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歷來被視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在這場戰爭中無數誌願軍在異國他鄉揮灑熱血，譜寫了一曲曲英雄的贊歌。
長期以來總有人認為，抗美援朝是在毛主席決策，彭德懷掛帥，誌願軍拼死抵抗美國侵略的一場戰爭，周總理一直在後方主持經濟工作，從未參與到這場戰爭中來。
而這樣想，恰恰是對周總理最大的不公平，他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同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協助毛主席調整戰略方針
抗美援朝是國家大事，在決定出兵北韓之前，中央曾多次召開工作會議，商討出兵北韓的具體細節。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再次主持召開會議，而此時周總理剛剛從蘇聯回國，並且帶回了蘇聯無法提供空中掩護的訊息。
鑒於此時北韓人民軍已經損失慘重，敵人已經打到了鴨綠江邊，情況可謂是危急萬分。毛主席本想爭取蘇聯的空中掩護，以減小誌願軍的傷亡，但蘇聯拒絕後，就不得不調整戰略部署。
10月19日，誌願軍在夜色掩護下跨過鴨綠江，正式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征程。
戰爭開始後，誌願軍接連發起了五次戰役，給予敵人以沈重的打擊，戰線也由鴨綠江邊推進至三八線附近，從此便開始了兩軍的拉鋸戰。
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裝備著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而誌願軍卻在其極快的推進速度下，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戰場休整。
這樣不僅會讓誌願軍戰士越來越疲憊，就連鬥誌也無法徹底激發出來。
而且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誌願軍部隊的後勤補給也逐漸出現問題，長此以往必然會對戰局帶來極大隱患。
國內的毛主席和周總理雖然不在戰場，但卻對整個戰局有著清醒的認知，面對這一嚴峻的情況，1951年2月時，毛主席與周總理幾經商議下，再次調整了戰略部署，決定采取「輪番作戰方針」。
這一方針的主要內容，就是利用戰爭的間隙，將前線作戰兵團分批撤回國內休整，再從國內選派精兵猛將趕赴北韓戰場。
為實作這一戰略部署，周總理親自主持起草了軍委給誌願軍和各大軍區的電報，制定了更加詳細的輪番作戰計劃，並報請毛主席批準後下發。
1952年1月，前線的誌願軍發現一件怪事，明明是冬季，戰場上卻發現了大量的蒼鷹、跳蚤等昆蟲，且都分布在誌願軍前線各單位附近。
這一反常現象很快被前線部隊報告給了誌司，隨後誌司又將這一情況匯報給了周總理。
根據周總理的判斷，美軍很可能在戰場上使用了細菌武器，要與誌願軍打細菌戰，隨即周總理便對此事做出六條重要指示。
其一是對昆蟲標本做檢疫；其二是向北韓運送防疫器材；其三是發表政府聲明，譴責美軍行為；其四是向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理事會提出建議，發動世界人民譴責美國的這種戰爭罪行；其五是指示誌願軍做充分的防疫動員；其六是通報蘇聯，尋求相關支持。
這六條指示操作下來，美國實施細菌戰的陰謀徹底敗露，不僅沒有達到軍事上的目的，在政治和道義上也遭到了失敗，而這一切都歸功於周總理。
如果說對北韓戰場上的戰略部署，周總理大多數都是在協助毛主席的話，那對於後勤保障方面的協調，則有周總理一份大大的功勞。
為前線部隊協調後勤保障
打仗，歸根結底就是打經濟，而誌願軍入朝作戰是一場跨越國境的戰爭，北韓又無法提供補給，所有後勤補給都依靠國內。
韓戰爆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時間，國民經濟狀況才剛開始好轉，而北韓的現狀則對誌願軍後勤供給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誌願軍入朝之前，中央就將東北地區作為抗美援朝的後勤補給基地，然而僅靠東北地區支持前線作戰，也的確吃力了一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總理指出：「只要東北有需要，我們將全力以赴幫助其解決困難，我們就是東北的後盾。」
周總理的指示更加堅定了東北地區支援前線的決心，同時也在群眾中起到了很好的動員作用。
1951年5月，彭德華與誌司其他同誌研究後決定，加強誌願軍後方勤務工作。隨後在東北設立誌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專門負責誌願軍的後勤保障。
而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在後勤保障方面所需要的幹部、部隊、車輛、司機、物資等，一直都是由周總理親自負責的。
隨著國內建設的逐步完善，人民空軍逐漸開始發揮戰鬥力，周總理當即決定將剛改裝好的空軍和高射炮部隊派往北韓，專門負責保障誌願軍後方的交通補給線。同時又斥資向蘇聯購買了足夠裝備幾個師的武器裝備，也一並移交給前線誌願軍使用。
在國內方面，周總理下令呼叫國內各種物資，大力支援前線。
又號召國內各行各業增產節約以及捐款購買飛機大炮。
誌願軍戰場上，針對現有的情況建成了以鐵路公路運輸相結合的補給線，從後方物資基地到前線各軍，實作前後貫通、縱橫交錯的交通雲書網。
這一系列操作都對誌願軍的後勤補給起到了重大作用。
而在前線戰場上，誌願軍的補給得到了保障，便更加英勇的奮戰，直至將美國打回了談判桌上。
而在停戰談判之中，周總理也是實際意義上的主持人。
北韓停戰談判幕後主持人
在誌願軍的堅持抵抗下，美國幾乎用上了除核彈之外的所有現代化武器，可即便如此也無法徹底攻破三八線，而美國在北韓戰場上已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讓精於算計的美國人認為得不償失，於是啟動了與誌願軍和北韓人民軍的停戰談判。
對於和談，中央領導層是支持的，為了達成談判的目的，中朝雙方經協商之後建立了三條戰線。第一條線是中朝談判代表組，第二條線是前線指揮部，而這第三條線就是毛主席、周總理和金日成。
在談判開始後，一般是由第三線班子提供和談的總體方針，並在恰當的時機對談判過程進行指示，而具體的指示工作，中方一般都是由周總理來下達。
周總理自建國以來就兼任外交部長，曾出席過多個重要國際場合，擁有極其豐富的外交經驗，而北韓停戰談判，從本質上講也是一次外交角逐。
從1951年北韓停戰談判開始，到1953年美國正式簽訂停戰協定，期間的兩年多時間裏，由周總理親自起草和主持起草的相關檔，就有多達300余份。
1951年7月，北韓停戰第一次談判舉行，當時的形勢對美國來說更有利一些，於是美國便在談判桌上對中朝代表實施政治訛詐，要求將停火線劃在三八線以北。不久之後，周總理給正在談判的李克農發出指示：三八線為此次停戰的底線，不可退讓。
但美國代表不接受中朝代表的提議，堅持以美國擁有海空優勢為名，將軍事實控線劃在三八線以北20-60公裏範圍內。
針對美方的「海空優勢補償論」，周總理再次向前方發去電報：美方代表發言狂妄荒謬，完全是戰場的叫囂，而非談判停戰。
但另一方面，周總理也是個懂得變通的人，既然美國不希望在停戰協定上提到三八線，那就可以重新劃一條以三八線為基礎的軍事分界線，即臨津江以東劃在三八線以北，臨津江以西劃在三八線以南，這樣一來南北的面積就大致相當。
最終，在軍事分界線的問題上，美國接受了周總理的這份提議，從而達成了北韓停戰談判中，在實質性問題上取得的第一個協定。
整個過程之中雖然費盡周折，但這無疑是中朝代表取得的一次勝利，而這勝利與周總理及時提出切實可行的談判策略，以及靈活變通的談判藝術是分不開的。
1953年1月，美國總統緩解大選在即，周總理抓住時機，表達了中國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立場，他提出中朝方面準備按照此前已經達成的北韓停戰協定草案立即停戰。
而在戰俘問題上，周總理則主張先將戰俘交給中國，以保證對他們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此舉也贏得了北韓高層的支持。
整個停戰談判的過程中，周總理指導中朝代表團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適度的變通， 該堅持的一定堅持，可以讓步的問題適當調整。
在幾個關鍵問題上，對「堅持」和「讓 步」的正確、靈活的把握，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充分展現了周總理高超 的領導才能和談判指導藝術，最終促成了北韓停戰協定的簽字，使北韓問題終得到解決， 對新中國來說無疑是一次軍事和外交鬥爭的重大勝利。
指揮停戰談判取得勝利是周總理為抗美援朝戰爭做出的一大外交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