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出土文獻重寫秦漢史，不僅有可能，而且大有可為，可謂今日秦漢史學者面對的重大機遇，怎能不令人心潮澎湃？
想了解漢初政區面貌，很困難。
秦漢史研究最大的障礙是史料匱乏。這在西漢政區地理研究上更為明顯。傳世文獻中，只有【漢書】保留了一份【地理誌】，完整記錄了西漢全國政區面貌。但問題是，這是西漢末年的政區記錄，漢初政區又是什麽樣子，誰也說不清楚。
上世紀80年代，正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的周振鶴先生想到一個辦法。他以【漢書·地理誌】記錄的西漢末年政區為基礎，結合【史記】【漢書】關於漢初政區記錄的零散記載，「逆推」出漢初政區面貌。周先生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他讓世人對漢初政區有了一個粗略的認知。也是憑借這一研究，周先生成為中國首批文科博士。不過，用周先生自己的話說，他復原的漢初政區，是用邏輯推理「計算」出來的。那麽，漢初政區是不是周先生逆推的那個樣子？
漢初是否存在廣漢郡
跨入本世紀，學者們遇到了一個歷史性機遇——大量漢初簡牘文獻的出土。這些簡牘文獻蘊含的政區資訊，是了解漢初政區面貌最直接，也最可靠的資料。其中，2001年公布的湖北荊州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秩律】最為重要。這份【秩律】記錄了呂後初年漢朝所有官員的秩祿等級，相當於一份「薪酬表」。最為奇特的是，這份「薪酬表」居然不厭其煩地把漢朝所屬280余縣、道（管理蠻夷的政區）長官都羅列了一遍。毫無疑問，這是了解漢初政區面貌最為重要的資料。但這份資料致命的缺陷是，280余縣、道是按照長官秩級排列的，並沒有列出當時漢朝有哪些郡，更沒有說明這些縣級政區屬於哪一個郡。所以學者們雖然意識到【秩律】的重要性，卻無法利用它窺探漢初政區建制。
在【秩律】的利用上，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晏昌貴先生。他發現【秩律】280余縣、道的排列，存在一些規律。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規律，是各縣、道按照其上屬郡集中排列。這一規律的發現，使得利用【秩律】研究漢初政區成為可能。
例如，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稱廣漢郡為漢高帝所置，【水經註】更明確記錄漢高帝六年置廣漢郡。所以直至周振鶴，甚至晏昌貴先生本人都堅信漢初存在廣漢郡。可是，如果漢初真的存在廣漢郡，【秩律】巴蜀地區的縣、道排列就毫無規律可言。反倒是按照巴郡、蜀郡的劃分，縣名排列規律井然。【二年律令】中還有一篇【行書律】，其中一條律文涉及減免巴蜀地區「郵人」的賦稅和徭役，律文只提到巴郡、蜀郡，也沒有出現廣漢郡。正是基於【秩律】【行書律】透露出的政區線索，我提出漢初並不存在廣漢郡。由於這個觀點完全顛覆了傳世文獻的記錄，幾乎沒有人敢於接受。
又如，【漢書·地理誌】稱九原郡於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為五原郡，按照這種說法，漢初陰山一帶應該同時存在九原郡和雲中郡。北京大學的辛德勇先生便持這種看法。但是【秩律】陰山一帶的縣名排列只能分為一組，無法區分出兩組。漢初肯定存在雲中郡，【秩律】陰山一帶的縣名排列，顯然是漢初存在九原郡的不利證據。
秦代曾設定陽陵縣，見於大名鼎鼎的「陽陵虎符」。上世紀末公布的裏耶秦簡中，有一批追討陽陵縣戍卒債務的公文，又引發學者對陽陵縣的關註。秦代陽陵縣究竟在哪裏？清朝以來眾說紛紜。而這個陽陵縣，也出現在【秩律】中，跟巴郡屬縣排在一起。所以復旦大學的周波先生認為，秦代的陽陵縣就在巴郡。不過，【秩律】陽陵縣排列在蜀郡縣名和巴郡縣名之間。我就提出，不能排除陽陵縣在蜀郡的可能。
2023年，又一批重要的漢初出土簡牘文獻公布，那就是荊州張家山336號漢墓竹簡。這批竹簡中有一份包括十六篇律文的法律文獻——【漢律十六章】。這之中雖然沒有【秩律】，卻有一篇【遷律】，同樣蘊含豐富的漢初政區資訊。秦漢時期，對於一些觸犯律令的罪人，會讓他們遷徙到邊塞作為懲罰。【遷律】就是對犯人遷徙地的安排。張家山336號漢墓【漢律十六章】的制定年代為文帝元年，與呂後元年制定的【秩律】，年代非常接近。這就可以把【遷律】【秩律】所反映的漢初政區資訊進行對讀，來檢驗以往的一些認識。（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