二歲為七世與甘珠爾瓦上持了一場法會。

後來,甘珠爾瓦等人聽到了不少關於七世的傳聞,但大家都不敢相信,民國三十年(1941),事情終於敗露了,成了內蒙古喇嘛教界轟動一時的大醜聞。事情其實是這樣的:作為一個轉世寺主,七世入廟後自然會受到極大地尊崇,四世的故事已被淡忘,師長們對七世沒有嚴加管束,必然造成了他極端的任性。隨著年齡為增長,他終於做出了違反戒律的事清。全寺曾眾只有嘆息,敢怒而不敢言,更不敢有所行動。

但外界終於知道了此事,引起了該旗長官的重視,經幾度詳商之後,遂決定予以制裁。也就是那年的一個冬夜,一名叫多吉禮布(Tagjijab)的官員帶著幾人來到了貝子廟,先集合幾位管事僧人說明來意,然後讓他們領至七世的拉章,闖了進去,當面庸責了七世的過失,命令他即時收拾行李離開貝子廟,赴拉薩學佛自新,以後不得旗署的允許,不得返回。

這樣,七世就被趕出了貝子廟。無論旗署的制裁是如何的嚴厲,七世畢竟是該宙的希望所在,所以廟中為他準備了赴藏的充足費用,相信他經歷這次打擊之後能痛改前非,贏得宗教上的名聲,為該廟一洗所遭受的恥辱。第二年春,七世經張家口到了北京,京城的繁華反而使七世忘掉了改過,越發不可收拾。弟子們束手無策,不堪其憂。所幸極受尊敬的青海土觀呼圖克圖來此,弟子們就去請教。

土觀莊這方面很有經撿,他讓七世的經師率弟子們對七世指明其過失,「獻上了痛苦的教訓」,即痛打一頃。這對雙方都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責打一名寺主在該廟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果然不出土觀所料,七世當即迷途知返,表示感謝大家的提醒,下決心重新做人。後來他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從日本人控制下為天津乘船經香港、印度至藏,入哲蚌寺刻苦學經,無復往日之態。一說他在劄什倫布寺學了兩年經,於1946年在該寺圓寂,未克東歸。

總的說來,貝子廟各劄倉廟堂自二世以來均甚富有,其中尤以顯教劄倉及江隆活沸的拉章(即葛根倉廟)最為富足。各倉廟均以巨資在外經商,還放高利貸,以巨款莊刺嘛及商仗間周轉,更向各方廣事募化。

民國年間,江隆班智達的倉廟存有三間房子的現銀,作為江隆班智達的重要基金,平日不準動用,封鎖守護甚嚴。只有當江隆班智達有要事(如赴藏學經或赴京朝覲)時方可考慮動用,但要經全廟僧眾按過手印。

結語

貝子廟及歷世江隆班智達在乾隆以來的內蒙古佛教史上占有著較重要的地位,一部貝子廟史,可以說是內蒙古喇嘛教史的縮影。與西藏佛教史的研究相比,內蒙古喇嘛教史的研究還是較為落後的,究其原因,是從事內蒙古喇嘛教史研究的同誌多不通藏文。清代有關內蒙古喇嘛教史的藏文文獻是較為豐富的,只有從此入手,內蒙古喇嘛教史的研究才會有真正的突破。

註釋:

參見趙雲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華書局1989,頁93—95。

長尾雅人:【蒙古學問寺】,東京1947年,頁94—117。

山口瑞風編:【東洋文庫所藏藏文史籍目錄】,東京1970年,頁22,33,130。該目錄作者名班覺倫珠的僅此一人。

【有泰駐藏日記】卷八頁11下。

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宗教問題委員會編:【內蒙古喇嘛教】(下冊,1951年)頁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