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唐代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癡迷酒，在他們詩篇中，也都極力贊美酒的功用。 不同於李白將飲酒作為通達大道的思想方法，亦不同於杜甫著力以酒抒發情誌、排遣苦悶，白居易一直把飲酒放在生存層面做超越性思考，對酒的精神多有深刻領悟。
變寒為暖與轉憂為樂
酒性味甘辛，大熱，飲之可驅寒生溫。白居易詩中常出現「暖冬酒」，正基於酒甘辛性味。如：「春雪朝傾暖寒酒」，「今冬暖寒酒，先擬共君嘗。」 飲用暖寒酒來取暖，在寒冬或早春尤其必要。
在著名的【問劉十九】一詩中，白居易以濃濃的詩意寫道：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天將飄雪，詩人既需要「紅泥小火爐」來升溫，也需要一杯「綠蟻新醅酒」來為臟腑取暖。
對於白居易來說，秋冬早起，飲酒抗寒更是常事。比如「秋寒有酒無」，「何必東風來，一杯春上面。」「加之一杯酒，煦嫗如陽春。」 飲酒暖身，效果與陽春三月東風拂面一致，有酒的日子甚至不需要東風來。
在【酒功贊】中，白居易稱使寒變暖為「孕和」： 「麥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
……沃諸心胸之中，熈熈融融，膏澤和風。」 春風春陽之溫和最適合生命的生長，使身體由僵化到和暖，也會使心胸由僵固到和融，由此生命更加健全。
酒對身心的改變不僅體現在使其「和」，更體現在使其「樂」。白居易描述飲酒帶給人的是感官快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 「淳淳」，味道醇正，「泄泄」，舒坦快樂，「醍醐」酒美，「沆瀣」，仙人所飲美酒。
這些豐富的味覺語詞與其說表達的是酒之美味，不如說表達的是白居易對酒高明的鑒賞水準。 這些味覺快感並非私人性的，它屬於飲者的共同感覺。白居易愛飲酒，對釀酒技術也有研究。他自陳：「唯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醍醐。」
改進官酒釀造技術，釀出美酒，讓更多的人得到享受，這被白居易視為河南尹（洛陽）任上一大功績。白居易享受飲酒之樂，他也深知酒味。 他說：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典刑」即典範、正法。不同於甘露「甘（甜）」而不「辛」，亦不同於醴泉潔凈而缺乏甘辛之味，酒味甘辛，富有芳香之氣，乃「正味」，可作味之典範。 白居易擬酒為「柔旨」，視甘辛酒味為正味，足見其知酒、愛酒之深。
白居易不僅知酒味甘辛為佳，同時也能夠在實踐上做出甘辛之酒。 所謂「甕揭聞時香酷烈，缾封貯後味甘辛」，即用甕、瓶儲存一段時間，酒由薄而厚，就可得甘辛之酒了。
酒以熱力活絡血氣，破除生理上郁結，化解心理上愁悶，使身心通暢。 在白居易眼中，酒是生理、心理最好的通暢劑、解憂藥。
人生在世，心「醒」就會分判人我，就會與物對立。 繼而執著世象而與他人、萬物相互纏結，彼此刺激，憂慮則源源不斷產生，苦惱也就隨之而來。 醉消弭一切差異、對立，斬斷世間各種瓜葛，也就不會為紛擾困惑。思慮自然消除，人也隨之和樂。
故他說：「時到仇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無酒難醉，因此，「非愛酒」只是虛語，其目的是強調「醉時」勝「醒時」，「醉心」勝「醒心」。 醉心無憂，醉時和樂，無思無為，堪比神仙，所謂「俱因酒得仙」是也。
「得仙」指快樂、自由的生存狀態，而不是指具備長生不老、飛天遁地之超能力。漢代人稱酒為「歡伯」，已經意識到酒可以使人「轉憂為樂」。 不過，漢末以來，生民罹難，去日苦多之感充斥上下。
佛教傳入「苦諦」而打動中國人，更讓世人認同人生為苦，樂為虛幻之說。隋末唐初，王績提出「醉鄉」，雖其氣和平，但其人卻無愛憎喜怒。 白居易系統重提酒「轉憂為樂」功能，而且頗為認同「醉鄉」。
但是，他既不贊同醉鄉之人無「樂」觀念，也對佛教人生即苦、樂在西天而不在東土等觀念不以為然。從白居易的字號中也可發現他對三教的態度： 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居士」信佛，「醉吟」近於廣義的道家，「樂天」則是儒家的基本信念。
另一方面，他醉酒取樂，沒有全從王績「醉鄉」義。 同時，他斷言醒者多苦，限定佛教「苦諦」在「醒」時，也與傳統儒家害怕「醉」的立場有異。 白居易堅持醉酒而樂的立場無疑具有獨立的思想價值。
能銷忙事成閑事
盡管白居易聞酒味而喜，但他更看中酒的味外之味——功與德。 他結合自己的飲酒體驗，指出飲酒後「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百慮齊息」即消除心中思慮、計較，「萬緣皆空」即斬斷在世因緣，斷絕煩惱。
消除心中思慮可使人免除憂慮、斷絕煩惱而得到快樂。但生於世間，操勞俗事，陷於人情世故之中卻難以根本上消除思慮。 唯有從俗事中解脫，從人情世故中超拔，才能保障思慮不生。
白居易借用佛家的「緣」概念來表達人事糾葛，在他看來，斬斷在世因緣可使人免除在世羈絆，消解各種惱人的牽連、牽掛，從而根本上實作身心自由。
酒使人忘，飲酒即可息百慮、空萬緣。因此，白居易願意學劉伶長醉，安心以醉酒在世。 在【詠家醞十韻】詩中，他深有體會道：甕揭聞時香酷烈，瓶封貯後味甘辛。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 色洞玉壺無表裏，光搖金盞有精神。
能銷忙事成閑事，轉得憂人作樂人。應是世間賢聖物，與君還往擬終身。酒味甘辛，其香酷烈，封存之後愈醇厚。 酒看似水，飲卻能令人身心和暢，其原因就是酒中有「精神」。「精神」一詞，先秦有之，指與形體相對的心神、意識。
「精神」即遠離死寂，有生氣、有生機、有活力。白居易這裏說酒有「精神」，主要是就酒的神奇功能說，即酒中有生機與活力。 酒的精神的表現就是讓人「轉憂為樂」，更讓人「銷忙事成閑事」。
酒之「轉憂為樂」功能早被人認識，但其使「忙事」變為「閑事」，這卻是人所未道。 白居易這裏對酒何以能夠「銷忙事成閑事」並無陳說，結合其他篇章，我們才能厘清其中脈絡。白居易對「忙」的表述雖不成系統，但洞見隨處可見，而我們也深有體會。
忙人一忙就閑不下來，但飲酒卻會改變其慣性。忙人之飲，酒入身入心。身心為辛熱之力穿透，各種現實邊界被突破。但是，賴以忙事之理智卻逐漸弱化，以至昏昧。 意識逐漸模糊，手腳不聽使喚，才能發揮不出來，只剩下不切實際的想象力在飛揚。
飲酒至醉，人無力無能，想忙也忙不起來。「人道無才也是閑」，「無才」即上文所說「無長物」。「無才」想忙也忙不起來，「忙事」不成，遂有「閑事」。「 能銷忙事成閑事，轉得憂人作樂人」亦是互文，當「忙事」成「閑事」，「忙人」亦轉為「閑人」。
閑人遠離賢能效用，對是非也是漠然。白居易對此也有自覺，他說：「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閑人。」 「隨分自安」是隨自己性分，安於自己性分，而無關乎他人。閑人存心於自身，對他來說，「是非」無關乎己，也可說是身外之物。
白居易據此將酒贊為「世間賢聖物」，可謂精當。世間的問題並不需要世外神靈來解決，「世間賢聖物」就能解決世間的問題。 世間的問題無非是如何生存問題，而「忙」則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問題，「憂」則是「忙」的衍生物。
白居易雖然與釋氏親近，但並未完全接受釋氏的「四諦」說。 「人間到老忙」，這是他對人生、人世的總體性感受與認識。 「忙」是人世呈現的現象，至於現象背後有無更深層的支配者，白居易並無興趣探究。可以看出，這已經有別於佛教「苦集滅道」之說。
白居易自覺以「閑遊」作為解脫之道與歸宿，顯示出紮根世間的鮮明立場，同時也將「忙」的問題撥到「苦」之上。 「富貴身忙不自由」直接點出「人間到老忙」的精神實質——不自由，與之相反的「閑遊」之精神實質也就自然烘托出來——自由。
「忙」與「閑」對立，忙人與困境隔絕。所謂「始知天造空閑境，不為忙人富貴人」。「忙人」與「富貴人」並列表明，「忙人」雖為富貴，但不必成富貴人。 困境與忙人對立，原因是忙人忙得停不下來，不會認同困境，也無心思欣賞困境。
當然，如果在兩者之間選擇，白居易毫不猶豫地選擇「閑」（「忙校不如閑」）。 如果條件允許，他更會堅定遠離「忙」，堅決不做「忙人」。對此，他多次表露：「忙人應未勝閑人」，「忙應不及閑」，「終身不擬忙」，「擬做閑人過此生」，「漸老漸諳閑氣味，終身不擬作忙人。」
「應」是價值的判定。對「忙」「忙人」與「閑」「閑人」之間的價值判定，白居易鮮明地揚後者而抑前者。「終身不擬忙」「終身不擬作忙人」乃白居易畢生的理想。 他終身不願做忙人，不是害怕繁忙之苦，而是擔憂「忙」之不自由，以及對「閑氣味」——閑的本質的由衷珍愛。
結語
他要做「閑人」，也不吝誇自己「最閑」。「洛下多閑客，其中我最閑。」「洛客最閑唯有我」。 當然 ， 有一事還是值得他去忙的，那就是飲酒：「忙多對酒榼」。
飲酒之「忙」不能算真正的「忙」，恰恰相反，飲酒正可使人遠離不自由的「忙」，而入自由之境——閑。 「身閑甚自由」，飲酒使人閑，也是人獲得自由的重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