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小滿
2020年，對母親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如果要讓她描述記憶裏的2020年，她會說，新冠疫情發生的那一年，女兒帶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可能是因為我老家所在的陜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處於邊緣，那裏的人們心裏自認為在「底下」。所以我母親這一代陜南鄉民，去哪兒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廣州、上上海、上深圳……上深圳，是因為母親失業了。她連續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斷了，在縣城找不到工作。
在她大半輩子的生命歷程中，掙錢是最最要緊的事。她希望多掙錢。她說：「錢又不咬人，你還嫌錢咬手？越多越好。」
我的母親出生於1968年春天，因為春天的緣故，她的名字也與春天緊密相關—— 春香。外婆連生了六個兒子後，又連生了三個女兒。九個兄弟姐妹，母親排行第八 ，因為眾多無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學三年級只上了幾天便輟學了。
那年母親九歲。此後，整個童年與青春期，她都與我不識字的小腳外婆及其他陸續結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母親與外婆形影不離，接受她的教導，就連和我父親結婚這件人生大事也是聽了外婆的話。
二十一歲那年，她遵父母之命與同村的我的父親結婚。此後便是漫長的生育、養育過程。九十年代中後期，父親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外地打工，母親操持起家裏的所有事務：種田，養豬，養雞，照顧我的弟弟，監督我學習，處理人情關系，還上山搞副業——主要是挖或采摘中藥材賣錢。我和弟弟開始上學之後，父親基本都是家裏的「甩手掌櫃」，只負責從外面帶「錢」回家。但有時候也會出狀況，打幾個月的工，卻沒路費回家。
到我們姐弟倆先後考上重點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時，我們整個家庭經濟最緊張，父母在為供兩個大學生做準備。
當我們姐弟倆開始真正長時間離家生活，母親已人到中年。四十二歲那年，她開始以一整年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親常常正月離家，冬月或臘月歸來。他們有時候去同一個地方，有時候分開，哪裏能掙到錢就去哪裏。假期的時候，我和弟弟經常在各個親戚家流轉，或者幹脆待在學校所在地，偶爾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在漫長的勞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親已經把小學三年學的漢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幾十年來，她幾乎不看書，很少寫字，認路靠記標誌。但母親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邏輯，她用鄉土社會那一套熟人關系運轉自己的世界。她聰明，敏感，記憶力極好，善於捕捉細節，說故事像唱歌一樣。她也爭強氣傲，不甘人後。也許正是因為母親沒有受過多少正統教育，語言與行為方式都遵從本能，我常在一些時刻覺得，母親的思想比我自由，行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實。最重要的，我很確信，她愛我。
在母親的記憶裏。她這麽回憶那些她拼命做工掙錢，耗費心力經營的打工年月。
「在離家十裏路之外的礬礦上當了一整年大鍋廚師，給五十多個工人做飯。一個月1000塊。」—— 2010年
「仍舊在那家礬礦上給工人做飯，做到九月二十幾，一個月1100塊。後來回家休息了半個月，然後又去藍田栽樹，春節前回來。多勞多得，掙了1萬多。」——2011年
「我在韓城下峪口煤礦工地上給老板、會計、貨頭、修理工們做飯，順帶開了一個小賣部，一個月能賺2000塊。你爸在礦上遞料，多的時候，一個月賺4000塊。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廁所重新修整。隨後又跟你爸去礦上，待到臘月二十幾回來。回來的路上，得知你鄰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歲，那年夏天走的時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遠，回來人沒了。那年暑假，你還去礦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頭看到了黃河，你還記得嗎？你弟考上大學，我跟你爸沒工夫送，你給送到學校的。」—— 2012年
「我先在鎮上的另一座礬礦‘滾球子’（處理礦土的一道工序）， 做到七月二十幾，又去給老張家摘香菇。還去垃圾場上做了半天，跟經理吵架，幹不成，就走了。最後在盧氏縣的建築工地上給工人做飯，冬月回來。回來後在山上打連翹，搞副業，準備過年。那年，我掙的總共有2萬塊。」—— 2013年
「春天去磚廠，幹了一天，幹不了，活兒太重了。隨後去河南洛陽礬礦‘滾球子’，四月回縣城，在縣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礬礦‘滾球子’，‘滾’到冬月，山裏下雪，路上結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裏打連翹，準備過年。這年掙得多一點，有3萬塊。」——2014年
「本來要去茶廠摘茶葉，但西安工價更高。正月就去灞橋蓋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來，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掙了2萬多塊。冬月回老家後，上山打連翹搞副業，賺了四五千塊。」—— 2015年
「一整年都在縣城附近的古磨溝農場給工人做飯。1600塊一個月。」—— 2016年
「正月，腿痛開始暴發，但我堅持又在農場做了一年飯。那年搬家到縣城。」—— 2017年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給我介紹了做保姆的活兒。」—— 2018年
「一整年都在山腳下的別墅裏當保姆，照顧董事長的媽媽。一個月2000，做到臘月，你回來過年，我就不做了。」—— 2019年
「我在縣城找了一些活兒幹，都幹不了，你讓我和你爸上深圳。」—— 2020年
2020年整個春天，父母都待在陜西老家的縣城，商南縣。
那是一個位於秦嶺南麓的小縣城，沒有可靠的支柱產業，近些年因為扶貧攻堅，大量山區的農民搬遷到縣城，我父母也是借著「移民搬遷」的脫貧政策在縣城安了家。
對父母而言，那是一個被焦慮圍繞的春天。大半輩子靠打零工賺錢養大我們姐弟倆的父母，找不到賺錢出路，一時間有點慌張，尤其是母親，每打一次電話都感受到她的焦慮多一分。
於是，我建議父親和母親來深圳，我幫他們找一份工作。我大學畢業後來到深圳，在這裏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這裏遇見自己的愛人，成立家庭。我們租了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
這一年，母親五十二歲，父親六十歲。這是他們第一次一起出門遠行，來到1500公裏之外的南方。
一開始，母親是拒絕來深圳的，她擔心給我帶來負擔和麻煩，擔心找不到工作，畢竟她來深圳的話，最重要的目標是賺錢。她的擔心不無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確診為滑膜炎。經過一年多治療，才慢慢康復，但走起路來還是有些僵硬。
我那些住在縣城的親戚，我的舅舅們、舅娘們、大姨、小姨，聽說母親要來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攔態度。甚至父親也有意無意對母親透露出對她腿疾的擔憂，不明確支持或反對。我一直鼓勵她來，哪怕是來看看也好。從秦嶺深如礦井的大山往出走，無論往哪個方向都是開闊之地。
「媽媽，你怕什麽？以前外出打工的時候，你的口頭禪可是‘我怕個屁！’。」這一次，母親聽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兒的話。
夏天就開始提議的事情，到秋天快結束她才做好準備。
母親把縣城的家裏裏外外都清掃了一遍。她和父親還回了一趟秦嶺大山深處的老房子，采摘了門前樹上的核桃，把留在糧倉裏十年前的小麥鋪在席子上晾曬，把種有中藥材的田裏的雜草拔了，把屋後長了三十多年筆直的楊樹伐倒了，把房前屋後的雜草全砍了。留下一個清清爽爽的屋場。
他們從老房子出發，走山路搭班車去縣城，一路上還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黃瓜和南瓜。離開的前一天，母親在縣城老家做了豐盛的午餐邀請親人們相聚，生著病的姑姑也到場了。
在流動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親也獲得了難得的閑暇。她和父親在縣城郊區的山腳下花20塊錢租了一塊20平米的地，種糧食和蔬菜。沒有錢掙的日子，母親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裏，種玉米、種青菜、種花生。兩人還約著一起上山摘茶葉、挖薺菜，一起下河洗衣，和親人聚餐，走長長的路，聊長長的天。母親離開縣城的時候，地裏的芝麻還沒完全成熟。她把這片地托付給了姑姑。
等可以自由出門的時候，她開始在縣城找工作。但她處處碰壁。
母親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養豬場，準備幹起大鍋廚師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馬就受不住。強撐了半個月，拿著500多塊錢的薪金離開那裏，回家。
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她在家門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員的活兒，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裏經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學會打秤，這是超市裏最輕松的活兒。為此，她讓父親幫忙，把菜名和價格抄在紙上，在心裏默記了幾十種蔬菜和食物的價格。但她始終沒能爭取到這個活兒，另一位年輕的打秤員知道她在學習，便故意刁難她。母親雖念書不多，但一輩子最恨別人看不起她，一氣之下，辭了職。這份工作讓她賺了2000多塊。
這時候已經5月了，茶山上的茶葉開始收獲，縣城茶廠開始招女工去擇茶葉。母親敏銳捕捉到了這一資訊，約著幾個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準時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線上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5塊錢一個小時。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長時間坐著。她的腿活動太少，有時候就腫了，腫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勞寫在她的基因裏，怕缺錢也寫在了她的基因裏。只要有機會掙錢，她一定會去試試。
母親一直堅持到茶葉季結束，她把每天掙的工錢記在小本本上，算起來有5000多塊，但直到她離開縣城，直至我寫完這本書，這份薪金也沒拿到。按照老家慣例，工錢一般是春節前幾天給，一連三個春節，母親發去微信詢問，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復。
8月，她又找到一個新活兒。縣城附近的大棚蘑菇開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莖。雇主住在城郊，每天淩晨五點，母親拉著父親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裏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時候，他們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賺百來塊，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結束，兩人掙了1000多塊。
母親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還是延續她以往的打工經驗，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續時間更短——做大鍋飯、擇茶葉、摘蘑菇…… 都是繁重的體力活。
9月的這次啟程，她實在是花了太久的時間做心理建設。好在她終於決定要來了，趁著國慶我們都放假。
這是她第一次坐長途火車，第一次經歷如此遠距離的行程。
在來深圳之前，她去得最遠的地方是河南洛陽。2014年，她在一個當地老板的介紹下，到一家釩礦上「滾球子」，按車計算，一推車1塊4毛錢，她每個月掙2000多塊。2月去，4月就返鄉了，活兒實在太重，她幹不了。
我買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從縣城出發直達深圳的臥鋪票。一夜之後，第二天下午，經過不斷的電話、微信語音聯絡，她和父親終於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在深圳火車東站接到了他們。
母親穿著長袖長褲，見到我第一句話是，這裏真熱啊。她和父親帶了很多行李，兩個人都肩背手拎的。母親包裏的東西，大部份都是那片花20塊錢租種了七個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曬幹的成品——幹木耳、 幹芥菜、幹南瓜絲、幹辣椒、幹玉米。她還帶了從老屋門前樹上打下來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給的傳統制法辣椒醬，雙雙在縣城大潤發買的、有點像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她計劃找工作的時候穿。
「你媽什麽都要往裏裝。」父親說。包裏還有親人們送給他們、在路上沒吃完的零食，蘋果，爽歪歪飲料，達利園麪包，營養快線…… 她還懊悔忘帶了一些東西：在韓城煤礦上打工時摘好曬幹的花椒，一罐她親手做的用來拌涼菜的醬料。
我正月離開家後，已經有七個月沒有見到她，她的腿看起來還沒完全好。對於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親顯得信心不足。
她不認識多少字，不會普通話，不會騎車，智能電話用得也不是很順溜，尤其是導航不熟練。在深圳頭幾天，她很慌張，總是緊跟著我，去到每一個地方她都生怕丟了，讓我告訴她怎麽辨別方向，但還是害怕。她以一種笨拙的姿勢開始學習怎麽與深圳這座巨型城市相處，我也在十幾年後，再一次嘗試與她在同一個屋檐下長期生活。
我在心裏說，我們要一起成長。那時，我還無法預想到，母親會跟我一起經歷疫情三年，我們會一起經歷那麽多事。
來深圳的頭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鐵，第一次坐了雙層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觸摸了海水，並嘗了嘗它的味道。海邊像電線桿一樣筆直的風景椰讓母親驚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灣對面的香港。母親第一次觀看到了我在深圳並不如她想象中那麽輕松的生活，體驗到了深圳的高物價。她跟老家的親人們在影片裏開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見聞，但同時也不忘告訴他們，自己最擔心的是能否在這裏找到工作，實作再多賺一點養老錢的目標。影片結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們說，如果沒找到工作，過幾天就回縣城啦。她說：「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錢，路上那些騎車送外賣的年輕人，沖天沖地的。」
經過一個國慶假期的整頓與休息，考慮到希望母親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從我們住處1公裏範圍內找起，而她能選擇的工作種類十分有限。我在求職網上給母親投了簡歷。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鐘點工、家政工需要靈活使用智能電話，也暫時放棄；去服務行業，她不能太長時間站立或坐，放棄。最後家人一起商議，從能夠按時上下班的保潔找起，等她慢慢適應了深圳生活，再從長計劃。
倒是有不少電話打來，但要麽地址偏遠，要麽需要上16小時連班。一系列溝透過後，我們決定去線下看看。
最終，她的保潔工作，來得比我們想象中容易。
找到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簡單。我們去了樓下的商場、寫字樓、小區，去問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潔員和清潔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紀的叔叔阿姨，他們是怎麽找到工作的。在一連串的否定及拒絕之後，在一家高端商場的門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訴我們，這家商場正缺保潔。他給了我們管理保潔員的經理的電話，順便問了母親的年紀，跟我們說，應該能應聘上，現在很缺人。
我帶著母親去管理處找經理。
管理處設在商場的負一層，屋頂是各種管道通風器材，我找到裏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經理。她看了看母親，問母親都幹過什麽活兒，母親用方言一一答復，我又重新轉譯成普通話給經理。母親的話匯集起來只有一個意思：能吃苦。經理拿來一張表格，我在那張簡易的辦公桌上，幫母親錄入基本資訊，簽完一份簡單的合約，帶她錄入指紋。
合約上寫，全日制員工一個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時，一個月2500元；每天工作16個小時，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話，8小時制，加班費80元一天；16小時制，加班費160元一天。母親在大半輩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險一金為何物，這次同樣沒有。
當時，深圳市的最新最低薪金標準是：全日制勞動者最低薪金標準為2200元/月；非全日制勞動者小時最低薪金標準為20.3元/小時。
她選擇了8小時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點至下午3點。這符合她最初的預期。
緊接著，經理叫來一個保潔阿姨，說讓她帶帶我母親，看看活兒應該怎麽幹，算是「培訓」。母親帶著清潔工具跟著她的「老師」走了，雖然她只會說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個小時，母親就算是入職了這家深圳福田區的高端商場，成為一名保潔員。
她擁有了一套工衣，一個名牌，一個盤住頭發的發卡，辦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親擁有了自己的職業名稱：保潔員。雖然只是一名保潔員，她還是很開心終於找到了工作，滿心期待著拿到薪金的那一天——那將是第一次，她的薪金以準時到賬的方式打進銀行卡裏。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錢，都是現金。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領外套、黑色的直筒褲，盤發的發卡是古典的深藍色蝴蝶結，她在縣城大潤發超市買的薄底黑色瑪麗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場。編號為「6165」的不銹鋼制、長條形名牌，必須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親著一身標準的保潔員裝扮，穿過熙攘的人群，迎著深圳熹微的晨光走進深南大道旁的超級商場，正式開啟了她在深圳的保潔工作。
（本文摘選自【我的母親做保潔】）
【我的母親做保潔】
張小滿 著
光啟書局
2020年，52歲的母親從陜南農村來到深圳務工。獨立生活十幾年後，「我」與母親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個屋檐下。我們在狹小的房間中爭吵，母親看不慣「我」的花錢方式，「我」難以忍受母親的生活習慣。我們深陷彼此纏結、負擔和依賴的關系。然而我們彼此相愛，「我」深知母親的軟肋便是對我毫無保留的愛。於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親在礦場、在建築工地揮灑了年輕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寫字樓的幾格空間中做保潔員。「我」想記錄下母親的打工史，努力穿梭過她記憶中的生命。母親的人生為做著螺絲釘般 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塊生活的「飛地」，讓「我」得以喘息、回顧，珍重自己的來處。這是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場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