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收到的署名「丁龍，一名中國人」的捐贈信。 陳家基提供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懸掛的「丁龍」像。123年前，哥大因「丁龍」的捐贈而設立了「丁龍漢學講席」。 王海龍 攝
台山白沙鎮馬萬昌（「丁龍」）為其小兒子馬維碩建的嶺南大屋。
馬萬昌（「丁龍」）故居內老年馬萬昌與夫人的畫像。
馬萬昌（「丁龍」）家族後人在美國紐約高威鎮Dean Lung Road前留影。 黃暢泉提供
美國國家檔案館紐約分館排華法案「丁龍」卷宗。 武洹宇提供
台山白沙鎮，馬萬昌（「丁龍」）生前手植的楊桃樹。
1875年，隨著「淘金熱」前往美國謀生的普通華工Dean Lung（音譯「丁龍」），在舊金山結識了美國的百萬富翁卡朋蒂埃，成為其忠誠的家庭雇員。為了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與文化交流，1901年，他和卡朋蒂埃共同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捐款，倡辦漢學研究，創設「丁龍漢學講席」。這既是美洲最早的中國文化研究學系，又是美國漢語教育的開端之一，更是第一次中國人給美國高等學府捐款，對推動中美民間文化往來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名普通華工與熱心慈善事業的美國富豪共同捐建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講座教席的故事，激起了美國民眾極大的好奇心。當時的美國報紙對此津津樂道，長期跟蹤報道，致使「丁龍」不斷走進美國公眾視野。100多年來，「丁龍」一直受到中美兩國學界、輿論界和民間的關註，各界持續講述了多彩的「丁龍」故事。自從1905年「丁龍」回國之後，他就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誰是「丁龍」，「丁龍」是哪裏人？成為百年難解之謎。中美兩國賡續接力尋找「丁龍」，「丁龍」及其時代也成了兩國共同探討的話題。
2024年6月14日-17日，由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五邑大學、暨南大學聯合主辦的第七屆「國際移民與僑鄉研究——‘丁龍’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五邑大學舉辦。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南開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大學、五邑大學等50多名海內外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共同研討象征中美文化交流的「丁龍」故事，發掘「丁龍」作為中美交往中的特殊文化符號所具有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及其當代意義。這是中美學界第一次聯合舉辦「丁龍」專題學術研討會，南都記者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就相關問題采訪了與會的專家學者。
「丁龍」傳奇的前進演化史
「對挖掘、講述‘丁龍’故事感興趣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密切相關，並兼具東西方兩種文化背景的‘中間’人士。」上海大學武洹宇副教授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坦言，「‘丁龍’傳奇的三次建構，幾乎都發生在美國的‘中國熱’與中國知識分子建構自身文化認同的風潮交匯互動之際，是海外中國觀與近代中國文化主體性敘事互動建構、互相對話的一個動態過程。」
據武洹宇介紹，盡管卡朋蒂埃在給哥倫比亞大學的捐贈信中一再強調「丁龍」是「儒教聖徒」，但在捐贈事件發生後的20年間，有關敘述並沒有過多關註「丁龍」，而是將「丁龍漢學講席」視作卡朋蒂埃紀念親友的眾多慈善專案之一，只不過這次是紀念一名華裔雇員。她認為，美國學者重申「丁龍」乃「儒教聖徒」這一論調與20世紀初中國形象的上升不無關系。庚子事件後，中國發生的種種巨大變化，尤其是光緒新政的實施，使得西方世界對中國有些「刮目相看」，認為一個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覺醒中國」正呼之欲出。這一新生的積極中國形象主要出自美國傳教士如倪維思、丁韙良、明恩溥等人的作品，與此同時，哥倫比亞大學也先後迎來了兩位旅華傳教士家庭出身的「丁龍漢學講席」教授：博晨光與傅路德。「他們不僅關心‘丁龍’是誰，而且著手查閱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丁龍’的相關檔案，並在不同場合試圖講述這個故事，建構出像‘丁龍’這樣的普通農人，都能在美利堅締造者的心目中如此大放異彩，是因為他與其他所有中國人一樣，是公民宗教領袖‘孔夫子’的信徒的敘事。這些認知的深層邏輯，仍舊受到早期歐洲中國觀的文化支配。」
第二次美國的「中國熱」發生在「二戰」中美反法西斯同盟時期，當時美國在華人士對中國印象幾乎一致地積極。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即為其中代表。他所塑造的勤勞、樸實、堅毅且充滿生命力的中國人民形象，極大地更新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從而成為戰時敘述中國的一種主流象征。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立即啟動了一個對華文化關系專案。1942年1月，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稱美國國務院將從緊急資金中撥出15萬美元啟動對華文化專案，以促進兩國的文化交往，其中包括「讓美國人了解中國的習俗、制度和現狀」。同年同月，時任中美文化協會總幹事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友壽景偉，向美方送出了「中國電影制片廠」正籌備拍攝的一部宣傳中美交流的教育影片計劃，內容總計24項，其中第15項即「中國模範工人‘丁龍’及其美國雇主捐贈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盡管這部影片後續進展不詳，但將「丁龍」刻畫為與當時新型中國觀相一致的樸實勞動者形象的符號建構卻並未中斷，實施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排華法案】也在1943年底終得廢除。武洹宇副教授表示：「這一時期，哥倫比亞大校友蔣夢麟在美國出版回憶錄中，將‘丁龍’事件演繹為愛國洗衣工臨終托金給卡朋蒂埃，設立漢學講席的傳奇故事，將‘丁龍’被紀念的無聲物件反轉為具有話語權的捐贈首倡與愛國故事的當然主角，並以樸素平實又極富主見的勞動者形象開始獲得與日俱增的敘述空間。」
第三次美國「中國熱」則發軔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早期發達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經濟停滯不前，而「亞洲四小龍」卻在短時間內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東亞「儒學文化圈」因而受到美國學界廣泛關註。與此同時，一批知識分子也在香港專門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現代轉化工作。「在這兩股文化氣氛的互動之中，‘丁龍’形象遂於1960年代發展出更為豐富的系列情節。這一時期的‘丁龍’故事繼承並調和了第一個階段的‘儒教聖徒’形象與第二個階段首倡捐贈的樸實獨立的勞動者形象，同時發展出以德服人、卡氏報答以及卡氏跟捐等栩栩如生的新情節。其中，以德服人的行為與‘丁龍’親自說出儒家教誨的橋段在各種版本中往往演繹得最為細致，極大地烘托了其‘生來就是孔夫子的信徒，自小接受著儒教的教育’的‘聖徒’形象。曾經被淡化了儒教色彩的‘丁龍’形象，在美國興起東亞儒學熱的這一時期，又進入了重新儒家化的行程。這種儒家化的加工與凸顯，在董顯光與錢穆版本的‘丁龍’故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武洹宇副教授指出，「儒家中國」的符號象征在「丁龍」傳奇中得以再次復刻似無可避免，因為它既滿足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建構需求，又滿足了西方對中國的期待與想象。承載這一歷史結構的「丁龍」傳奇成型以後，很快流布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港台書報，九十年代前後經由錢穆著述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華裔講師王海龍、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安德爾教授的夫人米婭·安德爾等人的探索和譯介傳入中國大陸，隨後在【光明日報】【新華文摘】【文匯報】【青年文摘】【意林】等重要報刊反復講述，同時被中央電視台做成專題節目多次播出，還有話劇【丁龍的夢】在海外上演，更有影視公司推出章回小說，足見「丁龍」傳奇深入人心。
學「丁龍漢學講席」何以能成功？
「丁龍」只是一名普通華工，他發起捐建哥倫比亞大學漢學講席用的是他積蓄了大半生的心血——12000美元，雖然這在當時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若用它在關卡重重、壁壘森嚴的美國名校建立一個系科是遠遠不夠的。那麽，為什麽身為區區小人物的「丁龍」偏偏就能成功了呢？新世紀以來在中美大力推進「丁龍」研究的美國學者王海龍認為，「丁龍」的振臂一呼可謂切合了其所處時代的需求。「這裏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時與勢的因素，還有哥倫比亞大學內部特定的機緣巧合，此外，當時美國國家和時代的大背景、哥倫比亞大學發展乃至美國漢學發展的大勢需求等因素缺一不可。」
據王海龍先生透露，哥倫比亞大學是由英國國王喬治二世建立的，初名「國王學院」。其後，美國獨立運動發生，哥倫比亞大學一些學子因領導推翻英國統治而成為了美國建國的國父級人物。美國獨立後當然不願沿襲「國王學院」而更名為「哥倫比亞學院」。1896年，這所大學從紐約中城遷到現址的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開始大規模拓展創新的學科和學院而更名為「哥倫比亞大學」。這時候，正是哥倫比亞大學意氣風發、生機勃勃的轉型期，提出建立當時美國急需的漢學系正好迎合了學校的需求和學術開疆拓土的東風。
哥倫比亞大學校內幾位有遠見和前瞻的學者先後提出過設立漢學系的主張。當時，美國與中國外交上的互動日益頻繁，工商業的發展也漸成氣候。其時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工學院教授帕森斯曾去中國參與修建廣漢鐵路。他在與中國官員和政府交往的過程中，認識到今後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性。帕森斯在華期間購買了大量的中文圖書，成為校董後將這批圖書捐給了哥倫比亞大學。這批圖書成了後來中文圖書館的「第一桶金」。帕森斯教授的呼籲和捐獻最早在哥倫比亞大學喚起了對中國的關註和興趣。為此後漢學系的建立呼出了先聲。
1900年，哥倫比亞大學印歐語言學家威廉士·積遜和閃米特語言學者理查·高澤爾兩位教授不約而同地向校方提出作為一間世界級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應該有漢學研究的系科的主張。正在此時，被尊為「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也提出了若想研究世界文明，美國學界應該了解和研究中國。再者，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正處於上升期，它也在跟同類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競爭。這兩所高校已經開設了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專案，哥倫比亞大學因此有著深深的急迫感。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美國尋求更多了解和研究中國的氣候也開始形成——不僅是上述學界精英和著名教授，還有在商貿及社會輿論界的有識之士。這與當時美國社會經濟及對外貿易的發展趨勢密不可分。武洹宇、朱健剛的研究指出，19世紀末，美國的工業總產值居世界之首，工商業產品數量遠超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急需開拓海外市場。從當時中美貿易的數據來看，中國市場的潛力巨大。如前所述，在捐贈發生的前一年，已有二人向哥大提議，創設漢學研究。而接收「丁龍」捐贈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賽斯·洛，就出自對華貿易的世家。他自稱是「一位老中國商人的兒子」，他家族在廣州經商起家，是旗昌洋行的股東。自小生活在家族與中國交往傳說中的賽斯·洛，終其一生都對中國充滿善意，自然願意在中美互相理解和互動上出一把力。【布魯古連鷹報】對當時新生的哥大漢學講席如此評議：「由於對外政策的調整，美利堅日益需要更多的本土年輕人才去填充那些長期由外籍人士擔任的外交轉譯職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教席可謂先行一步，日後必有更多的高校步其後塵。」凡此種種，無不標誌著那時在哥大建立漢學系的主客觀條件已然成熟。因此，以「丁龍」之名的振臂一呼，便水到渠成。
「丁龍」支持者卡朋蒂埃也曾捐贈中國教育
關於「丁龍漢學講座」最大的支持者卡朋蒂埃對中國發展的諸多支持，武洹宇、朱健剛兩位學者如數家珍。譬如他對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系持續捐贈50萬美元，讓伯納德學院接收中國學生，甚至其遺囑之中，還不忘捐贈18000美元支持位於廣州的嶺南大學醫學院，當時嶺南大學醫學院用卡氏善款購置了一幢三層的紅磚建築，並將命名為「卡朋蒂埃堂」以示紀念，現完好留存於廣州市海珠區中山大學的南校區內。
武洹宇則以「難能可貴」來形容卡朋蒂埃對於中國文化研究的捐贈，「要知道，當時正處在美國排華日益高漲的熱浪之中，他不但多次捐贈中國文化研究，關心華人安危，而且在致洛校長的信中，他如此寫道：‘不論這些是好是壞，也不論我們喜歡與否，與中國成為密鄰的命運即將昭然若揭。屆時往來太平洋的快輪穿梭不息，而這大洋也即將隨著兩國工商業貿易發展至每年數十億美元的體量而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成為中國——美國之海。……藉此，享有人文之母盛譽的哥倫比亞大學若不能在增進雙方理解、友誼和善意的方向上率先邁出，豈非憾事一場？’這等見識讓人肅然起敬。」
「我們盡管無從得知‘丁龍漢學講席’乃至整個漢學系的構想究竟出自丁龍還是卡朋蒂埃，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朋蒂埃對中國的積極認識離不開與‘丁龍’長達30余年的相處，而‘丁龍’對同胞際遇及故土命運的深切情感得以轉化為美國首個漢學專項講席，這也離不開卡朋蒂埃的慈善興趣。因此，哥倫比亞大學漢學講席的捐贈實為‘丁龍’與卡朋蒂埃基於各自的願景與理念、在經年累月的情誼中相互構成，並將之共同付諸實踐的產物。」南開大學朱健剛教授指出，正是基於這種難能可貴的心靈默契，當卡朋蒂埃捐贈高等教育的慈善做法對「丁龍」實踐愛國的具體方式產生啟迪之時，與「丁龍」經年累月的日常相處和深切情誼也將卡朋蒂埃化育成仁，使之能夠免於排華的侵擾，毫不猶豫地幫助「丁龍」弘揚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從中可見，二人其實無不忠於各自文化中的公共精神，而在具體的踐行之中，又共同得益於彼此的相處互動。因此，在這個案例中，中西兩種慈善文化的精神旨趣在互動中實作了對彼此的成就。「以‘丁龍’為代表的近代海外華人華僑的慈善行動具有了承載‘公益’精神的現代性，突出表現在其身份認同開始超越幫群藩籬等，逐步邁向一種作為‘中國人’的擔當。」
「丁龍」的當代價值
123年過去了，「丁龍」傳奇對於當下中美兩國交流有何啟示？五邑大學張國雄教授認為，「丁龍」譯音雖然不準，它本身已成為一個有歷史文化積澱的「符號」。「丁龍」為中美兩國交往發出的一個偉大倡議，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獨特符號，成為中美兩國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為今天帶來眾多深刻啟示。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東亞研究所研究員王成誌博士則透過對接受捐贈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賽斯·洛及其家族的研究，表明在20世紀之交美國排華依然嚴重的時期，作為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慈善家的洛校長對中國和中國人依然有著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尊重，依然大力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特別是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堪稱美國歷史上知華友華人士的典範。「‘丁龍’與洛校長所代表的中美平等交往、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和互惠合作的精神和遺產，今天仍值得我們珍重、研究和推廣。」
在上海大學武洹宇副教授看來，時至今日，中國正成為重構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丁龍」傳奇也在「中國夢」和「文化自信」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主流用語的潮流中得以飛速地復制與傳播，並參與到「講好中國故事」以及有關「中國文化怎樣走出去」的話語實踐之中，為持續建構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並重構中國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地位提供符號資源。值此時刻，認識到實踐主體生產文明符號的能動與局限，將有助於中外學者理解並掌握文明交流互鑒的金鑰，以更加廣博的胸襟和豐富的智慧講好中國與世界的故事，或許也將有助於中美雙方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時刻認識並跨越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解與齟齬，展開更為深入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就在‘丁龍’因【排華法案】回到祖國的1905年，羅斯福總統其實已經預言：‘我們未來的歷史，將更多地取決於我們在太平洋地區面對中國的地位，而非取決於在大西洋上面對歐洲的地位’。」最後，武洹宇對南都記者如是說。
專題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