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同誌出身革命家庭，其父曾追隨過孫先生，他自小受父親影響，對於自由和民主很是崇尚，對於封建和愚昧很是厭惡。16歲那年，他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彼時東北剛剛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國府卻對此無動於衷，這引起了廣大學生團體的不滿，於是大家便紛紛前往南京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關外，驅逐侵略者。
汪道涵也參加了此次規模浩大的請願活動，與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們聚集在總統府門前，高喊各種愛國口號向蔣介石施壓。但誰料蔣介石根本不理會學生們的一腔熱血，為了盡快平息事端，他居然派遣軍警強行驅散請願的學生，將大家趕回原籍。此舉讓汪道涵很是失望，他意識到國民黨的本質只是一個利益團體，而非救國救民的革命政黨，於是他便轉而開始接觸共產黨，閱讀一系列共產主義專著。
在經過1年多的了解後，汪道涵認為共產黨才是中國革命的真正引導者，也是唯一能拯救中國的政黨，所以他便毅然決然加入紅色陣營，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戰士。1933年，他在做街頭宣傳的時候，遭到軍警逮捕，被關進大牢之中，期間還遭到了諸多肉刑折磨。後來，是他的父親四處奔走、托關系，這才將他拯救出來。
事後，父親勸他不要太沖動，否則很可能會丟了自己的性命，並要求他立即脫離中共黨組織，回家找個體面的工作安穩過日子。汪道涵表面上順從父親，但私底下卻還一直和黨組織保持聯系，並在黨組織的支持下，秘密從事外圍革命活動，動用一切手段擴大共產主義的影響力。
抗戰爆發後，父親終於不再阻礙汪道涵幹革命，汪道涵隨即聯合幾個誌同道合的好友，成立了一個抗日團體，面向全社會募捐善款，支援前線。上海淪陷之後，整個長三角完全暴露在敵人的鐵蹄之下，汪道涵擔心日本人打過來之後，父母兄弟會遭遇不測，所以便勸說父親向陜北搬遷，以躲避戰火。汪父是個非常深明大義的人，很快便同意了汪道涵所請，於是在1938年10月，汪家舍棄老宅子，拖家帶口沿著長江西進，到達武漢後再轉而向北，直奔延安。中共黨組織對於汪家人很是歡迎，馬上為他們安排食宿，同時還將汪道涵吸納到陜北公學學習。
1938年，汪道涵被派往安徽從事抗日工作，次年，他被又被編入新四軍中，擔任某支隊副政委，同時還兼任嘉山黨委負責人。嘉山地處日戰區和國統區交界地帶，情況十分復雜，汪道涵為了讓革命隊伍能在此處站穩腳跟，一方面堅決動員農民、工人支持抗日大業，穩固群眾基礎；一方面與當地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軍談判，希望國共雙方能聯合作戰，一致對外，不要同室操戈，讓日本人漁翁得利。
1941年，蔣介石暗中授意華東、華北的國民黨軍「圍攻」人民武裝，大搞「排共」，嘉山一帶的國民黨軍接到命令之後，馬上大舉進犯汪道涵所在的革命根據地。汪道涵在請示了上級之後，馬上排兵布陣堅決予以反擊，維護我方的合法權益，但同時，汪道涵也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並沒有進一步擴大事端，以免破壞統一戰線。
抗戰結束後，汪道涵轉往山東軍區工作，並參加了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的支前指揮。1949年中旬，他跟隨三野南下，浙江解放之後，他就任杭州副市長，並兼任省政府高幹。1952年，他被調到國務院任職，主管第一機械部，80年代初，他主政上海，並在黨中央的指示下，在滬地有序開展經濟體制改革，將上海推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1987年，他因為年事已高，主動申請結束政壇，但在1990年，黨中央又重新啟用他，安排他到一個半官方組織任職，專門負責處理有關台灣方面的事宜，爭取消解海峽兩岸的誤會和矛盾，促進雙方加深交流，爭取和平統一。一直到90年代末，汪道涵才正式卸下所有重擔，正式退休療養。
早年汪老在上海的主政的時候，曾經大力提攜過江同誌，江同誌很感激這份知遇之恩，一直視汪老為「恩師」，始終對汪老恭敬以待。汪老的子女們也都非常優秀，其中長子王致遠更是一度官至中將，是解放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