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一生都與書結緣的老人曾經說過：我做的工作很普通，歸結一下，只有六個字：收書、編書、印書。
他就是上海圖書館的老館長——顧廷龍。
今年正是他的120周年誕辰，時逢讀書日，顧老的故事很值得講一講。
1940年，長樂路富民路路口建起了一棟小樓，矗立至今。卻很少有人知道，這裏是上海圖書館的前身之一，一座僅存在14年卻意義重大的私人圖書館——合眾私立圖書館。雖然不對外開放，但在它的樓側，仍然可以看到一幅匾額：顧廷龍紀念館。
合眾，取「眾擎易舉」之意，就是大家合力去做一件事情，事情就變得簡單了。這個「眾」一開始恰好也是三個人。當時的上海處於「孤島」時期，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遭到日軍轟炸，張元濟先生痛心疾首，一定要為戰火下流離失所的歷史文獻找到一個藏身之所，就聯合愛國人士葉景葵、陳陶遺，三人一起創辦了合眾圖書館。
而這個館長的不二人選，就是當時還在北京燕京大學任職的顧廷龍。
所以當顧老一家1939年南下後，合眾圖書館不僅僅成了他的工作場所，也是全家的住所。據他的兒子，兩院院士、殲八設計師顧誦芬先生回憶，當時的合眾為了保護文獻是不對外開放的，只有熟悉的人介紹才能從富民路的小門進來，而當時來的最多的人，就是錢鐘書。
從1939年籌備，到1953年捐贈給國家，最後並入上海圖書館，合眾作為私立圖書館存在的時間僅有14年，卻在社會最為動蕩的時期，積累了24萬-25萬冊的歷史文獻。
而這20多萬冊珍貴文獻的收集、整理、揭示過程，成為了顧老自己的一門學問，以至於成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後來的上圖人稱他為圖書館事業家。他有一句名言，就是：「片紙只字皆史料。」一些很不起眼的東西，比如家譜、硃卷、登科錄、鄉試錄、縉紳錄，甚至於電影說明書、訃告等，他獨具慧眼，把這些東西全部收進來。現在的上圖家譜收藏可稱全國半壁江山，正是得益於顧老打下的基礎。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收藏，是革命文獻。據上圖歷史文獻中心老師介紹：「像我們現在上圖有一本非常珍貴的，就是陳望道先生轉譯的1920年出版【共產黨宣言】，還有一些農民運動，工會組織的早期著作……1949年之後，一些宣傳部門找革命的文獻遍尋四處不得，反而是在一個私立圖書館裏面找到了。」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獻，在特殊的年代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顧廷龍在日記裏也有記載：「我打聽到貴州大學圖書館，有一批革命文獻，他們正為如何處置這批書刊發愁。」於是他就把這些批文獻交換了回來，偷偷收藏在在書架頂端，跟天花板結合的地方，這樣的話就不大容易被發現了。
如今，合眾圖書館即將面臨改造，據上圖訊息，這裏在未來可能會成為家譜館，紀念顧老的精神，也讓這座有意義的建築，重新對外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