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途中重病倒下。
臨終時，他賜書扶蘇曰：「與喪會鹹陽而葬。」這是一句隱語，趕緊回到鹹陽主持葬禮，言外之意就是繼承帝位。
但這次權力交接相當倉促，秦始皇直到病重時才確定嗣君，此乃政治上的大忌。隨後，秦始皇在沙丘病逝，趙高說服皇子胡亥、丞相李斯合謀篡改遺詔，逼死扶蘇，秘不發喪回到鹹陽，擁立胡亥繼位，是為秦二世。
在司馬遷筆下， 沙丘之變 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陰謀之一，胡亥詐立是秦朝暴亡的重要一環，它使得這個新生的朝代喪失了一次可能的轉機，從而加速其滅亡的速度。千百年來，這一「史實」幾乎成了共識。
不過，也有歷史學家對此政治陰謀提出真實性質疑。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指出，【史記】中李斯和趙高的密謀、趙高勸胡亥奪位的計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曉，當事人更不會事後外泄，沙丘之變應有後人「創作」的成分。然而，我們畢竟沒有接觸到異於【史記】的敘述，便無從推翻這一記載。
近些年來，一些地下文獻重見天日，沙丘之變的另一副樣貌出現了。人們不禁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難不成秦朝政治史真的要覆寫了？
01
2015 年，【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全文公布了漢簡【趙正書】的內容。
趙正即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嬴政）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趙正書】記錄了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至秦亡的部份歷史細節，正是【史記】中胡亥詐立的時間段。
【趙正書】的開篇就和【史記】很不一樣：「昔者，秦王趙正出遊天下，還至柏人而病。病篤，喟然流涕長太息，謂左右曰: 天命不可變歟？吾未嘗病如此，悲□……」秦始皇為自己算過命，到五十歲就會死，他出遊天下正是為了逆天改命，沒想到最終還是生了一場大病。
秦始皇預感自己行將就木，於是召見李斯說道：「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後不勝大臣之紛爭，爭侵主。吾聞之：牛馬鬥，而蚊虻死其下；大臣爭，齊民苦。吾哀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他害怕身故之後，大臣內鬥，殃及小民，便讓李斯推薦嗣君。
李斯並沒有立刻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大肆吹捧秦王功業，說自己會鞠躬盡瘁。秦始皇流淚說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
於是，李斯和馮去疾頓首進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
秦始皇曰：「可。」
此時，趙高還只是一個戴罪的「隸臣」，沒有資格參與其中。按照這一敘述，胡亥乃是合法繼承皇位，自然就不需要透過陰謀奪取皇位。
【趙正書】之後的內容基本與【史記】相近。胡亥繼位之後，殺扶蘇、蒙恬，子嬰進諫，胡亥不聽。後欲殺李斯，李斯在獄中為自己抗辯，自呈七罪，實際是陳述自己的功勞，胡亥還是不聽。在【趙正書】中，很多決策都是胡亥自己做的，而非受到了趙高的唆使。
當胡亥下令誅殺李斯時，子嬰再度進諫：「不可。夫變俗而易法令，誅群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使以法縱其欲，而行不義於天下臣，臣恐其有後咎。大臣外謀而百姓內怨。今將軍章邯兵居外，卒士勞苦，委輸不給，外毋敵而內有爭臣之誌，故曰危。」這一段【史記】未載。
最終，胡亥還是殺了李斯，讓趙高行丞相事。沒過多久，趙高殺了胡亥，章邯回師鹹陽，殺了趙高。至此，全文結束。
【趙正書】最後還有一句評語：「曰：胡亥所謂不聽諫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國亡。」胡亥是因為不納諫才導致亡國。這說明，【趙正書】在成書之後還流傳了一段時間，抄寫者以史為鑒，便加了一段評語。學者推測【趙正書】大概成書於西漢早期。
可以想象，【趙正書】的作者和司馬遷在撰寫作品時，應該參考了部份相同的史料。只是出於某些原因，他們對於秦二世繼位一事的記錄產生了矛盾之處。
2013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簡牘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全文如下：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大意為，始皇帝死了，我奉遺詔繼位。我為父皇安排了盛大的宗廟儀式，廢除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天下更始，我當減緩刑罰，撫慰天下，施惠百姓，寬待縣吏。換言之，胡亥即位之後，為了籠絡人心、穩定政局，向天下宣示自己是一個禮敬父親的好兒子，寬仁待民的好皇帝。
這一段文字似乎可以和【趙正書】相印證，但並不能成為有說服力的證據。畢竟，哪一個皇帝在即位之後不是把自己包裝成賢明的聖君？假如胡亥真如詔書裏說的一樣，那麽他的歷史評價便不會如此之低了。出土文獻的價值，在於它們深埋地下，避開了後世人們出於各種動機的篡改。然而，只要是人寫的東西，就避免不了有意無意的「修飾」。
回到開頭的問題，秦二世到底是不是合法繼位？其實，可以換一個問法，是相信【史記】，還是相信【趙正書】？一個是職業史官司馬遷寫下的巨著，一個是不知為何人寫下的類似小說家言的作品。兩相比較，似乎高下立判，但這依然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02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胡亥登上歷史舞台。這一年，秦始皇出遊，「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此時，胡亥已經年滿二十，秦始皇帶其出巡，不單單是遊山玩水，應有訓練政務之意。
當時，困擾秦始皇最大的問題就是東方社會的貌合神離。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更像是一場失控的文化戰爭。翦伯贊曾說：「秦代的政府不是一開始就準備對於古典文獻，不分青紅皂白，非秦者燒；對於知識分子，不問輕重首從，反秦者坑。反之，他們曾經從六國的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幾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獻，我們因知焚書坑儒並不是秦代政府預定的計劃之執行，而是逐漸演進出來的。」
封禪時，有人譏諷「秦始皇遇風雨」；在鹹陽宮設酒宴時，有人公開主張分封，反對郡縣制；追求長生時，有方士非議皇帝濫殺……這些事件，前後相銜，不斷層累，加劇了秦始皇內心的緊張。如此一來，秦始皇必然擔心未來的嗣君會不會投向東方，顛覆自己開創的豐功偉業。這可能也是秦始皇晚立嗣君的原因之一。
這時，扶蘇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蘇想為秦朝爭取一個安寧的輿論環境，安撫東方精英，徐徐圖之。然而，容忍這些反體制的議論，無異於站在了秦始皇的對立面。接著，扶蘇就被派往上郡監軍。
扶蘇為人仁厚，能夠與東方精英合作，看起來似乎是秦朝轉型的最佳人選。然而，也正是這些優勢，使他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越來越低。扶蘇外放的兩年後，收到了賜死的詔書，蒙恬勸他不要輕易自裁：「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扶蘇卻說：「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如果不是扶蘇性格太過迂腐，那便是他已經知道父親棄用自己之意，故絲毫不懷疑詔書的真假。
扶蘇離開政治中樞之時，胡亥請求跟隨秦始皇出巡，得到了同意。
賈誼曾記錄胡亥的一則童年故事：「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胡亥身為公子，卻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踐踏群臣的鞋子，不知禮節。然而，他的一眾兄長不敢指責，只能嘆息。這足以證明胡亥在諸公子中的特殊地位。
胡亥長大之後，趙高為其師。趙高此人「通於獄法」，與東方精英不是同路人，不正符合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以吏為師」的宗旨嗎？而且，他與蒙氏兄弟交惡，與軍功將領也不是同路人。值得一提的是，趙高犯罪之後，秦始皇讓蒙毅「以法治之」，使二人交惡，但最後主動赦免趙高的還是秦始皇。
「底牌」已然清晰可見：站在扶蘇這邊的，是軍功集團，估計還有一些東方精英；站在胡亥這邊的，是尚法的趙高，以及自始至終支持秦始皇的丞相李斯。
這樣看來，秦始皇立胡亥為繼承人是相當合理之事。
司馬遷說秦始皇臨終指定扶蘇為繼承人，但【史記】中也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記載，透露出秦始皇矚意的人選是胡亥。
比如，【史記】記載，胡亥繼位之後，欲殺蒙毅，對其說道：「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此處顯示秦始皇曾有意立胡亥為太子，蒙毅不同意。
對此，蒙毅反駁道：「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蒙毅承認胡亥為太子，還說秦始皇立胡亥是「數年之積」的鄭重考慮，他怎麽敢反對？當然，蒙毅完全可能是出於自保才說的這番話，但是，「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應是事實無疑。
胡亥繼位之後的所作所為，頗有遵循秦始皇之意味。他也模仿父親巡遊天下，回到鹹陽之後，趙高進諫：「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胡亥開始常居禁中，很多人由此將胡亥視為趙高的傀儡。其實，居於深宮是法家的統治術之一，所謂「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當然，即便我們相信胡亥是合法繼位，也改變不了他是一個昏庸殘暴之君的事實。他既無其父的手段，又在危機重重時對內行殺戮之道，對外濫用民力，必然亡國。
03
沙丘之變的疑點還有很多。
不管是早於【史記】的【新語】【新書】【淮南子】【春秋繁露】，還是稍晚的【鹽鐵論】等，都很少涉及二世篡位的問題。這本是否定秦朝的一大關鍵，沒有道理不拿出來大說特說，但除了【史記】，漢初的文獻鮮少提及。陳勝起義時說：「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這段話裏，陳勝強調的是扶蘇比胡亥更適合為君，假如扶蘇為嗣君，直接斥責胡亥篡位即可，無須糾結當不當立。
在【太史公自序】中，有這麽一段話：「始皇既立，並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幹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交代【史記】各個章節的寫作理由，完全是出自自己之手，不需要參照史料，卻沒有懷疑胡亥繼位的合法性。
這麽多疑點擺在一起，是不是說明司馬遷有「發明歷史」之嫌疑？
【史記】中，關於胡亥篡位的言論不止一處。漢高祖劉邦想要易儲，立戚夫人之子劉如意為太子，結果遭到了功臣集團的反對。叔孫通說：「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樊噲等人說：「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可見，漢帝國統治集團都認為胡亥乃是篡位。
【史記·李斯列傳】載，秦二世即位之初，對趙高說：「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趙高回答：「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言下之意，秦二世地位並不牢固，公子懷疑，大臣不服，必須要下殺手才能確保帝位不失。
事實上，秦二世的確在很短的時間內大行殺戮之事：長子扶蘇、大將蒙恬、大臣蒙毅、丞相李斯、重臣馮去疾、馮劫、秦二世的兄弟姐妹……這般景象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史記】載：「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秦二世派使者對公子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回答：「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說：「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也就是說，將閭毫無入罪的嫌疑，使者無法解釋，只能說這是上面的意思。將閭自知難逃一死，仰天大呼，喊天三次: 「天乎，吾無罪！」於是同兩位弟弟拔劍自殺。
另一位公子高在看到宗室相繼被處死之後，本想逃走以求生，但念及家人很可能因此遭遇不幸，於是主動赴死，得到了一個「體面」的結局。
【史記】中還有一個細節：「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這裏的「少近官三郎」，【史記索隱】認為是中郎、外郎、散郎，【史記正義】認為是議郎、中郎、散郎，無論哪一個說法正確，都指的是皇帝身邊的「近侍之臣」。不難推測，這些人都是被殺人滅口了。如果沒有沙丘之謀作為背景，很難理解秦二世如此濫殺的行為。
胡亥篡位一事，散見於【史記】各處，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證據鏈」，如果是司馬遷「造假」，那將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至少可以說明，在西漢初年，人們對於秦亡的記憶中就有胡亥篡位的景象，司馬遷只不過是將這種記憶忠實地記錄下來罷了。或許，【趙正書】代表的是另一種歷史記憶，只是這種記憶被人遺忘，埋進了土裏。正如秦二世緩刑恤民的文告傳到了益陽，但人們依然認為胡亥不當立。
關於沙丘之謀，距離秦亡僅有百年的司馬遷，尚無法探明真相，今人距離秦亡已有兩千余年之久，看到的材料也遠遠少於司馬遷，自然無法輕易得出結論。因此，在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之前，司馬遷的敘事不能輕言覆寫，但是可以保持存疑的態度。
04
秦為何亡？漢為何興？這是西漢人反復追問的問題。
楚漢時期，人們認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就是說，皇帝之位就在眼前，大家各憑本事，能者居於其上。賈誼【過秦論】裏說：「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函谷關一被攻破，曾經橫掃天下的秦軍露出疲態，人們意識到，關中之地，並非固若金湯，反秦實為有利可圖之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懷王之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漢高祖五年（前202）， 劉邦置酒洛陽南宮，讓部下議論自己為何有天下，項羽為何失天下。眾人說「陛下與天下共其利」，劉邦則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藏在這句話背後的是這樣一個觀念：劉邦依靠個人魅力，獲得了人才的支持，奪得了天下。一切都取決於人。
漢初，有識之士觀察歷史的每個角落，分析各種人力造成的歷史可能性。【趙正書】的結尾說「胡亥所謂不聽諫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國亡」，便是提供了一種解釋。類似的解釋還有很多，二世殘暴，權臣傾軋，刑罰太過，內部離心等等。
一旦江山穩固，「人」的力量便不合時宜了。陸賈曾對劉邦說：「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對此「不懌而有慚色」。漢興既然不是必然，那麽有人取而代之也是合理之事。後來，劉邦討伐黥布時受傷，呂後請人醫治，劉邦罵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此時，秦亡漢興已經籠罩上一層「天命」的外衣。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候，恐怕也非常迷惘。一方面，【史記】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帝國墜落的圖景，各路諸侯紛紛登場，展現「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博覽群書之後，無法不生出這樣一種感慨，漢興難道不是天命嗎？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說：「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古代帝王耕耘數十年才得以在位，而漢之興起也就短短數年的時間，面對如此奇怪的歷史走向，司馬遷不由得發出感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如今的我們看待秦亡漢興，雖然不致發出「豈非天哉」的感嘆，但總是會歸於某種興亡交替的規律，似乎一定要有某種決定性的力量，推動著歷史的發展。人向「天命」低頭，實乃本性使然。立足於此時、此地，人們必須為自身的存在尋求某種確定性。歷史紛繁復雜，但往往只需要一個真相。
回到秦二世繼位之謎，【史記】中的種種疑點，或許正是司馬遷掙紮於天命與人力之間留下的痕跡。而司馬遷的迷惘，何嘗不是一種無法破解的歷史困局？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孫家洲：【秦二世繼位「迷案」新考】，【史學集刊】，2022年第1期
侯旭東：【逐鹿或天命：漢人眼中的秦亡漢興】，【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李銳：【<趙正書>研究】，【史學集刊】，2020年第5期
張祚庥：【從「不當立」到「篡位」——關於胡亥即位歷史記憶的演變】，【古代文明】，2022年第1期
