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一個人「沒有眼色，看不清局勢」，我們一般喜歡用「1912年當太監，1949年入國軍」來比喻。
那麽有沒有什麽比「49年入國軍」更沒眼力界的事情呢？
有。
那就是明明都在1949年起義了，結果又在1950年想要「投誠」蔣介石。
這個人是誰？他後來怎樣了呢？
「忠將」劉萬春
這個人叫做劉萬春，他曾是國民黨第九兵團中將副司令官兼第111軍軍長。他能夠發家和蔣介石的「賞識」有很大關系。
1927年，還是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去武漢視察部隊時，臨時起意，決定去位於湖北夕陽的獨立第8師視察。
這種突然決定自然是沒法事先準備的，但第8師師長劉春榮絲毫不慌，帶著蔣介石就去了1團參觀。
一行人到了地方後發現，一團各營、連官兵正在團長劉萬春的帶領下練習刺殺、跳木馬、做單雙杠。
當時，劉萬春只穿了一件絨衣，正在練單杠，突然聽到身後傳來了一聲「立正！」
回頭一看，自己的師長正陪同著一位十分眼熟的男子來到了自己身後，沒過幾秒他就反應過來了，這不是畫像上經常見到的蔣總司令嘛！
他趕緊把旁邊的軍裝抓過來，穿好衣服，扣上紐扣。
蔣介石擺了擺手，讓他接著練就行，結果劉萬春仍然規規矩矩的穿好衣服，並跟蔣介石行了個軍禮。之後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先以正面向上的動作跳上單杠進行倒立，然後做了4圈車輪後才下杠。
蔣介石問他練了幾年，劉萬春回答：「從上陸軍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直到現在，就沒有中斷過。」
這件事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劉萬春開始「官運亨通」，1930年被提拔為旅長，一年後又調到太原綏靖公署，擔任少將高參。
1933年蔣介石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並親自擔任團長，點名調劉萬春過來當少將科長。
正是因為蔣介石「賞識」，劉萬春一路升官，擔任的基本上都是實權正職，就算是當副職也是過渡性質的。
比如，1943年擔任第3軍17師師長，1949年1月擔任111軍軍長。
劉萬春因此對蔣介石「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但是在1949年有一個尷尬的問題擺在劉萬春前面，他是傅作義的部下，而傅作義已經決定起義了。
綏遠起義
遼沈戰役結束後，位於華北的傅作義部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對於傅作義來說，究竟是往西跑去察哈爾、遂遠，還是往南跑去青島和煙台，實在難以抉擇。
蔣介石也擔心傅作義的大軍會投靠解放軍，決定讓傅作義擔任東南軍政長官，讓他率部南撤。眼見傅作義猶豫，又請司徒雷登和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去北平，說「願意直接派美軍來援助固守北平，天津和塘沽。」
傅作義可不願意讓美國人進入自己的地盤，直接拒絕了。他打算和解放軍「碰一碰」，把嫡系部隊調進北平駐守，同時在張家口一帶和綏遠一帶留下了111軍和步兵第7師、騎兵第12旅、第13旅、228師。
但事實證明，傅作義根本「碰」不過，部隊被解放軍分割包圍，手下人死的死，俘的俘，逃的逃。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後，傅作義知道大勢已去，只得接受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劉萬春所在的遂遠，就成為了國共重點爭取的目標。
如今北平都拿下來了，解放軍的主要目標轉移到了國民黨殘部的主力方面，對於遂遠，沒必要急。
在這一大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不同於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的「遂遠方式」。即保存一部份國民黨軍隊，對它進行暫時讓步，可以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不動，只要求它們保持中立。
在這期間，由董其武做好內部的思想工作，我們也會派一個聯絡處過去的，大家先把郵政、貿易搞起來，貨幣統一起來，由董其武選擇合適的時機舉行和平的起義。
前面說了，劉萬春是忠於蔣介石的，雖然他不怎麽願意打內戰，但對於起義一事，內心總有別扭感，而且不怎麽配合工作。
比如，劉萬春說，「聯絡處來了後的安全不歸我們管」，董其武就偏讓他承擔聯絡處的安全責任，這樣才能保證安全。
然而，在之後開會的時候，劉萬春卻又開始了刁難，說：「聯絡處人的武器必須集中起來，交給我們保管，而且不能上街，否則出了問題，責任我不負責。
【奮鬥日報】近期刊登了很多新華社的訊息，成了共產黨的報紙，聽說有人要砸了它。哦還有那個李健生（共產黨員，董其武部隊的政工人員）最近很跳，聽說有人要打他。」
然後，當天晚上【奮鬥日報】報社就被人給砸了，印刷機被砸毀，包括編輯在內的很多人被打傷。
打人的，正是111軍258師政治部主任趙元德。
董其武當時有很多事要忙，雖然知道這件事和劉萬春脫不開關系，但還是沒怎麽著他，只是把趙元德驅逐了出去。
誰曾想，過了沒倆星期，就發生了七二四事件。劉萬春曾經的馬弁（護兵），111軍258師連長李錫慶，帶著幾十名官兵襲擊了中共聯絡處駐鐵路工作群組秘書王士鑫及王保堂、陶俊、光棣等4人，然後劉萬春又讓李錫慶的團長段錦堂去追捕，追上之後也沒有押回，直接當場將之槍決。
明眼人都看的出這背後是怎麽回事，劉萬春敢這麽搞，是因為收到了國民黨軍國防部代部長徐永昌的指示，說傅作義起義是「逼不得已」，還給他們帶來了李宗仁寫的信，要他們「率部西撤，同寧夏，甘肅，青海聯合起來，鞏固西北。」
之後，徐永昌還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孫蘭峰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九兵團中將副司令官，兼111軍軍長，透過這種方式剝奪了董其武的軍事指揮權。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綏遠起義的工作也一直在順利推進，傅作義專門於8月24日抵達遂遠進行慰問。
徐永昌拿著蔣介石和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勸他去廣州，但被傅作義拒絕了：
「毛先生不同於蔣，即使不能如願，我解甲歸田，也能安度晚年。我早已無所他求，高官厚祿、豐功偉績，都不過為過眼煙雲，隨消即逝。思之再三，對於國家和人民，我已是有罪之人，余生僅想戴罪立功，不敢他圖。請次宸兄不必再多他言。」
勸不動傅作義，徐永昌就去勸劉萬春，劉萬春信誓旦旦的說：「請轉告蔣總裁，我駐綏國軍永遠是‘黨國的忠誠將士’，起義後隱蔽為‘內應’，一定堅持到‘反攻、光復’的那一天！」
雖然這麽說，在9月18日於包頭舉行【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時，劉萬春還是繼董其武之後在第三個位置上簽了字。第二天淩晨3點，孫蘭峰想通了，在為他預留了簽字位置的地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至此遂遠正式和平解放。
死罪可免，活罪難赦
劉萬春在起義後表現的很積極，說：「一定跟隨傅、董二位長官，走共產黨領導的光明道路。」他還主動要求帶隊進駐寧夏，支援人民解放軍解放寧夏。
因此，1950年1月111軍改編為解放軍第36軍後，劉萬春仍然擔任軍長。
但就像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中說的那樣：
「決不可以認為反革命力量順從我們了，他們就成了革命黨了，他們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圖就不存在了。決不是這樣。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分子將受到鎮壓。」
哪怕是傅作義，在北平剛解放的那段時間也有過不一般的心思，還想要「以圖後變」。畢竟一個人幾十年時間養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並不是一個早晨就能夠扭轉過來的。
劉萬春雖然當上了解放軍的軍長，卻仍然「心念舊主」，多次派營長李玉函去香港和蔣匪特務勾結，並領回來了蔣介石發給劉萬春的委任狀。
這種事顯然瞞不過去的，華北局、華北軍區在掌握了確切的證據之後，正式決定抓人。
聶榮臻專門將傅作義、董其武請去開會，原原本本的展現了劉萬春通敵的證據。
鐵證如山，傅作義和董其武本不好說什麽。但終究是多年的下屬，因此董其武含著淚說道：「既然他們背叛人民，罪證確鑿，請司令員和政委依著革命紀律辦吧！不過，念及他們都是參加起義簽字的人，希望考慮從寬處理。」
毛主席在【新五代史·王彥章傳】中，曾寫過這麽一句批語：「殺降不可,殺俘尤不可。」
連俘虜都不殺，更別說是參與過起義的劉萬春了，對於聶榮臻的請示，主席只是說：「按其武說的辦。」
於是，聶榮臻下達批示：「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劉萬春被送去進行了改造，最終於1967年刑滿釋放出獄，還當上了北京政協委員。
劉萬春最終活到了1990年，享年90歲（一說92歲），他對於自己的過往深有感觸，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說：
「人生是有限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是公正的。真正反映歷史面目，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每個人都應順應歷史潮流及歷史所趨而做出對人民有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