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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帥講授戰役學令諸將嘆服,陳士榘感慨:外國軍事家應該買票來聽

2024-03-02歷史
用幾十個大小不一的石洞當教室和宿舍,石壁做黑板,石塊做桌椅,誰又能想到中國另外一所和黃埔齊名的著名軍校,教學環境竟然如此的原始和簡陋。主席就曾詼諧地對抗大的學員講到:
「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著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煉。什麽時候下山呢?天下大亂就放你們下山!」
1936年,為了給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積蓄幹部能力,提升紅軍戰略戰術水平,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後更名為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在瓦窯堡正式建校,規定紅軍軍團長到連排基層幹部都必須在抗大接受輪訓。當時的紅軍一窮二白,所以抗大在教學設施上可能跟一些鄉村私塾差不多。但如果論師資和學生水平,抗大卻足夠在世界軍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當時擔任紅一軍團第4師參謀長的陳士榘就曾說:
「不要看不起我們的紅軍大學,有幾個老師都是世界級的。主席給我們講戰略,那是世界級大師;林彪講戰役,要是賣門票,全世界的軍事專家都會來買。」
正如陳士榘所言,當時抗大的軍事講師「金三角」陣容堪稱絕對的豪華。主席講授戰略學,經常結合紅軍經歷過的戰例具體分析,不脫離實戰,卻又敢大膽設想,極受學員們歡迎。
比如講到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時,主席就強調敵人對蘇區發動大規模立體攻勢,目的就是尋求紅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這個時候紅軍最正確的選擇應該是避實就虛,主動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去到敵人兵力最為空虛的後方發展,積蓄力量。但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在當時卻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寄希望人數火力全面處於劣勢的紅軍用陣地戰去擋住敵人的飛機大炮,最終導致了數萬紅軍血染湘江,這是極大的錯誤。
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到江西八萬勁旅,再到遭遇失敗後被迫開始長征,所有的紅軍指戰員都經歷一場大起大落的人生歷程,中國革命也經歷一次戰略上極端碰撞。在遵義會議上,主席說服了紅軍的核心領導來集體接受自己的戰略思想。在抗大,主席更是用自己高超的戰略講解說服了這些未來的紅軍指揮員們。讓紅軍從上至下的擁有同樣的戰略理解,正是抗大最為神奇的地方。
而抗大另一個神奇之處,在於講解戰術學的那位老師,正是主席的「老對頭」德國顧問李德。李德打仗是典型的「軍事教條主義」,不懂得分析中國國情,照搬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在戰術上,李德卻也有過人之處。他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是正牌的軍事科班生,單純的軍事理論水平過硬。
在遵義會議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被解除,繼續跟隨紅軍長征。經過長征的實踐驗證,此時的李德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觀念,並打心底裏佩服主席在戰略上的高明。擔任抗大老師是李德來到中國後的第二份正式職務,讓一個外國的軍事顧問全職教授戰術,在當時也算是最高級別的規格了。
抗大「金三角」的最後一位,則是擔任校長兼戰役學老師的林彪。當時的林彪年僅29歲,卻已經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威望很高。讓這位黃埔軍校畢業的年輕軍事家擔任抗大校長,承擔起培養軍政人才的重擔,足以看出主席對他的信任和期望。
林彪打仗喜歡研究新戰術,強調指揮員要根據地形地勢設計戰法,不打猛沖猛打的莽撞仗。在講課時,林彪也是註重講解系統性的攻擊套路。抗大的學員們就曾評價到:
「林彪講課深入淺出,一場戰役如何布陣,攻擊何時展開,首尾如何呼應,沒有一點廢話」
楊成武上將後來還特意寫過一篇【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的文章,裏面詳細記錄這樣一段情景:
林彪一擺手,叫來幾個戰士,給他們編號為甲、乙、丙、丁。然後他讓戰士甲站在院子中間,說這是守城的敵人;戰士乙端著槍從左邊向甲跑去,臥倒成戰鬥姿態,說這叫左翼迂回。
接著又命令戰士丙做了右翼迂回,戰士丁從正面進攻的準備姿態。林彪揮動雙臂從兩側向中間合抱,說乙和丙的動作叫迂回包圍。說完,收回兩臂,右手並攏五指,猛然向正前方一插,說丁的動作叫中間突破。」最後,林彪環視了一下看得入神的紅軍指戰員們,問道「明白了嗎?」
紅軍將領除了黃埔和講武堂那一批外,其余的大多都是農民、工人出身,從戰士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原先都不懂什麽是包抄、迂回、圍點打援。但是林彪用四個戰士,幾個手勢就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戰術教學課,或者說是別出心裁的沙盤演練,讓那些大字不識的指戰員們都是一看就明白,甚至有人情不自禁地感慨到「原來當年打仗繞來繞去的叫迂回啊?我還以為首長們在瞎搞呢。」
除了這些「大牌」的軍事課老師,抗大的學員也都是來頭不小。1936年征召的第一批學員更是稱得上是真正的「三高」。
(一) 軍銜高。抗大一期學員38人,全部來自紅一方面軍和十五兵團的師以上幹部,1955年授銜時最低軍銜都是中將,其中就包括羅榮桓、羅瑞卿、譚政、楊成武、劉亞樓、張愛萍這些威震國內外的名將,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將軍科」
(二) 傷病率高。第一批學員當時平均年齡27歲,都經歷過長征,參加或指揮過大小戰役數十場,人均槍傷3處。
(三) 懸賞高。如果把蔣介石對這些將軍們的懸賞金額加在一起,總數超過200萬銀元。
1937年1月19日,抗大搬遷至延安,同時迎來第二批幹部學員,其中大部份都是四方面軍幹部。而也正是抗大的第二期,發生了著名的「出走事件」。
因為長征中的「路線問題」,四方面軍的將領在抗大學習的同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審查和批評,這也讓很多紅軍將領心中產生了不滿的情緒。
許世友是四方面軍的一員驍將,生性直率,打仗喜歡身先士卒,曾直言自己是「專職的敢死隊長」。進入抗大學習後,許世友對一些人亂扣帽子的行為暴跳如雷,甚至聯合了30多位四方面軍的幹部學員,想要偷偷溜回四川去打遊擊。
事情被揭發後,許世友等人被關了禁閉,等候處理。主席在了解過具體情況後,也是親自到關押許世友的窯洞中,和他促膝長談,化解他心中的誤解和困惑,並鼓勵這位犯了錯誤的學員:
「你許世友如果是條漢子,就應該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掄圓大刀片,再幹一番事業!」
主席禮賢下士,逐一走訪了受到牽連的學員,以他的胸襟和風度感化了這些飽受委屈的將軍,並免除或者減輕了抗大對他們的處罰。那些在高壓下桀驁不馴的熱血男兒,終於解開了心結,紛紛流淚表示「一生跟著主席走!」
洪學智、許世友、王建安,這些抗大二期的「問題學員」,在經歷這一次的風波之後,得到了一次徹底的轉變,成為了信仰最為堅定的一批共和國戰將。
抗大建校共9年,招收了8期學員,培養了20多萬優秀的軍政幹部,被譽為「烽火熔爐」和「將星搖籃」。在這裏,走出了共和國數百位開國元勛,走出一批又一批的紅色指戰員,這是這個國家真正的第一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