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學：情境、個人與案例】序言
作者 | (美)霍頓
轉譯 | 尹繼武、林民旺
正文 | 5512字
閱讀時長 | 約8-15分鐘
譯叢總序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一位先哲如是說。起初，智慧或許只是一絲火花，飄落於人的頭腦中。那些消失在茫茫腦海中的智慧之花，只有少數是幸運的，它們在智者的敏銳撲捉下，經敘事和言說，流傳於世。於是，思想的世界才有了經典。政治心理學，作為一門系統的學科，至今不過百余年。論說時間，論說影響，自然難以與傳統人文學科並肩。所以，何謂政治心理學的經典，何以成為經典，自然成為知識敘述時不可回避的問題。
雖然政治心理學晚近才得以興起、發展與繁榮，但我們看到，借助於心理學學科的迅速發展，同時在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勢推動下，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和社會影響。任何思想的盛宴，均不可脫離盛宴的主人而空談。同理，政治心理學的奠基和發展，也離不開一批先哲，正是他們的拓荒與耕耘，才有了今日學科發展的繁榮。回首歷史，我們應時刻銘記於心的是，那些思想前輩，在早先的學術研究條件下，生產了哺育後來者的一批經典著作。在學科發展史上鋪下一塊塊磚石的前輩們，烙下了不同時代、研究階段的特征。或汲取當時的心理學理論營養，或專註於問題領域研究，或從案例分析中歸納規律，或偏重於定性分析，或訴諸於心理學實驗或定量技術。凡此種種，他們對政治心理學的拓展性貢獻，他們所提供的智慧和思想，是後人受益無窮的。
從華萊士第一次試圖從人性的角度來分析政治非理性，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拉斯韋爾在美國對政治心理學的開山貢獻，政治心理學學科已經初現雛形。那時候，精神分析學說成為主流的理論營養，這也滋養了幾位傑出的後來者，比如喬治夫婦和艾歷森等人。隨後，心理學中認知革命興起，政治心理學全面走向了認知路徑。關於選舉政治、政治態度以及外交決策等方面的研究，均是乘認知革命之東風，成為戰後政治心理學的主流。同時，社會心理學也開始發揮影響，造就了一批研究群體政治心理的經典之作。最新、也是最為前沿的政治心理學，可能更多走向了情感和情緒研究的回歸，以及進一步向實驗技術的邁進。
說實話，要從形形色色的研究中，挑選出政治心理學的經典之作，亦非易事。幸運的是，我們基於若幹種標準，經過反復斟酌，多方咨詢，細致盤點了政治心理學學科發展中的重要著作，陸續挑選了一些名家之名作。這種選擇，要麽基於選擇對學科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和推動的先哲及其著作，要麽選擇能夠全面反映政治心理學經典以及進展的著述，同時也不排斥新銳的力作，盡管他們的努力尚須時間證明。由於政治心理學的學科交叉性，我想，對於何謂經典或許見仁見智，但我們所選擇的著作，雖不敢稱之為巨著，但大多是不同研究路徑的裏程碑著作，或是學科發展史上的扛鼎之作，或是學科知識譜系的典範，或是引領前沿的新著。我們意在為海內外學界，呈現一幅骨肉鮮明的政治心理學知識圖譜。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理論是解釋過去的，而現實給我們帶來希望。一百年來，政治世界已是天翻地覆。縱然十年前，我們難以想象20年之後的政治世界。經典的著作，是對於當下時代和社會最為重要問題的回答。時過境遷，時代的發展，產生了新的問題，也對人的思想產生了新的沖擊。經典的著作，不在於對細枝末節的精雕細琢，而在於對人性與政治關系的永恒解讀。技術的變遷，可以改變世界，改變宇宙，但是它改變不了人性，也改變不了政治。所以，經典的政治心理學著作，一定是圍繞人性與政治這個永恒的話題，展開自己的敘述和解釋。唯有如此，經典才能傳承，經典才能感受。思想家之深刻，就在於對人性的深邃洞察，當然，心理學方法的突飛猛進，為我們更為客觀、全面以及深刻地認識自己，明白政治世界，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技術保障。
認識自己，理解世界，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政治心理學的經典之作，能夠給我們提供別具一格的思想啟迪。相信本套譯叢的出版，對於我們架構完整的政治心理學學科系譜，更好地理解政治世界中的人性，能夠貢獻綿薄之力。政治心理學的本土化，是一項長期的工程，我們也希冀為此提供一個良好的知識基礎。當然，譯作之中可能的紕漏及不當之處，還望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尹繼武 謹識
序言
從我能記事起，我就一直喜歡探究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行為的原因，盡管我費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我最大的興趣就其本身來說已是一個成熟的學術領域，名曰「 政治心理學 」。事實上，直到我去美國讀研究生，我才最終如願以償地找到了自己的愛好。我是在英國大學體系中接受教育的，但如今早已不記得我在錫菲大學讀本科時，是否接觸過政治心理學這個詞。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在英國大學裏，政治心理學已是「路人皆知」。我在大學裏接受的是經濟學專業的教育。初始，我有些天真地相信，我本該從微觀經濟學中學習與人類經濟行為原因相關的東西，但我很快失望地發現，許多經濟學家將各種事情簡單地假定為人類行為是正確的——將它們看作是「給定的」——繼而運用上述假定建構各類模型。
曾經有一個古老的笑話，講述工程師、牧師和經濟學家掉入一個巨大洞穴中的故事。自然，他們開始辯論脫離困境的方法，並且經過一番思考後，每個人都想出了一個建議。工程師說「讓我們組成‘人梯’，互相攀踩一下肩膀，這樣大家都有立足之處，我們就能爬出去了。」繼而牧師開始說了，並不出乎意料地提供了一種更具精神性的解決辦法：「讓我們手拉手一起向上帝祈禱，他會為我們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答案。」接下來該輪到經濟學家了。他沈思了一會兒，接著淡淡地向其他人說道「用梯子吧!」微觀經濟學的老師基於他們自己也承認明顯是不正確的人類行為(完全資訊、沒有誇大等等)假定，徒勞地嘗試將各種圖表的偏好曲線和移動線(shiftinglines)灌輸給我。[在米爾頓·弗列特曼(Milton Frid man)之後]他們從不推薦應該把它們當作「好像」是正確的來處理。這絕對不是我所要的，並且我也沒有在上面費多大功夫。我並不想假定任何有關人類行為的事情。我想知道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是如何並且為什麽思考。
盡管錫菲的政治學系沒有開設政治心理學的課程，但它仍為我提供了卓越的本科教育。一貫迷人的政治理論家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Arblaster)將斯坦利·米爾格萊姆(Stanley Milgram)的電擊實驗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關於「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介紹給我(本書將隨後討論上述兩部作品)，這兩本書直到今天仍吸引著我。與此同時，在第一年中，我選修了心理學系的一些課程，但是無論他們嘗試想教給我什麽，都沒有給我留下什麽印象。他們似乎對觀察實驗室老鼠的學習(或其他)行為更感興趣，詳細描述無窮無盡的研究設計，談論大腦的生理構造。頗具諷刺的是，我將稍後看看它們對於理解政治行為是多麽重要，但當時我帶著這樣一種清晰卻完全錯誤的印象離開了，亦即心理學和政治科學是極少相互對話的幾乎封閉的兩門學科。第二年，我被要求要麽必修心理學，要麽必修政治學；並且我已經認識到，諸如對投票行為的經驗研究感興趣的政治學，並不僅僅是假定人們如何或應該如何投票，而在當時這些似乎是更有前途的路線。
直到我二十歲出頭第一次來到美國時，我才逐漸開始感覺到本書所包括的領域事實上是存在的。我選擇了另一個特別好的地方學習——匹茲堡大學政治科學系，這個地方有點像它在英國的後工業鋼鐵堂兄錫菲。我在學生時代的最大遺憾之一，就是我從來沒有機會選修卡內基·梅隆大學蜚聲於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課程，如果我上了他的課，那麽我可能更早就上路了。作為匹茲堡大學的學生，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跨校選課是有可能的(兩校走路也就幾分鐘而已)，但是西蒙是諸多學術領域的牛人，而且他的課堂總是爆滿。盡管如此，在匹大我已很幸運選修了喬恩·赫爾維茨(Jon Hurwitz)的「大眾政治」課程，這激起了我對大眾行為心理學的興趣，同時平衡了我對精英如何思考和行為的主要興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在學生時代所選修的最後課程之一，讓我最終發現了奠定本書支柱的傳統，亦即對我來說姍姍來遲的傳統。那時，布萊恩·裏普利(Brian Ripley)——他隨後成為我的良友與合著者——每年在匹茲堡大學教授一門名為「外交政策中的文化與認知」的課程。起初，我根本就不明白這個名字是啥意思，但是在與布萊恩交談後，我決定嘗試一下。作為我曾遇到的最好的老師，布萊恩嫻熟地將我引入外交政策分析的主題，我高興地發現，大多數主題事實上是運用認知和社會心理學理論解釋決策。當我越來越深入到這些主題當中，我認識到這就是我多年來時斷時續苦苦搜尋的傳統，並且這一傳統不僅僅只是赫伯特·西蒙，在這一領域還有其他的傑出前輩，諸如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羅拔·傑維斯(RobertJervis)、奧利·霍爾斯蒂(Ole Holsti)、內德·勒博(NedLebow)等等。我寫了一篇主題為國內和外交政策中的類比推理的博士學位論文，隨後基於上述視角，撰寫了一本關於伊朗人質危機期間決策的專著，並在大約十年中，發表了有關這一主題及其他方面的論文。盡管如此，我還是有意識地盡量不讓本書過度體現自身極為淺薄的貢獻。
雖然最近出版了好幾本將政治心理學介紹給學生的教材——事實上，這也是在既有教材脫銷很長時間之後——但是沒有一本教材能足以很好地反映我想教授給學生的想法。那是可以理解的：政治心理學是一門高度異質的學科，所以不同的教授以不同的方式授課。我撰寫本書，與許多研究人員撰寫教材的目的一樣：我找不到一本現存的著述能在一本書中包括所有我想討論的東西。特別是，我想寫這樣一本書：(a)寬泛定義「政治心理學」，將過去或現在並不首先承認自己是「政治」心理學家，但確實撰寫了關於內在政治主題的心理學家和研究者的著作包括進來；(b)對心理學中的情境論者(situationist)和性情論者(dispositionist)的傳統作出均等的判斷；(c)包括對有益於教學的某類清晰的組織設計進行一般介紹。自然，我希望本書服務於上述目的，對其他人亦是如此，或者至少本書應說服其他教授「政治心理學」的老師，應該用幾周講述本書所論述的而通常他們都沒有包括的主題。我也希望，本書能為那些專攻大眾政治行為，諸如選舉選擇的師生，以及那些研究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背景中的領導人和精英的師生充當一本介紹性的課本的功能。時常，政治心理學中的上述兩大「陣營」是獨立前行的，但是我希望本書能吸引他們當中的專家。
在我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諸多朋友給了我幫助。我特別想感謝勞特利奇(Routledge)的安娜·卡羅爾(Anna Carroll)、邁克爾·克恩(Michael Kerns)、莎拉·菲利普(Sarah Phillips)以及伊莉莎伯·倫納(ElizabethRenner)：當此計劃只是一封郵件附件中的粗略想法時，邁克爾特別鼓勵我開展這一計劃，並且安娜和伊莉莎伯的專業編輯大大地提高了手稿的質素。諸位匿名評閱人同樣提供了有益的評論，我已將其融入書中。關於第十一章認知神經科學的理念，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馬可·亞科博尼(Marco Iacoboni)以及佛羅裏達中央大學(UCF)的傑夫·貝德維爾(Jeff Bedwell)提供了大量的幫助，對我來說，認知神經科學的理念是最為新穎的，因為當我獲得博士學位時，它只是大多數政治心理學家(如果可以這麽稱呼的話)眼中的「小屁孩」而已。傑夫同樣特別友好地閱讀了那一章的初稿，並耐心地糾正了我的一些誤解。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戴維·珀爾(DavidPearl)同樣激發了我對認知神經科學主題的興趣，我感謝他提示我要掌握如今政治心理學研究生需要學習的一些最為尖端的方法。史帝芬·戴森(StephenDyson)，一位先前我在埃塞克斯大學的學生，如今已是康涅狄格大學的一名助理教授，在最新的運用操作碼分析的著述方面，對我產生了類似的影響，所以我同樣也感謝他。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將大多數章節的初稿分發給我在佛羅裏達中央大學政治心理學課程(POS4206)的學生。我應感謝上述課堂中的每一位學生，他們充當我的理念和初始努力的實驗者。特別感謝那些給我提供評論、建議和繼續前行勇氣的課堂成員，即使有時候只是指出打字稿和我所參閱的電視秀的錯誤名稱!我想特別感謝(依字母順序)Dacia Anderson，Frederick Ayer，Brendan Byrne，Michael Carrano，Travis Dawry，Lacey Fitzpatrick，Maggie Fundora，Dale Greenstein，Patrick Hines，Kenny Klamper，Bennett Lessmann，David Magovern，Genevieve Napolitano和Kimberleigh Swift。我知道你們都將繼續創造精彩的生活。
與之前的著述一樣，若不是因為我父母持續的愛和鼓勵，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若沒有他們持續不斷的經濟支持，我想繼續深造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同樣感謝他們的付出。寫完了一本書，同樣允許你可以與家人共渡更多的時光，而當你把自己關在屋子裏敲鍵盤時，他們常常得忍受你的「人間蒸發」。我感謝我的妻子安娜貝爾(Annabelle)、女兒伊莎貝爾(Isabelle)和兒子卡洛斯(Carlos)給我的愛和耐心，特別是安娜貝爾，她毫無怨言地在諸如迪斯尼世界和環球影城的地方照顧孩子，而爸爸卻呆在家裏寫作，在段落之間玩來玩去，並偶爾從瑪格麗塔酒(Margarita)中獲取點靈感。希望我的為人之父技巧從今能夠得到進步。
奧蘭多，佛羅裏達
2008年4月
本文來源：【政治心理學：情境、個人與案例】/(美)霍頓著；尹繼武，林民旺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12。書名原文：Political psychology：situations，individuals and cases。ISBN978-7-5117-1689-7。部份內容由編者整理，註釋從略。本文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於商業用途。如對本書有興趣，請購買正版書籍。如有侵權可通知予以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