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史冊上，"四渡赤水"是赫赫有名的轉折點。
正是透過這一系列靈活周密的戰鬥，紅軍擺脫了敵軍緊迫的圍追堵截，擊破了蔣介石固守的圍剿網，破曉了勝利的曙光。
更為關鍵的是，這不僅為紅軍指明了勝利的方向，也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中的領導地位，贏得了全軍上下的信任與服從。
那麽為什麽說「四渡赤水」後，紅軍上上下下才對毛澤東徹底服從？
戰略奇跡，領導轉折
在中國革命的壯闊史詩中，四渡赤水戰役以其戰略轉折的重要性和指揮藝術的高超卓絕，被永久地銘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那是一場鬥智鬥勇的較量，一場以弱勝強的奇跡，是戰爭史上的一曲贊歌。當時的紅軍，面對敵人的重重圍堵，處在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然而，在這樣的背水一戰中，毛澤東大刀闊斧地改變了以往的戰術，以變應變，以靜制動，把握戰局的主動權，引領紅軍四次巧妙地渡過赤水河，最終撕破敵人的鐵幕，實作了一次次的突圍。
四渡赤水，不僅是一場戰略的勝利，更是一次領導權的交鋒。
遵義會議雖然標誌著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但真正的領導權是在炮火和行軍中錘煉出來的。
透過這一連串的輝煌戰績，毛澤東不僅贏得了軍隊的信任和擁護，也確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紅軍在他的帶領下，不再是盲目的追求大規模決戰，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運籌帷幄，以小兵團靈活機動的戰術，把戰爭進行到了深入。
在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的軍事智慧和領導魅力得到了全面展現，他的名字與「生死之交，勝敗之間」的偉大轉折息息相關。
而這場戰役，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長征的走向，為紅軍尋得了一線生機。從此，紅軍的每一步都凝聚著毛澤東的智慧和意誌，每一次的成功都印證著他作為領導者的非凡魅力和不容質疑的權威。
遵義會議的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行程，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走向，都具有裏程碑式的深遠意義。
在這場關鍵的會議上，毛澤東的聲望雖然得到了顯著提升，但他的權力並沒有立即得到明確的和全面的確立。
會議的焦點是糾正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錯誤，這種糾正在軍事指揮上得到了初步體現，但是在黨的總體領導結構中，毛澤東的位置並沒有如後來那樣高度集中和權威。
盡管遵義會議為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在當時，中共中央的權力結構仍然處於動態變化之中。
博古作為中央負責人，盡管在會議上受到批評，但仍未被完全撤下。而李德，盡管在會議期間遭到了某種程度上的邊緣化，他的國際背景和經驗仍讓他在某些事務中保持著咨詢的地位。
斯諾的觀察更是印證了這一點：毛澤東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後，仍對博古持有一定的信任，對李德保持尊重，並經常與他交流咨詢。
當時，遵義會議之後的紅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軍事上的敵對勢力圍追堵截，黨內的權力鬥爭暗潮湧動，這一切都需要在實踐中逐步解決。
毛澤東的軍事才華和政治智慧，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和檢驗。
遵義會議雖未明確其最高領導地位，卻是毛澤東重新崛起的關鍵起點，為他後來全面掌握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奠定了基礎。
從量變到質變
遵義會議雖標誌著毛澤東政治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但它並不是一切困境的終結。
實際上，會議結束後到一渡赤水戰役之前，毛澤東盡管名義上回歸中央領導核心，卻並未實際掌握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紅軍的北上入川計劃，它的制定與執行並未完全反映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遵義會議後定下的北上戰略，是在極端困難和緊迫的環境中做出的抉擇。
紅軍抵達赤水河畔，欲跨越天險，直抵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匯合。
然而，四面楚歌之下，赤水河的戰役遠比預想困難。
從1月24日至28日，紅軍在赤水河的若幹要沖，與地方勢力展開激烈對抗，雖勇猛卻步履維艱。
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並未得到充分發揮。
當時的作戰計劃，反映的是遵義會議的集體決策，而非毛個人的戰略意圖。
毛澤東原本倡議在黔北建立根據地，鞏固紅軍力量，然而這一戰略方針並未得到繼續推進。中央紅軍的北上戰略，實質上是一條充滿變數和挑戰的道路。
1月19日，紅軍分三路北上，意欲跨過赤水河。初戰遵義，紅軍占領城鎮，但接下來的戰役並非輕松。
紅軍在土城遭遇強敵，這一地點關系到是否能順利過河。劉湘的部隊守在此地，紅軍的高層一度樂觀，信心滿滿，未料敵軍力量遠超預期。
戰鬥初起，毛澤東並未即刻表態，但在仔細分析後，他指出敵軍的兵力遠不止三團。經驗豐富的他，從敵軍的火力判斷出實際兵力。
這種精準的判斷能力，在紅軍中是難能可貴的。戰鬥激烈進行時，毛澤東緊急調兵，調整戰略，命令紅二師投入戰鬥，並成功地遏制了敵軍的進攻。
朱德要求親征，他的到來助紅軍士氣大振，雖付出了巨大代價，但維護了紅軍的戰鬥力。面對敵軍強大兵力，毛澤東提出了及時撤退的策略，這一策略獲得了周恩來等人的支持。
最終，紅軍按照毛澤東的計劃，成功撤退並過河，毛澤東對每位主要領導的分工都安排得妥當。朱德、劉伯承負責撤離戰場並過河，周恩來負責架橋，陳雲處理後勤。
土城戰役的失利，成為中央紅軍轉變戰略的轉折點。紅軍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意識到堅持陣地戰和消耗戰是行不通的。
1月29日，紅軍渡過赤水河後，在川南面對敵軍的強烈追擊，不得不一邊戰鬥一邊撤退。2月2日的敘永圍攻顯示了陣地戰的局限，盡管激戰一整天，紅軍未能取勝。
這一時期，紅軍的戰略逐漸從陣地戰轉為靈活機動戰。
2月3日晚，軍委調整了行動目標，放棄了固守陣地的計劃，開始考慮更為靈活的行動方案。
2月6日的電報中，朱德提出留在川滇邊境開展戰鬥和建立新蘇區的可能性，顯示了紅軍在戰略上的新思考。
2月7日，中央軍委作出關鍵決策：原計劃的渡江作戰已行不通，指示紅軍轉向川滇黔邊境，以實戰取得優勢。
這反映了紅軍領導層對北進挫敗的現實認識，放棄了渡江計劃，改為在黔西東移，展開新的戰略。
這一策略的變更，從土城戰役後的調整到古藺、敘永的挫折，標誌著中央紅軍的靈活轉型，遊擊戰術再次成為其應對之道。
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的具體作用雖不明確，但其主張的作戰風格明顯影響了紅軍。這種變化似乎是戰爭環境所迫，反映了從量變到質變的戰略轉變。
三人小組，格局形成
當蔣介石的偵察機捕捉到紅軍一渡赤水的動向時，他立即調動了龐大的30萬大軍，分成四路，如猛虎般向紅軍迫近。
在這緊張的背景下，毛澤東冷靜分析形勢，堅定地指示：「只有回師東進，二渡赤水，再占遵義。」
他精準地判斷，敵人的主要註意力集中在川南，而遵義卻顯得空虛無人防守。毛澤東的這一決策，不僅是對形勢的敏銳把握，更體現了他戰略思維的深遠。
接著，面對土城戰鬥的重創，毛澤東提出了整編部隊的戰略性建議，以適應迅速變化的戰場需要。
他提出的具體方案頗具創見：除保留一軍團的師級編制外，其余全部取消，將師長、團長、政委等級別高的官員下放到基層單位，同時對笨重物資進行進一步的精簡。
這一舉措不僅提高了部隊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也極大地提升了士兵們的士氣。
2月19日和20日，紅軍在二郎灘和太平渡再次成功渡過赤水河。
黔軍六個團在婁山關一線試圖阻撓紅軍的東進，但紅軍的行動迅速而果斷。在毛澤東的決策下，他們決定發起遵義戰役，一場關鍵的戰役。
紅五和紅九兩個軍團在桐梓以北的官店構築工事，成功阻滯了川軍南下，為北線的穩定提供了保障。與此同時，紅一和紅三兩個軍團分別向桐梓和遵義發起猛烈攻擊。
紅軍的主力部隊以每日80裏的速度行軍，紅一軍團勇克桐梓，消滅了王家烈部的一個團。紅三軍團則占領了婁山關，殲滅了黔軍的一個團。
到了2月27日，紅軍成功占領遵義，這一戰役殲滅了敵軍兩個師和八個團，俘獲了3000名敵軍。
遵義大捷成為自長征以來中央紅軍取得的最大勝利，不僅驅散了土城戰鬥失利的陰影，更極大地振奮了紅軍的士氣。在遵義，紅軍總部召開了盛大的祝捷大會。
遵義戰役的勝利，大大提升了毛澤東的威望。3月4日，張聞天提議成立紅軍總部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戰鬥命令由毛澤東和朱德聯名下達。
這一提議得到了一致贊同。
自1932年寧都會議被左傾領導者排擠出紅軍領導層後，毛澤東如此重返紅軍的核心領導崗位，正式成為紅軍的主要領導者，其地位和影響力得到了名正言順的確立。
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飛往重慶，策劃新的對紅軍圍攻。面臨敵軍合圍遵義，紅軍計劃撤離，轉向鴨溪。
在這緊急關頭，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從而鞏固了毛在紅軍中的地位。
毛澤東此時的崛起，正是「時勢造英雄」的體現：機遇、努力和智慧共同塑造了他在歷史的舞台上的地位。此時，博古、李德等人已淡出一線，中央紅軍的決策權趨於集中。
但3月10日，林彪和聶榮臻提出的前進打鼓新場的建議，卻讓毛澤東措手不及，盡管他爭辯無效，甚至以辭職相威脅，也未能改變局勢。
毛澤東求助周恩來，最終獲得支持，平息了這場爭議。當時紅軍采用猴場會議的議事原則，限制了軍事決策的權力，這對毛澤東而言是個障礙。
經過協商，3月12日，在茍壩成立「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任團長。
這標誌著毛澤東真正進入紅軍決策的核心。
戰略巧思，紅軍奇跡！
毛澤東掌握中央紅軍指揮權後，面臨的困境依然嚴峻，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緊追不舍。毛需用實際行動證明其軍事思想的正確性，並指引紅軍找到立足之地。
三渡、四渡赤水的成功，是毛遊擊戰術的典範，幫助紅軍擺脫圍剿，鞏固了其在紅軍中的權威。
3月14日，紅軍攻打魯班場的周渾元部，面對敵強我弱的局面和敵占有利地形，紅軍取得局部勝利，但未能全面擊潰敵人。
15日，中央軍委決定主力撤出戰鬥。隨後釋出【三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16、17日紅軍成功渡過赤水，脫離圍剿。
國民黨軍誤判紅軍位置，紅九軍團偽裝成主力分散敵人註意力，中央紅軍則向黔北轉移。
至3月底，紅九軍團繼續迷惑敵人，中央紅軍主力南下。3月31日，紅軍南渡烏江，4月初逼近貴陽。
4月8日，紅一軍團攻占紮佐鎮，威脅貴陽。蔣介石急召滇軍支援，卻為紅軍開啟雲南大門。
4月23日，紅軍順利離開貴州，進入雲南，展現了毛澤東領導下的紅軍機動靈活，策略精妙。
從5月3日至9日，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巧妙指揮下，渡過金沙江，巧妙地脫離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
仿佛一條機敏的飛龍，在戰場上忽東忽西，忽左忽右，令蔣介石及其部隊目眩神迷，無法捉摸紅軍的真正意圖。
這一段期間，中央紅軍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其行動快速而難以預測，徹底顛覆了國民黨軍對戰場的控制。
從魯班場戰鬥到三渡赤水，整個行動僅用了短短3天時間，而四渡赤水與三渡赤水之間的間隔也只有4天。
相比之下，一渡赤水從1935年1月19日的作戰計劃頒布到1月29日紅軍完成渡河，前後歷時11天。
二渡赤水從1月29日紅軍進入川南開始，到2月21日才完成。這些差異背後的原因何在呢？
在一渡、二渡赤水時，中央紅軍還未完全掌握運動戰、遊擊戰的精髓，更多堅持陣地戰、消耗戰，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選擇撤退；而到了三渡、四渡赤水，戰術行動更加明顯，顯示了中央紅軍在運動戰、遊擊戰思想指導下的靈活機動。
如果說一渡赤水後的紮西會議標誌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回歸，那麽三渡、四渡赤水則是其軍事思想在全軍上下得到完整貫徹的證明。
這不僅讓毛澤東在紅軍中站穩了腳跟，更是讓他的軍事思想深入人心。
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的指揮藝術達到了巔峰。國民黨軍雖然原本處於主動地位，但對於紅軍的動向判斷不準，行動慢半拍，陷入了被紅軍巧妙操控的困境。
紅軍的勝利不僅歸功於毛澤東的高超指揮，還在於紅軍戰士的頑強戰鬥精神和嚴密的保密工作。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紅軍在艱難環境中取得勝利的關鍵。
兵者，詭道也，致勝之道在於指揮員的智慧和戰鬥員的勇氣，這一點在四渡赤水的戰鬥中得到了完美體現。
參考資料：四渡赤水與毛澤東在黨內的重新崛起 萬義兵
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毛澤東:從幫助者到一把手 胡兆才
黨史文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