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國的佛教研究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從一種外來的宗教到融入古代中國的文化思想，形成儒釋道三者並列的情況，離不開佛經的轉譯也離不開眾多古人對佛教的研究。但在古代，主要是佛教徒和佛教信仰者對佛教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的傳統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佛教人物傳記。古人有寫僧傳的傳統，包括梁代的【高僧傳】、唐代的【續高僧傳】、宋代的【宋高僧傳】等。中國佛教有很完整的傳記資料，各個宗派也有自己的史傳，像禪宗的傳燈錄系統，從【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到【五燈會元】等等。這些傳記資料很豐富，用這些文獻，足夠重新描述佛教歷史。
第二，佛教目錄學的研究。目錄學是古代文獻研究的重要方面，古人有由考據入經學，由經學入史學的傳統。目錄不僅能夠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研究提供便利，更是古代文獻存在的寶庫。佛教的目錄很早就有了，比較早的像【出三藏記】，其他還有【歷代三寶記】、【開元釋教錄】、【閱藏知津】等。
第三，佛教相關的論著。從最早的【牟子理惑論】（盡管關於它的真偽學術界多有爭論）到記載佛道論爭的【弘明集】、【廣弘明集】，再到討論佛教理論的【大乘起信論】、【肇論】、【三論玄義】、【成唯識論】、【華嚴經旨歸】、【摩訶止觀】等。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對於佛教的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本佛宗經」，主要集中在對佛教文本文獻的研究和義理的闡發以及佛教相關史實的記載。
第二，研究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帶有「護教」、「闡揚門派」意思，不具有客觀中立的研究立場。
（二）近代中國的佛教研究
從19世界末到20世紀初，中國開始有一大批可以稱得上是佛教研究者的人出現。
傳統文人的研究：傳統文人如沈曾植、章太炎、梁啟超、文廷式、宋恕等一批最有思想的人，都開始註意佛教。當然，最開始他們對佛教的關註是在「西學」和「群治」方面，就是想用佛教之學來理解西方的知識和思想，用佛教來刺激中國人的精神，用本來在「異端」的佛教，瓦解過分頑固的主流意識形態。值得一提的有梁啟超關於佛教的著作，主要保存在其佛教論集【佛學研究十八篇】中。
佛教居士的研究：最早開始研究佛教的是楊會文（仁山），他被稱為近代佛教第一人。他也是一個佛教居士，但他跟著外交官出過洋，曾經看到過其他國家的佛教研究，特別是透過他的日本朋友，了解到了麥克斯·繆勒的佛教研究。由於當時梵文對歐洲語言學研究產生的巨大影響，導致比較語言學的興起，當時歐洲東方宗教研究有著重語言學的傾向。這種傾向對楊仁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開始註意梵文和原始佛教的著作，懂得了重視佛教研究的世界視野，開始把佛教納入世界而不只是中國來研究。同時楊仁山又從日本購回了很多中國早就遺失了的佛教尤其是唯識著作，這批從日本回流的文獻對之後中國的佛教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當然楊仁山最大的貢獻可能是，以居士的身份開創了南京「金陵刻經處」和佛學院，從此中國佛教研究的重心出現了從出家僧侶到在家居士的轉折。所以他是佛教研究現代轉型的一個關鍵人物。在近代中國佛教研究中有過重要影響的居士還有歐陽漸（竟無）。他在南京創辦了「支那內學院」，抗日戰爭後轉入四川，門下聚集了呂澂（逸秋）等一批有影響力的佛教研究者。
僧人的研究：佛教僧人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者可能是太虛大師，他在倡導「人間佛教」之外，特別註重唯識學的復興。當時唯識學的研究有「南歐北韓」之說，指的是北京「三時學會」的韓德清和「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的「武昌佛學院」，與歐陽竟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兩佛學中心間時有法義之諍，如關於【大乘起信論】考證的爭論。在這段時間內，學界人士研究唯識，蔚為一種風氣，唯識學蓬勃發展，至抗戰爆發而復趨於沈寂。關於唯識學的復興可以單列一部份，因為涉及熊十力等人的相關研究。
大約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時候，佛教研究漸漸形成，梁啟超、歐陽竟無、太虛之外，到第三個十年，也就是20年代，像胡適、陳寅恪、陳垣、湯用彤、蔣維喬、黃懺華、周叔迦、呂澂，就已經和過去的情況大不一樣了，主要的變化在以下四點：
第一，佛教研究使用的文獻，從主要靠漢文佛經，到包括漢文、梵文、巴利文的資料，從主要靠教內文獻，擴充到教外文獻。這在過去是沒有的。
第二，研究方法上，擺脫了闡發宗門大義的舊套子，漸漸轉向了語言學、歷史學的結合，文獻和思想並重的客觀研究。
第三，研究的目的也變了，從追求信仰，到追求真實，真實的歷史敘述成了唯一的目標。
第四，研究機構也變了，對於佛教研究的中心，從本來在寺院，轉為主要在大學和類似大學的研究所。
從此以後，佛教研究從傳統信仰轉到了現代學術，從宗門研究變成了綜合研究，從闡教護法轉為客觀中立。並且開始卓立於社會和知識界。
（三）當代中國的佛教研究
佛教的東西很多，一個研究者也不可能把佛教的東西全部搞清楚，建國以後特別是文革之後，佛教研究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筆者在這裏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佛教研究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樣式的佛教研究（佛教文獻、佛教史、佛教哲學）；另一種是，新樣式、跨學科的佛教研究（如：用社會學定性、定量方法；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心理學的實驗方法等來進行的佛教研究）。隨著研究方法的發展，佛教研究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包括經濟上，佛教的商業化、自營、慈善公益，文化上，佛教的園林、建築、歷史遺產，乃至組織形式和佛教團體等各個方面，這方面的相關內容筆者將單列一章進行說明。
第一，佛教文獻研究
人文學科的研究基礎都是文獻，傳統古典文獻學涉及的幾個方面，我們一般可以分作「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佛教文獻的研究也大致包括這幾個方面。總的來說近期佛教文獻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努力：
1. 收集各種資料，包括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在內的資料，對要研究和整理的佛教經典或文獻廣為對證，進行校勘和註釋。這方面的工作歐洲，特別是英國、德國和改學歐洲的日本做的比較多。為了和國際佛教研究接軌，國內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學校在這方面進行了較多的研究。要做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準備，包括語言、歷史、哲學、地理、社會等等。做註釋，需要對各種歷史文獻很熟悉，外文文獻的轉譯，古代漢語文獻的註釋等。
2. 我們要提到提要和辭典，中國人自己編的佛教辭典中，最早的是丁福保的【佛教大辭典】，它的好處是詞多，但出處不清楚。此外，日本有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辭典】、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辭典】。新出的有台灣佛光山的【佛光大辭典】。香港有吳汝鈞編的【佛學詞典】。此外，還有幾種專門的、小型的辭典，像40年代朱芾煌編的【法相辭典】，就等於是把法相唯識的都分門別類，拆了放在詞條下面。另外關於佛教典籍的辭典，就是有提要的目錄，最早的有日本人小野玄妙的【佛書解說大辭典】。中國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則對僧傳、燈錄一類歷史資料進行了相當有水平的介紹和考證。今年陳士強編的【佛典精解】，也是一部很有用處的佛教書籍解題性的著作。這都是屬於佛教文獻的研究。
3. 在這一方面還要提到的研究是關於佛教疑偽經的考證和佛教散佚文獻的輯佚。30年代陳寅恪指出，偽史料中有著歷史，因為，這些偽造的東西也有用，如果你考證出來它的偽造時間和動機，你就得到了新的真實的資料。但是，這樣還不夠，有的學者繼續指出，這種中國人自己偽造的東西，恰恰說明中國人已經開始理解並超越印度佛教，從偽經和疑經裏，可以看到佛教中國化的過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做的較好的有日本的牧田諦亮，他關於疑經的著作【疑經研究】（1976），至今仍是重要的參考書。再說輯佚，在漢文佛教經典方面，主要是指從其他版本的佛典輯佚、敦煌卷子輯佚各種古鈔本中發現過去沒有被收入大藏經的東西。比如，日本的一些古寺裏，有時會有一些唐代甚至更早的鈔本，像【光世音應驗記】之類，還有一些日本抄回去而中國失傳的書，像楊會文當年弄回去重新刻出來的唯識著作。在北韓的佛教書裏，也會有中國已經失傳的著作，像五代時禪宗的【祖堂集】，中國就沒有，還是日本人在南韓發現了影印出來的。當然中國自己也會有一些新的發現，像三四十年代，發現了南宋、金代的佛經刻本，裏面的一些書，在現在各種大藏經裏就沒有。而敦煌卷子，裏面就更多後來失傳的東西，像神會的語錄、五更轉、北宗的書等等。近年來方廣錩就編了好幾冊【藏外佛教文獻】，大多是從出土文獻裏發掘的。
4. 大藏經的編寫。中國一直有著編寫大藏經的傳統，大藏經是經過歷代的轉譯、流通，最終形成的龐大佛典叢書。20世紀以來，大藏經的整理編輯在海內外一直受到重視，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日本、南韓分別校勘、整理、出版了多種大藏經。中國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鉛印本大藏經是【頻伽藏】（也稱【哈同大藏經】）。【普慧藏】也是近代鉛印本。影印本大藏經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完全按照底本的形態全盤影印。另一種是改變原底本的編排，根據出版宗旨重新編纂，台灣和大陸出版的【中華大藏經】都可算是這一類。大陸【中華大藏經】的編纂工作，一直是大陸近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課題，1982年在任繼愈先生的主持下啟動，直至1994年全書編纂完成，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齊全部106冊。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異國刻印的漢文大藏經，尤其是日本的大藏經，也具有很高參考價值。日本在宋以後開始雕造大藏經，包括【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續藏】、【大正藏】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正藏】（全稱為【大正新修大藏經】），它是近代流傳最廣、使用最為普遍的漢文大藏經。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大藏經與其他書籍一樣，也進入了數碼化時代。電子文本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全文檢索，佛教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電子文本錄入的錯誤較多，版本各異，雖然經過優勝劣汰，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制作的【大正藏】電子文本得到的公認度最高，但事實上，即使是這一個文本也因為不斷的教改和訂正產生了許多版本，造成了許多新的混亂。因此利用電子版【大正藏】檢索和參照，與使用其他電子版史籍一樣，一定要核對【大正藏】原文，標註【大正藏】出處。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中國大陸很多高校連最基本的大藏經都難以找到。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抗生、樂受明等先生，決定編纂出版【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上起漢魏，下至民國，最終陸續編成四卷十冊，中華書局出版，今天任然有很多學者把這套資料作為研究的基本讀物。
第二，佛教史的研究
這是當代中國佛教研究成果最多的方面之一，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提過，中國有著悠久的史學傳統。
1. 這一方面可以列舉的中國人的前期傑出著作有很多：像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也未有人可以超越。此外，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呂澂的【中國佛教源流略講】都相當有水準。國外也有很多傑出的著作，如日本的鐮田茂雄、塚本善隆、牧田諦亮、道端良秀等等，都有相當出色的著作。而一些西方學者，像法國戴密微的【吐蕃僧諍記】和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1956）等，也相當見功力。
2. 佛教通史撰寫從1981年，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開始，該書試圖以一種全新的學術立場去書寫中國的佛教史，但隨著任先生的去世，該項工程最終不了了之。盡管如此，編撰一部完整的中國佛教通史，一直是中國學者的迫近願望。郭朋先生陸續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等著作，後來匯成【中國佛教思想史】（三卷）。又如，2009年潘桂明先生出版【中國佛教思想史稿】（三卷六冊）。目前，在漢語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中國佛教史系列著作，首推季羨林先生主編，湯一介先生完成的【中國佛教史】（十一卷）（2014）與賴永海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十五卷）（2010年）。前者在內容上不僅包括漢傳佛教，還涵蓋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而且，各卷的作者大多是長期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名家，如撰寫藏傳佛教卷的王堯先生。後者具有很大的系統性，全面論述了中國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到1949年的整個演變過程，涵蓋了中國佛教的典籍、人物、教義、制度、寺院經濟、文化藝術乃至儒釋道三教關系對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該書的出版堪稱是了解了此前三十年中國學者的「佛教通史夢」。在此期間，斷代佛教史、地方佛教史成果豐碩。楊曾文的【隋唐佛教史】，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佛教著作之一。
3. 圍繞佛教史的寫作，對中國八大佛教宗派研究的宗派史是80年代之後中國佛教學術界的重點與熱點。首先是江蘇古籍出版社（現「鳳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佛教宗派史叢書」，包括：【中國禪宗通史】（杜繼文、魏道儒，1993）、【中國華嚴宗通史】（魏道儒，1998）、【中國禪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吳忠偉，2001）、【中國凈土宗通史】（陳揚炯，2002）、【中國三論宗通史】（董群，2008）、【中國唯識宗通史】（楊維中，2008）、【中國律宗通史】（王建光，2008）。在這些領域的學術成果太多，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兩個比較好的途徑去了解：
①一是，檢視台灣佛光山編輯出版的【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全套叢書十一輯，共110冊，始於2001年1月出版，主要匯總中國大陸地區以佛教研究為主題的碩博論。我們從這套文庫的論文選題，可以看出當代中國佛教學術界研究領域的整體格局：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均勻涉及，絕大多數是在哲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學的範圍內研究宗派的思想、祖師與典籍，還有一些是在語言學，藝術學或藝術史範圍內研究佛教文獻或佛教藝術。
②二是，檢視黃夏年先生策劃組稿的【寶慶講寺叢書：中國佛教學者文集】，始於2003年，每年約出版5部或更多的文集。這套叢書所收的作者，雖有中國台灣學者，但以中國大陸學者為主，涉及的論文選題或領域十分廣泛。若能深入分析這兩套叢書所收的論文，基本能反應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佛教學者的學術興趣及其選題範圍的變遷、研究方法的拓展。
4. 筆者認為佛教史的編撰除了涉及史料的發掘鑒定、文本的解讀之外，更重要的是佛教史的編撰方法問題。如何區別佛教史和單純的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以及如何借鑒傳統史學的編撰體例，吸收傳統史學在考據等方面的長處，形成新的佛教史觀，比如世界佛教史觀，是當代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論題。
5. 隨著中國社會在21世紀初的進一步開放，中外學術交流空前頻繁，中國佛教學者掌握海外學術資訊的途徑越來越多，他們的研究方法與學術領域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佛教研究，究竟是在中國史的範圍展開，還是放到世界史的領域？為了與國際學術界交流，中國學者做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李四龍在2009年出版的【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把歐美佛教學者的研究領域概況為五個學術傳統，印度學、巴利語、漢學、藏學與中亞研究傳統，主要是講述世界範圍內佛教研究的不同領域。若從歐美學術界的角度來看，漢傳佛教的研究並不是他們的重心，他們的研究方法十分依賴於比較語言學的文獻學方法，他們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了解東方的佛教知識，使之能在西方哲學、宗教的框架內得以認識。2015年魏道儒主編的【世界佛教通史】（十四卷十五冊）出版，該書全面論述了世界佛教興衰演變的整個過程。這部著作突出了漢傳佛教的主體地位，同時也表明它的世界史立場：把佛教放回到世界歷史的行程、這套佛教史的出版，代表了整個大陸佛教學者目前的研究主流。
第三，佛教哲學研究
1. 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大陸的佛教哲學研究，主要有三種基本形態：第一，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常把佛教哲學分成宇宙論（世界觀）、人生觀與方法論（修行論）等內容；第二，受中國佛教宗派思想的傳統影響，所謂「佛教哲學」，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義教理，其分析框架往往還受到中國哲學研究的影響；第三，受西方佛教哲學研究方式的影響，譬如，把因明學當作邏輯學、知識論研究，把唯識學當作知識論、現象學或心理學研究。前兩種形態都可以方立天先生為代表，【佛教哲學】是他在8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解讀佛教的一種嘗試，【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則是以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佛教哲學的融會貫通。第三種形態，更多的是受現代西方哲學的影響下的佛教學者的理論思考，他們主要是年輕學者，有時完全是西方哲學專家。
2. 當然關於佛教哲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如何區別佛教哲學、佛教義學和佛教思想的研究？這涉及到佛教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在葛兆光看來，佛教思想並不是哲學，哲學研究那一套方法和觀念，是從西方來的，套不到佛教那裏，或者說，用西方哲學研究的那一套硬套，是方枘圓鑿、削足適履。佛教思想的主要方法，簡單地說是語言學加上哲學加上心理，要把佛教對當時宇宙人生的思考，從語言、心理、哲學、邏輯各個方面綜合起來體會和把握。
在李四龍看來，佛教哲學研究的關鍵，就是直接從佛教經典出發，在尊重歷代註疏的基礎上，緊扣原文解讀其中的佛學思想。筆者參看了近幾年能夠查到的北京大學的碩博畢業論文，基本都是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的立足於佛教文獻和佛教史的佛教思想研究。李四龍教授稱之為「佛教解經學」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宗派，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經典傳統。譬如，天台宗主要依據【法華經】、【大智度論】，華嚴宗主要依據【華嚴經】、【起信論】，即使是聲稱「教外別傳」的禪宗，實際上也與【金剛經】的關系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解讀歷史上的重要佛典，是啟用中國佛教思想最重要的途徑之一。若能理解到「解經」活動的這種變化，我們就能假設，丕振漢傳佛教的重要途徑，便是恢復與發展以前的講經活動，並能找到契合這種時代的講解方式，以現代語言做出與時俱進的解讀。
關於方立天的佛教哲學研究涉及到的內容較多，筆者將會在之後單獨講述。
總結
從以上三個部份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研究從古到今一個簡單的歷史變化，當然由於筆者不了解佛教藝術，因此相關內容並未在本文中提及。佛教研究包羅萬象，希望此文能為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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