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滅佛：教派與王權的鬥爭
佛教於東漢傳入中國，起初並未受到重視。直到魏晉時期，玄學興盛，佛教與儒學、道家結合起來，才開始逐漸發展壯大。
當時許多名人都和僧人交往甚密，比如王羲之和支道林就是很好的朋友。佛教理論的邏輯思維頗為嚴密，可以幫助名士們更好地取得清談的勝利。
另外，當時政治黑暗，許多名士都寄情山水，佛教種種玄妙的境界也為名士們提供了一個逃避現實的精神世界。在名士的帶領下，佛學研究越來越流行。
到了南北朝時期，異族統治漢人，為了壓迫廣大勞動者，佛家的因果報應和三世說很好地符合了統治者的要求。而且這種理論，也讓勞動者得以逃避現實的苦難，當被壓迫者將希望都放到了來世，認為今生受苦是前世作惡的報應，是為來世修德，他們自然也就不會反抗壓迫了。
南北朝時期的歷代統治者大多大力提倡佛教，甚至自己都篤信佛教，這一方面有利於他們更加無休止地壓榨百姓； 另一方面，隨著宗教勢力越來越龐大，並且逐漸開始朝著政治上滲透，也給他們的統治帶來了很大的威脅。
終於，矛盾爆發了。
歷史上一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被稱為「三武一宗滅佛」，而這四次滅佛事件中有兩次都是發生在南北朝時期，而且時間上相隔並不遠。
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另外一次是北周武帝滅佛。 兩次滅佛的社會背景和滅佛目的其實是極為相似的。
在北魏發展的初期，統治者其實一直在幫助和推動佛教發展。比如北魏太祖道武帝親自下詔，在肯定佛教的同時，還要求有關部門重視佛寺的修建。
到了太武帝時期，由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已經發展到鼎盛時期，不僅解決了身邊的柔然和夏國，還將北燕和北涼都逐個消滅，基本統一了北方。
太武帝之所以能夠統一北方，除了天時地利之外，還與其實行的一個措施有關，那就是全民皆兵，太武帝下令全民進入戰時狀態，凡是適齡男子都要應征入伍。
這樣一來，北魏的兵員得到了極大的擴張，但是在這期間，太武帝也發現了許多問題。
比如，佛教徒規模太大，而僧人又可以不繳納賦稅、不服兵役和徭役，意味著國家要養著越來越大的僧人群體。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百姓為了躲避繁重的賦稅和兵役徭役，紛紛出家為僧。
即使北方已經統一，但是北魏內部並未穩定，太武帝還有染指南方的想法，如此多精壯的僧人，寺廟如此多的私產，都令太武帝既忌憚又眼饞。
同樣，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時期，佛教也成了國家和社會的拖累。在北周的前身西魏宇文泰時期，宇文泰就是堅定的佛教徒，後來他的兩任繼承者都篤信佛教，到了宇文邕時期，佛教的發展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的執行和社會的發展。
佛教也好道教也罷，本來都只是統治者用來統治民眾的工具，但是當這些宗教發展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開始阻礙國家的發展，便引起了一系列尖銳的矛盾。
大量僧人可以用來從事農業生產和服徭役兵役，是人口繁衍的根本，寺廟擁有的巨額財產也可以用來為帝王們充實國庫和發展軍備。寺廟僧人擁有的種種政治經濟特權，讓當地官府和地主與之發生了不少沖突。
總而言之，佛教的過度發展，引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反感。反過來，佛教發展積累的大量財富和人力，對於國家來說則有著不小的用處。
所以，滅佛其實是一種必然，只是北魏和北周分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伴隨著佛教的深入發展，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批信徒。既然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力，所以即使是要滅佛，也必須有足夠的理由。
對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來說，滅佛是他早已經埋在心中的念頭。
早在太武帝始光初年，道士寇謙之在崔浩的支持下，將儒家學說和佛教儀式理論融合進了五鬥米教之中，將其修改得更加迎合太武帝的喜好，並進獻給朝廷。
還是在崔浩的極力勸諫之下，太武帝才註意到了寇謙之，也註意到了道教。於是太武帝開始以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抑制佛教發展，那就是提倡道教。
太武帝不僅祭嵩山、建立天師道場，還自稱為太平真君，年號也改為太平真君。但是太武帝的這種提倡並沒有起到多少實質作用，讓他有些惱火。宗教應是帝王統治的工具，現在竟然已經到了不受控制的地步。
太武帝以暴力手段滅佛的導火索，是太平真君六年（445）發生的一次起義事件。 當時，拓跋燾親內建領大軍平定起義，結果在一處寺廟中發現了大量的兵器。這觸及了拓跋燾的底線。
很快，拓跋燾就下令將全寺僧人誅殺，並且查抄寺廟財產。在這個過程中，他又發現了寺廟和一些達官貴人勾結的證據。這表明佛教已經對整個北魏的官僚機構都造成了腐蝕。
此時，全國寺廟已經擁有了大量的精壯僧人，而這些僧人稍加訓練就是很好的軍人。且佛教在民間信徒廣泛，再加上其擁有的大量財富，一旦與起義軍關聯起來，將會對整個北魏的統治造成極大的威脅。當發現佛教和北魏統治階層也有牽連的時候，拓跋燾不禁感到一陣後怕。
隨後不久，這次事件漸漸蔓延擴大，波及整個長安，進一步將範圍擴大到全國。整個北魏都展開了大規模淪陷寺廟、焚燒經卷、查抄財產的行動。
當時許多僧人都被殺死。拓跋燾還下令，所有五十歲以下的僧人必須還俗服兵役，全國上下都禁止包庇沙門，一經發現便要滿門抄斬。
雖然當時的太子拓跋晃篤信佛教，在他的求情和幫助下，許多僧人得以遠遁。但整個北魏境內的佛教都遭受了淪陷性的打擊。一直到太武帝拓跋燾死後，文成帝繼位，才下令恢復佛教。
在北周時期，宇文邕是一位有著雄才偉略的君主，在位期間做了不少利國利民的事情。父親宇文泰死的時候宇文邕年齡還小，被托付給了宇文護。
宇文邕繼位後，宇文護把持朝政，讓其成了傀儡皇帝。
作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宇文護借著宇文邕的手大力支持佛教發展。宇文邕表面不敢說什麽，但內心十分抵觸。
佛教過度發展的危害他已心知肚明，但出於各方面的考慮，他還是采取了比較溫和的方式來處理。
宇文邕曾經三次召集群臣、名僧、道士，一起討論儒釋道三教的優劣，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種辯駁，將佛教的地位降低，將儒家的地位擡升。
但佛教僧人們本就擅長辯論，儒家和道家缺乏高手助陣，所以宇文邕的想法很難實作。
第一次辯論，宇文護堅決不同意降低佛教的地位，所以這一次的辯論沒有任何成效；
後來宇文護被宇文邕誅殺，宇文邕終於掌握了話語權，第二次辯論雖然定出了儒家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的次序，但是在佛教名僧的極力抗爭下，這個次序也沒能發揮任何作用。
但是這一次的辯論讓不少人看出了宇文邕對佛教的真實用意，所以有人也提出勸誡，認為想要靠僧眾充實軍隊、靠寺廟地產補給民眾是不可取的。
公元574年五月，宇文邕再一次組織了辯論。這一次的矛盾焦點是在佛教和道教之間。當時道教以道士張賓為主力，佛教則以智炫為主力。
張賓在早年便曾經上疏請求限制佛教發展，得到了宇文邕的賞識，這一次作為道教主力幫助宇文邕壓制佛教，卻被智炫辯駁得節節敗退。 即使宇文邕拉偏架，最後也是因道教太不爭氣，反而暴露了自己手腳也不幹凈。
本來宇文邕只是想壓制佛教發展，沒想到發現道教也是一丘之貉，盛怒的宇文邕決心將佛教與道教一同解決掉。
宇文邕當即釋出詔令，焚毀道教和佛教的經卷以及雕像，道士和僧人都還俗為民，寺廟也推倒成為民宅。
當年六月，宇文邕下詔建立了一個特殊的機構，叫作通道觀。通道觀中請來了120名學士，都是當時著名的道長、僧人、儒士，他們的任務就是在一起研習各家經典，然後找到三教的共同點，消除三教的爭端。
公元577年，北周滅掉了北齊，宇文邕再一次召集名僧，向他們解釋尊儒滅佛的意義，雖然遭到了名僧慧遠和任道林的反對，他們還以佛教的因果報應和阿鼻地獄對宇文邕進行威脅，但是宇文邕還是決定在原北齊境內實行滅佛運動。
最終在整個中國北方，第二次全方位的滅佛運動展開了，佛教在北方的發展遭受 了再一次的重創。
兩次滅佛運動前後相隔一百多年，都是發生在北方，都是由帝王發動。綜合起來比較就會發現，和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比較起來，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顯得更加成熟，對國家的好處也更大。
首先，北周武帝的滅佛更加溫和，他在滅佛之前就召開了三次討論會議，這三次討論，其實就是給佛教打預防針，給了他們調整和反應的時間。
在滅佛之後，朝廷也沒有完全廢黜僧眾，而是設定了專門的機構，讓那些高僧大德者繼續研究佛法。
其次，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更加徹底，不像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那般，由於太子和達官貴人的阻撓，許多僧眾都得以逃出，並在太子繼位之後再次回到北魏。 而北周武帝的滅佛是強迫占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的僧眾還俗，當僧眾有了家庭之後，即使佛教再次恢復，這些還俗的僧人也很難再入廟為僧了。
再次，北周武帝的滅佛對於社會來說更加有意義。 他沒有像北魏太武帝那般直接摧毀寺廟，而是將寺廟分給了王公貴族，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王公貴族對滅佛運動的反感。而且他還讓僧侶還俗，充當勞動力，恢復了農業生產，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而北魏太武帝讓僧眾去服兵役，社會生產的勞力還是嚴重不足，社會矛盾依舊沒有解決。
最後，周武帝讓儒釋道三家精研經意，互相融合，以儒家為根本，融合佛、道兩家，這是在逐步建立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更加有建設意義。
其實不僅僅是中國古代，在西方，宗教與政治經濟之間的矛盾也一直存在。 當宗教成為一個享有大量特權的階級時，就無法避免地與歷史發展潮流發生沖突。尤其是當宗教與政治走向對立面，就必然會引起統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論是南北朝，還是後來的唐朝，乃至於16世紀的歐洲對宗教的壓制，其根本原因都是因為宗教活動對王權產生了威脅。
上帝也好，佛祖也罷，在帝王的刀兵之下，自救尚且不能，又如何解救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