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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霜雨雪風流在，史上尤傳故英遒
在吉林省集安市的城東，距離市區四公裏之外的禹山腳下，矗立著被譽為「東方第一碑」的好太王碑。這座大型方壇階梯石室墓，是高句麗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陵寢。好太王碑，又稱好大王碑，建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即公元414年，碑高6.39米。2016年，該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這座碑是由高句麗第二十代長壽王為紀念第十九代王談德而建立。談德的謚號為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因而此碑被命名為【好大王碑】。在其長達22年的統治期間，高句麗迎來了空前的繁榮與發展。憑借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好太王東征西討，征服遼東、驅逐倭寇，侵吞漢江流域，降服扶余，使高句麗的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碑文詳細記載了高句麗建國的神話以及談德的輝煌戰功，並重申了關於墓奴的嚴酷法令，是研究高句麗歷史的重要文獻。碑文風格遒勁古樸，書法兼具隸書與楷書的特點，保留了許多秦篆的風格，顯得尤為古樸可愛。
然而，這座擁有1500多年歷史的珍貴巨碑，在1880年之前並未受到重視。清代學者孫星衍在【寰宇訪碑錄】中亦未提及此碑。【集安縣誌】記載，此碑曾因高大而未建碑亭，加之石質粗糙，被苔蘚覆蓋，字跡模糊，導致部份文字被好事者隨意填補，失去了原貌。直到光緒年間，除去殘缺不全的部份，字跡才變得清晰，成為好古者心中的珍寶。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有許多字跡變得難以辨認。
楊守敬親筆雙鉤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自【好太王碑】被發現並傳拓以來，長時間暴露於自然環境中，飽受風雨侵蝕。直到1928年，才為其修建了碑亭以保護。新中國成立後，該碑作為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得到了充分的重視。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已進行了多次科學的清理和保護處理，使其保持了穩定狀態，重現了昔日的風采。
二 書道艱辛有捷徑？無人不識好大王！
【好太王碑】以其古樸的書體和復雜的字形源流，加之其方直線條的基本特征，引發了學者們廣泛的討論和多樣的見解。例如，蔣善國在其【漢字形體學】中，將其視為漢代之後的「古隸」代表；王誌修在【高麗永樂太王碑考】中認為其「類漢隸」；鄭文焯在【高句麗國永樂太王碑釋文纂考】中稱其「字型八分，遒渾當為遼東第一」；歐陽輔在【集古求真】中認為其書體「似楷似隸」；榮禧在【高句麗永樂太王碑讕言】中則認為其字「古樸可喜，極似魏碑」，並稱其「字大四寸，篆隸相羼，兼多省文」；葉昌熾在【語石】中稱其「字大如碗，方嚴質厚，在隸楷之間」；王健群在【好太王碑研究】中徑直命名為「東晉隸書」，等等。
楊守敬親筆雙鉤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在書體考察上，應當著眼於作品的基本特征，評說應能反映作品的主流傾向。過去，由於碑字方整且無波挑，被命名為「古隸」，但這種命名在秦漢簡牘帛書發現後，由於古隸的真實面目並非如此，故應避免使用「古隸」這一名稱。同樣，將碑字稱為「東晉隸書」，雖然在時間上是正確的，但東晉時期的八分隸書已相當前進演化，與碑字存在顯著差異，表明這種命名並不恰當。至於將其歸為隸楷之間，或類似魏碑的說法，由於與碑字的形體特征相去甚遠，故無需過多辨析。
「舊體銘石書」，並將其與兩漢時期面貌相近的金石文字歸為一類，即隸書但無波挑或波挑不顯著的類別，時間上早於東漢晚期至唐的「八分銘石書」，因此稱之為舊體。高句麗之所以較中原晚數百年仍沿用舊體銘石書，反映了其文化特色的穩定與滯後。對此，還可以做進一步的闡述。
楊守敬親筆雙鉤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首先，高句麗考古遺物中發現的戰國中原貨幣和兵器，揭示了其與中原地區的早期交流。自漢武帝置東北四郡並專門為高句麗族設立縣級行政區以來，高句麗與中原文化的全面接觸開始，他們學習並使用漢字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此時。
其次，西漢的「善史書」和東漢八分隸書的藝術化發展，主要局限於文人士大夫階層，與工匠用字無關。同時，從西漢到東漢中期的金石文字並未受到士大夫的關註，工匠們自由鑿刻，形成了方整字形和直折線條的簡易正體，並在工匠師法傳承中得以延續。東漢晚期，八分隸書開始在碑碣中普遍使用，名家書法楷模也融入其中，影響了社會書法風尚，導致舊體銘石書的使用減少。【好太王碑】的書體至少在東漢中期就已傳入高句麗，並被當作正體保留和使用。盡管魏晉時期普遍推崇八分銘石書，但高句麗人因舊體銘石書已根深蒂固，且不解書法風尚，故未采納書寫更為繁難的新體。好太王陵、千秋墓出土的磚文和青銅器【好太王壺桿】鑄銘，以及瓦當文字，均與【好太王碑】風格相似，反映了當時的流行風尚。
楊守敬親筆雙鉤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第三，【好太王碑】保留了許多西漢隸變中的字形俗體，與東漢章草有某種淵源，並略作變形以正體化，這些都是其書體風格來源較早、使用穩定且滯後的證據。盡管部份字與十六國北朝碑誌寫法相近，但這並不意味著高句麗文化封閉，不與時文相關。這些情況與高句麗中文化行程中的其他事例緊密相連，體現了其文化的個性和特色。
此外，【平原郡碑】大約書刻於高句麗平原王晚年，時間接近6世紀末。此碑雖殘泐嚴重，但字為楷書，風格樸拙，體勢傾斜，與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頌】碑陰風格相近，也與晉代某些工匠鑿刻的墓磚文字有相通之處。與中原同時期的陳、隋刻石相比，其滯後顯而易見。這說明，在高句麗，文字的實用性書寫是首要的，對中原書風的接受和仿效總是緩慢，而遲到的風格樣式仍然是為實用服務。若僅從藝術角度審視高句麗書法，便難以理解其為何總是與「古樸」、「樸拙」風格相聯系。當然，這也不完全是因為地理位置偏遠，我們還需了解高句麗在中文化行程中的基本文化需求，從而理解其對東晉書法風流和魏碑體的淡漠與隔膜。
楊守敬親筆雙鉤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三 拓本紛繁錯漏，無人識得真面
首先，【好太王碑】采用的角礫凝灰巖，是一種由火山灰和其他巖石碎屑混合而成的材料。這種巖石軟硬相間，含有氣孔，使得工匠難以進行精細的刻字。因此，與其他巖石刻字相比，它不具備清晰的字口和反映書寫筆法的點畫形態。加上碑面的粗糙，初成時可能就呈現出斑駁的狀態。經過近一千五百年的風化，以及重新發現後的火燒和捶拓剝損，拓本呈現出一種蒼古渾樸的感覺。在評估【好太王碑】的書法時，我們必須考慮材質、鑿刻工藝和時間變遷這三種因素。如果以同時期的磚瓦文字為參照，可以推測【好太王碑】的書丹應與之接近。從出土狀態較好的磚文分析，其書模刻模應該比較統一，更符合當時高句麗人對正體及其書法的理解。而【好太王碑】則與書寫的真實狀態存在一定距離，這種距離和各種因素造成的進一步變化，恰恰成就了【好太王碑】的獨特美感，使其成為一代名碑。
其次，對【好太王碑】書法的審美和評說應當基於優質的拓本。雙鉤填墨本、石灰本以及因技術不佳形成的不良拓本，都不應作為評說的依據。如果對比不同拓本，會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評說中的篆勢楷意等觀點，往往是由於拓本質素不同而產生的歧義。因此，在審美和學術研究【好太王碑】書法時，首先要確保能夠看到優質的拓本，如果還能進行實物考察，那將更為理想。
將高句麗【好太王碑】與黃河流域的十六國北朝石刻書法進行比較研究，不僅因為它們在時間上的接近，更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和深刻的含義，具有明顯的可比性。這種比較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在書法史上，少數民族的作品雖然重要，但在全面關懷和系統研究方面還顯不足。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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