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叢書的出版，筆者幾年前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搜尋館藏吳語文獻的一段往事不禁湧上心頭。博德利圖書館位於牛津大學城中心，建立於1602年，是歐洲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錢鍾書先生負笈英倫求學期間將其戲稱為「飽蠹樓」（乃音義兼譯的妙例），牛津的學者則常昵稱為Bodley或the Bod。現今博德利圖書館的藏品多達1100萬件以上，怪不得占士一世國王來參訪時，曾望著圖書館的豐富藏書感嘆道：「若不當國王，我願任一大學教席；若不幸淪為階下囚，我甘願囚禁在圖書館裏，和這些優秀的作者鎖在一起！」筆者2019年下半年在英國錫菲大學參加國家語委海外研修班期間，利用課余時間，五赴博德利圖書館查詢、探訪傳教士所著吳語方言文獻，與之結下了一段特殊的緣分。
弗 蘭西斯·培根評價博德利圖書館是 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拯救學問於滔天洪水中的方舟」）。博德利圖書館藏有大量珍貴的中文文獻，其中像所藏的19冊【永樂大典】、最早記錄釣魚台的【順風相送】等文獻，學界早已耳熟能詳。可是博德利圖書館建館初期，只有那些古希臘羅馬作家、基督教的早期教父、歐洲國家新教改革家及同時代的英國國教牧師的著作才有資格登堂入室，要到1620年第二任館長才把大門向一般的英語文獻敞開，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亞喜劇、歷史劇和悲劇】初版本才得以在圖書館館藏中占有一席之地。英文書籍尚且如此，早期中國書籍質素之不盡如人意可想而知。十七世紀早期，荷蘭派往中國的貿易遠征隊帶回的書籍良莠不齊，混雜許多殘次品，可即便是印刷粗糙的廉價版「四書」，因為當時歐洲人並不了解，也在圖書館中小心地珍藏了起來。直到十九世紀末，因為有高水平且對中國文化更感興趣的有識之士積極介入，才使得博德利圖書館的中文館藏漸次豐富，質素也穩步提升。
中文書籍的整理研究也是始於這一時期。英國倫敦會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1876年編成了博德利歷史上第一本中文典籍的書目 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完善。1935年，受牛津大學邀約，當時的北平圖書館派出向達先生幫助整理中文書籍，向先生除了寫就【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1936）一文外，還發現並抄錄了流失海外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重要史籍。近二三十年來，在前中文部主任何大偉先生（David Helliwell）的積極推動下，博德利圖書館對6000多種中文古籍進行了全面的整理、歸檔，多數都歸入Sinica的編號系列中，也提供了專門的網站Serica供讀者查閱書籍資訊。
而 筆者與博德利圖書館的這段緣分要從一位英國倫敦會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說起。偉烈亞力自32歲來上海，到1877年因年邁體弱、視力衰退而返回倫敦定居為止，在華三十年間，協助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主持墨海書館工作，轉譯了【續幾何原本】【數學啟蒙】【代數學】【代微積拾級】等重要著作，對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深遠；同時他還創辦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叢談】以傳播西學；此外，他也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出版了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獻錄】）、「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中國科學劄記】）等重要著述，影響深遠。
偉烈亞力的藏書大約有2萬種之多，其中90%以上的收藏在1882年轉讓給了博德利圖書館。正因為偉烈亞力的用心與善舉，使得「偉氏藏書」（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成了博德利圖書館的重要特藏藏品，也使得該館成為中國研究學者的聖地。「偉氏藏書」中大約有100多種吳語文獻，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全球孤藏，具有無與倫比的學術價值。
談到博德利這批吳語文獻館藏的來歷，不得不提十九世紀的兩個大型博覽會。一個是1876年為慶祝美國立國百年在費城舉辦的「百年國際展」，中國海關委托偉烈亞力展出了約1000本中文、約100本英文作品，絕大部份是偉烈亞力的私藏。第二個大型展覽是1884年在倫敦舉辦的「國際健康展覽」，中國海關效仿之前的成功經驗，又搜集到約600冊中文著作前來參展，其中主要還是傳教士著作，目錄詳見【1884年倫敦國際衛生博覽會中國展品圖示目錄】。
由於從1876年開始，享譽盛名的理雅各擔任了牛津首任漢學教授，兩次展覽的展品以及偉烈亞力的絕大部份私藏悉數歸入博德利圖書館。今日的館藏中，我們還能依稀看到兩次大型博覽會的身影：「百年國際展」的參展圖書封面上，貼有一張粉紅色的標簽紙，記錄了展品編號，以與偉烈亞力為展覽會編寫的書目相對照；而「國際健康展」的參展圖書封面上則貼的是黃色標簽紙，列出了展覽名和參展方，還詳細列有跟目錄對應的展品編號、中英文書名、作/譯者和冊數等。
香港中文大學黎子鵬教授的【默默無聞的牛津大學圖書館館藏——十九世紀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譯著】一文估計，博德利圖書館所藏傳教士文獻總數接近1600冊，「在全世界同類收藏中數量最多，且種類最齊全」。結合Serica網站的書籍資訊及博德利圖書館的搜尋引擎，筆者初步統計得到該館共藏有約122件吳語傳教士作品，以上海方言和寧波方言為多，除去半數宗教類內容，可分類列表為：
語言類 通俗類
上海方言 7 16
蘇州方言 0 2
杭州方言 2 0
寧波方言 8 18
台州方言 1 0
博德利圖書館吳語文獻館藏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吳語文獻館藏數量很可能居全球之冠。博德利圖書館共藏有約122件吳語文獻著作，據筆者初步統計，海內外各家圖書館（包括劍橋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在吳語文獻的館藏方面，均無出其右者。正是由於偉烈亞力、理雅各等先賢的用心與付出，為學界保留下來這個吳語文獻研究的寶庫。
第二，館藏吳語文獻種類繁多。牛津與劍橋的「爭鬥」真是無處不在：1984年，在爭取大英聖書公會的舊藏【聖經】上，兩家又大戰一番，最終以劍橋大學取勝而告終，從而使得劍橋大學一躍成為全球【聖經】收藏最豐富的機構。偉烈亞力於1863年起擔任大英聖書公會的中國代理人，其所藏的【聖經】悉數贈予了該會的圖書館，之後也一並歸於劍橋。因此，劍橋大學圖書館雖然也收藏了約100種吳語文獻，但是主要以【聖經】為主，品種相對比較單一。而博德利圖書館的種類則極其豐富，尤其是其中豐富的語言學習類（比如1904年出版的寧波方言字典【寧英列韻字匯】= Nying Ing Lih Yuing Z we 等）和通俗讀物類（比如吉士夫人編的上海話小說【亨利實錄】、丁韙良編的寧波羅馬字本【地理書】等等），是之前學界關註較少的，可供各個學科的學者使用。
第三，館藏吳語文獻多為海內外孤本。根據筆者的初步統計，該館館藏吳語文獻有約一半是海內外的孤本，比如婁理瑞（Reuben Post Lowrie）的【三字經上海土白】（1859）、秦右（Benjamin Jenkins）的 Dialect of Shanghai, China （【上海方言】，1861）、丁韙良（W.A.P.Martin）的寧波話羅馬字 Son-fah k'ae-t'ong （【演算法開通】，1854）、路惠理（W.D.Rudland）的 T'etsiu t'u-wa ts'u-oh （【台州土話初學】，1880）等等，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如丁韙良的【演算法開通】曾被誤譯為【數學快通】【數學快懂】等，是現今所知最早的漢語方言數學教科書，也是國內已知最早的近代數學教科書之一，筆者團隊正在將本書轉寫成漢字版，以便學界可以更好地利用。
日 前，蒙關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告知，上海師範大學丁大剛老師與福建師範大學潘琳老師在理雅各的個人檔案中發現了五本語言學習筆記，其中有兩本是學習上海話的。理雅各只在上海做過短暫的旅行，為何要學習上海話呢？理雅各檔案中偶然也會混入其他人的手稿，這些上海話的學習筆記真的是理雅各的嗎？這些謎團雖還有待解開，不過這些新近發現的有趣材料，又讓博德利圖書館的吳語文獻多了一份奇妙之處。
錢鍾書先生留學牛津期間，長期浸潤於博德利圖書館，並自詡為「飽蠹樓」饕餮之蠹，先生在牛津期間的讀書時光也常被概括為「飽蠹樓中，橫掃西典」。如果套用這兩句話，也可以把本人的這段探訪經歷概括為「飽蠹樓中掃吳典」。其中的「掃」倒是有兩層含義：一方面，筆者對圖書館中尚未掃描的將近七八十種吳語文獻均逐一進行了目驗，基本上可以說是「橫掃」了圖書館中的相關文獻，只是由於時間緊湊，並不能像錢先生那樣坐下來靜靜品書，留下了頗多遺憾；另一方面，「掃」也指「掃描、拍攝」，英國圖書館均秉持圖書服務讀者的宗旨，所有圖書均可以查閱並在無閃光情況下進行拍攝或者掃描，對於筆者這種不能在牛津久待的人來說，絕對是一大福利，讓我有機會在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後，又可以重新把部份珍貴的吳語文獻帶回給中國學界。【近代稀見吳語文獻整合】（第一輯）還未及收入博德利圖書館的相關館藏，我們在編輯叢書的「第二輯」「第三輯」時定會著重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