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輝 | 做一個自由藝術家更合於我的本性 - 文化

2024-06-23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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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尚藝書院

作者 | 何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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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不覺老已至，試回首，唯身心健康、藝術質素、人間真情三者可堪珍貴，余皆浮雲……

一個人的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與地域條件的滋養和制約，但更為直接的還是以下兩點： 一是個人的先天秉賦、後天修煉與社會經歷的性質；二是學習的物件與特殊途徑。

對我而言，首先是來自家庭的藝術浸染。我自幼在外祖母的督導下習字，強烈的興趣和不竭的熱情驅使我歷經了數十年的藝途跋涉。這種家庭翰墨書香的熏陶濡染，使得我在學生時代氣質性情文勝於質，書法學習的基礎也是二王一系的文人楷、行書。

進入青年時期，我經歷了十年知青生涯。艱苦的山村耕讀和時代給予我們這代人的人生磨難，以及西昌山區壯麗雄奇的自然風情（迥然不同於成都平原）深刻改變了我的氣質，陶冶了我的性情，孕育了我的審美理想，對我的人生藝術追求的基調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其次是那段時期，我師從施孝長先生，對秦、漢、魏金石的研習。這對我向往剛毅、質樸、深沈厚重與宏博清超的審美取向，有著重要影響。但從根本上來說，那一時期以碑為主的藝術追求，正是出於一種內在需要，自然十分卑視帖學末流的姿媚、文弱、平庸。我在西昌曾有【臨池】詩雲： 「洗心驅媚俗，渴驥振奇雄。夜雨瀟瀟冷，臨池意正濃!」 （劉君惠先生評為「氣象沈雄」）。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間，我還有幸拜陳子莊先生為師。很有意思的是，第一次面談，陳先生讓我揮毫，但不寫字，只在紙上縱橫曲直自由畫出各種墨線，由他所說的筆資來對我作出判斷。

先生性情的機敏、真率，見識的廣博、深刻與超然不群，對我的藝術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那個年代，他的高論如暗夜明燈，讓我懂得了什麽是真正的藝術。此外，還應一提的是，在十年耕讀生涯中，我對中外文學特別是傳統詩詞的興趣沈酣與刻苦研習。盡管當時書籍資料極難尋得，我還是讀了不少名著，十分慶幸的是借得並全文手抄錄存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著作，同時亦得劉君惠先生的指教。

對藝道學理的忘我追求及由此獲得的真正純粹的心靈陶冶，雖苦至樂，令我終生難忘並至今受益。拙詩曾雲：

來覓屐痕歸路長，此中風骨幾多霜。

畫沙頹指驕陽熾，撫卷驚心殘月涼。

且抱江河潤肝膽，但憑風雨鑄詞章。

一揮千楮十年去，還識西昌是故鄉。

一九八五年重回西昌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人生經歷的豐富、深刻與文化修養的深化，觀照書法傳統視野的擴充套件，對於書法本體理性思考的深入，同時也隨著生活條件、環境的改善，在精神修養上我漸以質為本、質而文為旨歸，亦即質與文、樸與華的統一。

其間，對儒、道文化精神的參悟與吸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此，我既以碑書雄強蒼渾的力量氣勢為本，同時也激賞帖書自然、瀟灑、俊暢的意韻之美。在實踐中，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我一方面把精力集中在【石門頌】為代表的漢代摩崖，同時在帖學方面著力於孫過庭、米芾等二王一系的行草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曾重點關註過北魏碑刻，尤其是摩崖與墓誌。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至今，則是秦漢魏碑刻與二王一系帖學兩頭並進，力求在創作中綜合融匯。這麽多年來，從古代到現代，從經典到民間，摩挲浸染過的前人書跡應該說已不算少，但從對傳統學習研究的方法來看，我還是重在概括、抽取書法本體的內在規律，並在自己的創作中加以運用、變化、發展。我不主張「偏食」，也不重在技法形式和風格樣態上直接去跟定哪一家哪一派。

孫過庭言「偏工易就，盡善難求」。 我主張在堅守當代立場、內在需要立場的前提下化取、運用傳統時力克其難，力求藝術涵量的富與大。 我認為，學愈通脫，愈不必分碑分帖，關鍵是在博涉多方、碑帖兼取、質文並重的基礎上，錘煉出自己的藝術語言，寫出自己的性靈、自己的精神來！而且作為真正的創作，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時境、心境中，作品自然應有不同的風情變化。

這一時期以來，在不斷豐富修養、深入傳統和審視當代的雙重語境中，我正是沿著這樣的理路，向著理想之境探進。期間，最重要的體會是對於道的自覺。有此，方能獨立而善行，不為成見所囿，不為物議所惑，冷暖自知，不斷檢點、修正自己，難中求進。

「高、大、深、新」是我自己在創作和欣賞中推崇的審美標準，也就是理想之境吧。 前三字來自清代劉熙載【詩概】中的詩論，過去劉君惠先生與我論藝亦多次提及，我以為用於書法審美至為恰切。

「高」，指格調、境界、品位高，相對於低俗、平庸而言。劉熙載雲：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之謂高。「大」指氣象雄渾、宏大和藝術涵量博富，相對於猥瑣、怯弱、雕琢、偏狹、小器而言。劉熙載雲：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之謂大；「深」指意韻深厚，相對於貧乏、簡單、淺露而言。劉熙載雲：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之謂深；「新」是我加的，指風格、技法的獨創性、開拓性，亦即鮮明而成功的個性，是在前人基礎上的發展超越。我想，四者兼備即是最優秀的作品。

前三者是藝術質素的基本保證，也是「新」的前提。執此四者，何苦在意於什麽流派之爭！劉熙載的「高、大、深」，我以為是高度概括了中華民族審美理想和中國藝術精神的基本特性，很值得研究思考。

如何能達於「高、大、深、新」呢？對於今天的書法創作的理論與實踐，這是個很有意義的課題。針對當今的創作，不能不辨的是：「新」，作為一種成功的個性，既然是以前述藝術質素為前提，即必非皮相樣態的刻意造異，而是自然生長於書法歷史基礎之上並寓時代精神於其中的。而「大」，亦絕不等於作品體量的巨大。

中國書法的優秀傳統博大精深，代有傑創，而且從古至今是一個環環相扣且並未中斷的連貫發展的歷史過程。史上精品無不淵源有自、風格特立、格調高雅、內涵豐富、技巧高超，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典範例證，也是一面最好的鏡子。

「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事實上仍是當下學習與創作中須高度重視並亟待很好解決的問題。此中的關鍵，是研究、發掘、借鑒、活用古代優秀傳統時應持的科學態度與當代立場，以及預流而不逐流，清醒地判斷今人是非，保持獨立的批判精神。

當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與形式語言特征，但人文精神內涵與形式技法本是不可割裂的統一體，現代空間形式追求不應當成為精神內涵蒼白、文化品位低下的借口，而形式技法的錘煉與通變也絕非很多人所以為的那樣簡單。孫過庭所雲「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早已道出書法藝術天人合一、技道一體，「借筆墨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的本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